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 9787100044974

Table of contents :
目录 · · · · · ·
前言
第一章 导论
丧失的机遇
第二章 经济理论
经济增长
充分就业
通货膨胀
减少贫困
可持续性
第三章 前工业世界
古代世界
中世纪教会
重商主义
重农主义者
第四章 古典经济学
对重商主义的反应
亚当·斯密
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转变中的古典经济学
古典经济学传统
第五章 异端思想
早期社会主义思想
卡尔·马克思
列宁、帝国主义和革命
福利改革
左派对经济学的贡献
第六章 专业化发展
边际革命
主流新古典主义
来自异端的声音
发展中的专业手段
第七章 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的先驱们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思想的传播
凯恩斯的遗产
第八章 硬通货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米尔顿·弗里德曼
货币主义的遗产
右派对经济学的贡献
第九章 经济学与未来
二十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们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
结论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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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

目

录

一种批判的经济学史 ..........................................................................1 前 言 ......................................................................................4 第一章 导论 ............................................................................13 丧失的机遇 ........................................................................22 第二章 经济理论 ....................................................................30 经济增长 ............................................................................32 充分就业 ............................................................................43 通货膨胀 ............................................................................48 减少贫困 ............................................................................57 可持续性 ............................................................................64 第三章 前工业世界 ................................................................70 古代世界 ............................................................................72 中世纪教会 ........................................................................80 重商主义 ............................................................................86 重农主义者 ........................................................................93 第四章 古典经济学 ................................................................98 对重商主义的反应 ..........................................................100 亚当·斯密 ......................................................................104 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113 转变中的古典经济学 ......................................................123 古典经济学传统 ..............................................................129 第五章 异端思想 ..................................................................133 早期社会主义思想 ..........................................................138 卡尔·马克思 ..................................................................143 列宁、帝国主义和革命 ..................................................149 福利改革 ..........................................................................158

左派对经济学的贡献 ......................................................166 第六章 专业化发展 ..............................................................172 边际革命 ..........................................................................174 主流新古典主义 ..............................................................182 来自异端的声音 ..............................................................190 发展中的专业手段 ..........................................................196 第七章 凯恩斯革命 ..............................................................206 凯恩斯的先驱们 ..............................................................208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213 凯恩斯思想的传播 ..........................................................222 凯恩斯的遗产 ..................................................................228 凯恩斯的遗产 ..................................................................229 第八章 硬通货 ......................................................................237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242 米尔顿·弗里德曼 ..........................................................248 货币主义的遗产 ..............................................................259 右派对经济学的贡献 ......................................................266 第九章 经济学与未来 ..........................................................271 二十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们 ..........................................274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 ..........................................284 结论 ..................................................................................286

3

前

言

1960 年，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在竞选美国总 统时曾许诺要使美国经济保持 5%的年增长率。这甚至比 1964 年 英国大选期间参与竞选的两个主要人物——尤其是在这次大选中 获得的工党候选人哈罗尔德·威尔逊——所承诺的 4%的年增长率 还要高。考虑到美、英两国已经达到的年增长率记录，无论就美 国还是就英国而言，这些承诺都可谓雄心勃勃。不过，这些承诺 也不足为奇。在整个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欧洲大陆各国就曾 经力图实现 5%左右的累计经济增长率。当时的日本则甚至做得更 好，几乎达到了 10%。 然而，实际结果并未如期所愿。1960 年代，美国的累计年增 长率只达到了尚属可观的 4.2%；英国的年增长率降到了可怜的 1.7%。在此期间，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况也并不怎么明显地好。在 那里，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曾分别达到过的 5%和 6%的年均增 增长率，降到了每年只有 2.5%的增长率。在此期间，日本的经济 在 1990 年代之前尽管仍然保持着比以往稍[1]低的增长速度，但到 了 1990 年代，却滑到了几乎为零的增长率水平。 然而，这些令人沮丧的数字却掩盖了一种值得重视的现象。 当所有这些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认为低增长率或预示着更加缓滞 的增长，或在许多情况下预示着不再会有增长。或甚至预示着生 活水平的下降的时候，西方各国的其余一些人却并不这样看问题。

他们认为肯尼迪总统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的誓言已近乎兑现。 他们的实际收入和实际财富呈指数增长。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 由于物价上涨会使现有资本资产（capital assets）升值，所以，信 贷创设（credit creation）便在比先前更大得多的程度上被用于购买 各种现有的资本资产，而不是被用于新的投资。薪金之不成比例 的高增长，税率的降低，诸如股本股票和地产等等有形资产的升 值，这几种情况共同作用，结果使原本已经富起来的那些人更加 富有。在美国，从 1970 年到 1998 年，占人口总数 5%的最富有的 那部分人，其税前收入累计年增长达到的 3.2%，从而使这些人的 年收入比 1970 年高了 2.5 倍。加上对最富有的人的征税下降，也 许会使他们的税后总收入累计年增长率达到近 4%。在欧盟各国， 情况亦几近如此。 国民收入中越来越多的部分积聚到最富有的人手中，这必然 会使其他所有的人的生活比以前艰苦得多。就美国来说，同样是 在 1970 到 1998 年这 30 来年中，所有劳动力每小时的实际工资非 但没有增长，反而略有下降——这种结果在 1960 年代可能会被当 作不可能的事情而不予考虑。就那些失去工作的人来说，情况则 更加糟糕，尤其是在里根和老布什当政期间。从 1980 年到 1992[2] 年，占美国人口 20%的最低收入者的实际收入下降了 6%。在欧洲， 同样的趋势则以与此很不相同的另一种方式反映出来。在那里， 按钟点计酬的劳动者们的生活水平在有工可做的情况下大体上与 全国 GDP 增长速度同步增长；大量向最富有的人群手中积聚的实 际收入，来自因不再工作而生活水平严重下降的人群。1973 年， 几乎每一个想拥有一份工作的西欧人都会拥有一份工作。到 1990 年代中期，欧盟的平均登记失业率则达到了 11%，尽管这一数字 还是一个大大低估了实际失业率的数字。国际劳工组织（ILO）提 供的数字表明：如果把那些虽未登记失业、但如果有合适的工作 5

岗位的话仍然希望工作的人们计算在内，那么，欧盟的失业总人 口将增加 50%。 上述这些趋势，并非只发生在某国国内的事。它们也发生在 国与国之间，而且特别是也发生在世界各地属于不同类型的国家 和地区之间。其间也有一些显著的成功事例，尤其如中国香港、 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等“四小虎”的经济。当西方各国的经 济呈现出如此糟糕的境况的时候，除 1990 年代的日本之外，包括 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各国在整个这一时期却自始至终保持着巨大 的调整增长。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令人绝望的衰败事例。 许多非洲国家（尤其是撒哈拉沙漠南部各国）的生活水平根本看 不到任何提高，因为，无论这些国家收入的增长有多少，都会毫 无遗留地被本国人口异常高的增长率所吞没。 事情何以如此呢？经济增长率为什么会像它们在西方即各发 达国家那样极端动荡呢？为什么尽管目前物价上涨这么慢，但通 货膨胀[3]的阴影却仍然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在当今世界上，为 什么无论是收入的分配还是财富的分配都已变得这么不均等？与 我曾经写过的其他著作一样，本书力图揭示以往人们是如何并因 何容许上述这些情况得以发生的，同时，为使同样的趋势不再成 为事实，人们过去本来应当怎么做？将来需要怎么做？对这些问 题，本书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以前的著作都集中在经济史上 面，用经济史来提供一种历史脉络，以说明在这种历史脉络中种 种经济事件和经济趋势何以会以其各自所是的情形得到发展。现 在这本书探讨的主题与以前相同，但却换了一个角度。本书的注 意力不是集中在一些事件（events）上面，而是集中在一些观念 （ideas）上面。其目的主要不在于记载并叙述实际发生的经济事 件，而在于从人们据以作出种种判断的那些变幼不定的信仰和概 念框架着眼，描述和分析经济学观念本身的事情。各持己见的人 6

们是如何看待正在发生的事情的？诸多当事人怎么会相信应当遵 奉种种“如此这般”的政策？他们为什么会认为是“这些”政策 而非别的政策是可取的、重要的并因而最有可能是富有成效的政 策？ 因此，本书随后各章讲述的是一种经济观念史，但却是在一 种批判的眼光观照下的经济观念史。所有的尝试，都致力于尽可 能公正地阐明由在经济学发展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们提出的 那些观点，但却并不限于仅仅估量这些人各自所产生的影响。依 据我认为应当运用的特定评价标准，从长远的历史视野看问题， 来评价这些人各自提出的观点（尤其是那些较重要、较有影响的 人物的观点）究竟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呢，抑或是错误的，这也 是本书的内容之一。鉴于这些评价标准对于随后所谈的全部话题 都明显具[4]有关键意义，有必要先对这些评价标准加以交代。 全书的出发点在于：依我之见，作为一门学说，经济学在很 多重要方面都状况欠佳。诚然，经济学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些细 枝末节的事情，但本书所要论证的是：这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不应 当成为经济学的主要聚焦点。相反，经济学的首要作用应当是为 在经济增长、就业和通胀、减少贫困、确保一种可持续的未来等 方面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提供答案。如何判定某种经济增长率是否 可取？怎样才能保持充分就业？假定前两个目标都达到了，那么， 怎么才能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怎样才能控制贫 困率使之不致上升？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目前研究和教学领 域中的经济学理论，没有有关这些问题的答案，并且从未作出过 回答。对于曾经对经济发展道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大多数经济学 家来说，这里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然而，他们 却从未提出过一种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用以回答“如何使所有 这些目标都得到实现？”的问题。因为——就像本书也将阐明的 7

那样——我相信，应当是有办法可以使所有这些目标都得以实现 的；因此，用来评判以往经济学思想的发展进路的标准也就明朗 起来了。将运用这一标准来进行的检测是：对于引导我们接近于 “为前面开列的核心论题找到答案”这一目标来说，那些在经济 学以往的发展进路的形成过程中起过重大作用的经济学家们做出 的贡献的程度究竟怎样。 要探讨这么一个问题，自然会面临不少挑战，即使暂且不说 为了提供讨论问题所需要的基准就必须弄明确是否真正存在对前 段[5]所列那些问题的答案。当下一章给出许多论证来说明应当相 信前段所列问题是有答案可寻的时候，读者还是将不得不自己来 做判断。尤其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要对自从有了作为一 种观念体系的经济学以来各个不同的思想家各自在经济学上的影 响和重要性持一种理性的公允之见。我希望我有独立核算说自己 已经读过了每个思想家所有的原著。遗憾的是，尽管我确实读过 他们中间许多人的书，但无疑仍然不能宣称自己已经读遍了所有 应读的汗牛充栋的相关资料。在对我最有帮助的那些文献资料中， 包括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写的言 简意赅、特别具有可读性的《经济学史——作为现在的过去》（A History of Economics——the Past as the Present） 。埃里克·罗尔（Eric Roll）的《经济思想史》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马克·布 劳格（Mark Blaug）的《经济周期回顾》（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和亨利·威廉姆·施皮格尔（Henry William Spiegel） 的《经济思想的成长》（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都为 我提供了更具广泛性的信息。问世时间比上述著作晚得多、并且 比我要同情货币主义观点的一本书是马克·斯库森（Mark Skousen） 的《现代经济学的形成》 （The Making of Modem Economics）。对 当前经济思想持更加批判的态度的是史蒂夫·基恩（Steve Keen） 8

的《揭露经济学的真相》 （Debunking Economics）。其他对我来说 非常有帮助的出版物包括《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The New Palgrave —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这本词典收录了许 多珍贵的参考资料）和约瑟夫·A·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 的《十大经济学家》（Ten Great Economists）。[6]另外还有约瑟 夫·A·熊彼特的另一本书，即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这本书的卷帙之浩繁达 1200 多页。雅各布·瓦 伊纳（Jacob Viner）在这本书初版不久为这本巨著写的书评中，表 达了这么一种看法： 在这本书中，有许多内容不是冗言赘语式的、不切题的、 晦涩难懂的、充满强烈偏见的、自相矛盾的东西，就是 于读者的理解毫无帮助或甚至有害的东西。如果撇开这 些不论，也还是应当说书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足以在 广阔的范围内构成对我们这门学科曾经经历的分析性的 历史所做的最富建设意义、最有原创性、最渊博且最为 杰出的贡献。 关于对熊彼特的这本书无论如何不失为一本真正令人瞩目的著作 的评论，我倾向于更强烈地赞同瓦伊纳这段话的前半部分而不是 后半部分。上述这些文献资料，构成了我据以选定哪些经济学家 作为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的主要文献资源。除此之外，还有我曾 经读过的许多其他著作和文章，它们也对形成我的评价发挥了作 用。本书从第 214 页（此页码系英文版页码——译注）开始的《参 考文献目录》 ，就列出的是我认为其中最具重要意义的一部分。还 应当提到《经济学家》（Economist）这份杂志。从 1950 年代末、 1960 年代初作为一个本科生开始直到现在，我几乎每星期都读这 9

本杂志。对于帮助我判断哪些经济学家看来是二十世纪后半期最 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这些文献尤为重要。在这方面，我基本不 能依赖别人的观点，因为据我所知，近期在这方面并不曾有过全 面性的尝[7]试——这种尝试无论如何当然都只能说是一种推测性 的。虽然说，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中谁将成为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已 经显得很清晰了，但是，在有可能接近于就“谁是这一时期最有 影响的思想家”形成决定性的意见之前，也还是需要花费更多的 时间的。 使得我能够对本书覆盖的各项主题予以探讨的更为广阔的背 景是：我曾经极为幸运地在很长一个时期中拥有一种广泛的社会 联系。其中所有与我接触过的人，都曾分别以不同方式赞同的在 这本书中所反映出的观念，并因而对书中包含的东西产生过影响、 做出过贡献。在这些人中，不幸于 1997 年去世的肖恩·斯图尔特 （Shaun Stewart）是最重要的导师。我一直都在努力奋斗，力争能 够赶上他在彻底性、分析能力和知识的缜密性等方面为我树立的 楷模。我曾经与布赖恩·古尔德（Bryan Gould，他现在已返回其 故乡新西兰）合写过一本书，那本书出版于 1982 年；此外我们还 合写过一系列小册子、课程说明书和论文。在曾经与我一起分享 过本书随后几章中所论述的对经济政策的看法的人们中间，有好 几位资深的工党政治家，其中曾经在上议院供过职的包括道格拉 斯·杰伊（Douglas Jay）、彼得·肖尔（Peter Shore）和爱德华·巴 伯（Edward Barber） ；在供职于英国议会（MPs）的人员中，奥斯 汀·米切尔（Austin Mitchell）是一位特别忠诚和乐于助人的同事； 在供职于议会以外的其他人员中，应特别提及的有布赖恩·伯基 特（Brian Burkett）和他在布雷德福大学（Bradford University）的 同事们。还有查尔斯·斯塔基（Charles Starkey）和爱德华·巴伯， 他们多年来一直不断地给我以支持和鼓励。在政治界之外，部分 10

地是通过经济研究会（Economic Research Council），我应当感谢 克里斯托弗·米金（Christopher[8] Meakin）和杰弗里·加德纳 （Geoffrey Gardiner），他们不辞繁劳，向我提供了许多详细的评 注，对这些评注我几乎全部予以采纳，并在本书的尾注中致以谢 忱。 我还幸运地生活在一个特别在而且善于宽容的家庭中，并且 经营着一家很殷实的企业，足以为我提供文秘和计算机系统方面 的便利。这些都是无价之宝。我的夫人（Barbara） （她是一位出色 的学者）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读过本书的草稿，并且与查尔 斯·斯塔基串通一气，坚持要求本书做到简洁明快、句子干炼、 少用副词。我的妹妹埃莉诺（Eleanor）和她的丈夫斯蒂芬（Stephen） 让出他们位于法国南部阿维尼翁附近的卢伯伦的房子，供我研究 和写作之用，以免我受到在伦敦生活所可能受到的各种打扰。我 的母亲也在她相距不远的家中容忍我利用周末进行写作，在给我 以款待的同时又能够避免使我分散精力。在我的办公室，简（Jan） 和珍妮特（Janet）因为我要求她们做过许多额外的、与我的写作 相关的事，曾经非常温和地向我提出抱怨。 最后，应当对自己著作中的内容承担责任的人总是作者本人。 在这里，就像在我的其他著作中一样，我也诚惶诚恐地承担起这 种责任。本书涉及的主题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书中表达的观点亦 非老生常谈。对于一向被人们称作经济学专家的许多人，我的评 价并不怎么高。我的确赞同约瑟夫·A·熊彼特早在几乎半个世纪 前就说过的这么一种观点： “任何时候，包括现在，以各个阶段的 需要为立足点来判断（而不是以较晚一个时期的标准来判断理论 之始终如一的本来面目） ，经济学理论的绩效总是低于人们的合理 期望，并有加以适当批判的余地。”然而，尽管如此，对已被人们 普[9]遍接受的观点提出指责，总归是一种危险的事情：要么很容 11

易被人置之不理，要么会被人们嗤之以鼻。不过，我不相信本书 中的观点应当受到这样的待遇；所以，我请求您以非常开放的头 脑来读随后各章。让我们看看我能否说服您相信以下观点，即： 当前正在向人们讲授着并被人们实践着的那些经济学理论，有许 多依然是错误的；而事情之所以会如此，有其重要的可以理解的 理由；要找到一种更好的可供选择的见解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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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导论

让我们别在老地方兜圈子了；不如让我们为即将到 来的事做好准备。 西塞罗（Cicero，公元前 106—公元前 43）

经济学是本书认为需要对之予以严肃指责的一门学科。当然， 自从人们普遍认为亚当·斯密以其 1776 年发表的《国富论》一书 宣告了这一学科的问世以来，在已经过去的二又四分之一世纪中， 经济学确实有所进步。至于对这门学科提出指责的理由，则是一 个复杂的、需要更加细心体悟的问题。例如，它所取得的成就并 未像它本来能够本来能够取得并且应当取得的那样多；本来可以 避免的错误却一路发生下来；存在许多“半拉子工程”；等等。 对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可以简单地加以 表述。它没有就如何统筹兼顾地实现为大多数人所明显期望实现 的种种经济政策目标形成普遍公认且富有启发性的理论。所谓“为 大多数人所明显期望的经济政策目标”包括：合理而可观的经济 增长率；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处于可被接受的低水平；减少贫困 ——至少是减少极端贫困；一种可持续有前景。当然，有的人可 能会比别的人更强调这些目标中的一个或多个目标。极少数人也 [11]许会认为这些目标中的的目标压根儿就不是正确的目标。不过

有一点不难相信，即：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人们都会赞同确定一 个综合性的目标，例如：经济年增长率 3%或 4%或可能更高些， 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能够有一个与合理的报酬相联系的工作岗 位，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5%或在可能的情况下再低一些，财富和收 入的分配能够确保避免明显的贫困，以及一种从生态学角度来讲 可行的未来前景。 以西方各国中最成熟的经济情况（即使这些经济中也有许多 令人很不满意的地方，更不要说那些比这些更糟糕的经济了）的 眼光来看问题，前文提出的各种目标组成有集合体也许显得是一 种空想。因而有必要提醒人们注意：那些状况，正是发达国家中 的许多人所清楚地记得的状况。它们是几乎所有的西欧各国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四分之一世纪中的标准状况。而在日本，它们则 以甚至更令人瞩目的程度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都是标准状 况。别的地方，记录则较为斑驳陆离。除去最近（可能是不具持 续性的）一个时期之外，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一般来说不仅比其在 20 世纪 20 年代慢得多（从 1921 年到 1929 年，其年增长率平均为 4.8%），而且比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慢得多（1938 年到 1944 年，美国经济以 13.6%的累计年增长率实现了惊人的扩展）。从 1933 年到 1937 年，英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是 4.6%，以后再也没有达 到过这样的增长率了。的确，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西方各国 的总体画面是一副慢速增长的画面：国民收入的年增长率刚刚超 过 2%；如果把人口的增长考虑在内，则每个人的人均产值比这不 要少得多。在此期间，（尤其是在欧盟各国）失业问题也[12]像美 国经济中到处都通过惊人的低生产率和低工资反映出来的不充分 就业问题一样成了一个大问题。尽管这期间曾经采用多种手段（从 采用使美国监狱中的人数增长 4 倍的作法开始，一直到采用有时 令人怀疑期价值的大规模扩张高等教育的作法把相当多的人排除 14

在潜在的劳动力之外），但上述情况还是发生了。用历史的标准来 衡量，通货膨胀率在 1970 年代很高，1980 年代低了一些，但眼下 当我们步入 21 世纪的时候，则显得不怎么成为问题了。与此同时， 对于许多人来说，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明显令人难堪地变得特别不 均等。 尽管上述情形几乎是所有西方各国都是不同程度地不得不承 受的事情，但不并不能说在其他一切地方都是如此。在世界上的 许多地方，可以看到的经济状况更多地类似于西欧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发生的情况。尤其对于许多环太平洋国家来说，情形更 其如此。有人曾经认为：在这些国家中，许多国家的经济之所以 能够做得这么好（尽管其间出现过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国家都曾经 遭遇到 1997 年的混乱），是因为这些国家尚处于“追赶”的阶段， 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跌入许多西方国家都曾意外遭遇到的缓慢 增长模式之中。然而，这种论点看来是越来越令人难以信服了， 因为，环太平洋国家的生活标准已经接近并且在某些方面现在已 经超过了西方国家，但却看不出什么增长率下降的迹象。中国台 湾省的人均收入目前已快要超过英国，而其当前的增长率虽然没 有以往那么高，但也并未表现出下降到西方的水平的迹象。再说， 如果拥有世界最高生活水准之一的美国能够在 1990 年代末期实现 GDP 平均年增长率 4%左右的成绩，难道还能够说你要快速增[13] 长就必须努力追赶吗？ 既然为占人类大多数的人所渴望的那些经济状况曾经在世界 上许多地方的若干长时期内得到过实现，那么，为什么它们不能 在世界上所有地方的所有时间都得到实现呢？这正是本书所要讨 论的根本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一种可能的答案就是认为：这些 状况只能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中才能实现，而对于在这些环境中由 各种实践性的政策构成的结合体，人们并不能合理地期望对它加 15

以复制，因而，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承认下述道理，即：在现实中 有可能达到的最好结果，就是实现一种与理想状况相比显得稍微 不那么令人满意的一种结果。这种答案看来的确就是大多数职业 经济学家及其为之作顾问的政策制定者们所赞同的一种答案。它 好像也是几乎所有社会公众所接受的一种观点，至少在西方国家 是如此——由于受四分之一世纪以来相对令人沮丧的种种体验的 影响，西方国家社会公众的期望值已经逐渐降低，并已不再指望 一切事情都会更好。不过，也有另一种可能性，即：实际上还是 有一些能够导致人们所渴望的经济状况的政策的，只是现行的经 济学并没有向人们指出如何达成这些政策罢了 难道这就是可以想像到的答案吗？人们把研究发展着的经济 作为自己的学科主题，并为之付出了无数的智力辛劳，结果却不 知怎么地竟然未能找到利用于解决人类在处理经济问题时所遇到 的关键难题的钥匙——尽管这些钥匙事实上确实存在着，这可能 吗？本书认为这确实不仅可能，而且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也就是 说，有可能提出一些普遍的解决办法，来处理“把适当的经济增 长与就业、控制通胀、减轻贫困和可持续性相结合”的问题，本 书第二章就[14]给出了这些解决办法。各种主流经济学为什么未能 提供这些解决办法呢？本书其余各章的目的就在于说明：为什么 说导致经济学未能提供这些解决办法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经济 学学科以往的发展进路。 这并不是不论经济学研究在许多分支学科中都取得了重大的 技术性进步——这些进步的长期积累本应使各种经济问题变得更 易于解决。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对解决全部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种种 复杂问题来说有轻而易举策，也不意味着有什么只要轻轻一挥就 可以毫无痛苦地治好全部现代社会经济病症的神奇魔杖。本书所 要提出的主张比这要谦恭得多。无疑，在任何地方，要获得巨大 16

成功，就不能不具备一些条件，诸如负责的政府、努力工作并有 良好组织纪律的劳动力、比较公正高效的法律制度、对特殊利益 集团的某种制约、适当的教育和培训，以及众所周知的为取得合 理的经济成就所必需的所有其他条件。不过在具备了所需要的条 件的情况下，如果这些条件不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使世界上任 何地区都能获得看起来几乎每一个人都希望的那些状况——即把 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适度通胀、不怎么明显的贫穷和可持续性 相结合，那么，为什么事实会证明要复制出这些状况却极端困难 呢？为什么经济学家们会无法讲清该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本书也 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对下述问题给以解答，即：经济学的发 展为什么会遵循了那么一种方式，从而使经济学注定不能就如何 处理前文描述过的那些核心议题提出显然为社会所非常乐于拥有 的、令人信服且被普遍接受的解决办法？尽管随后各章会对与此 观点有关的许多支持性的细节加以补充和叙述，但在这里先对本 书要论证[15]的议题的要点做一叙述，还是有益的。其要点就在于 认为：导致经济学之所以至今依然存在这些重大缺漏的原因，源 于三方面相互作用的因素。 首先，作为一门学科，经济学本来是可以按照与它以往所遵 循的发展路径不同的路径前进的。然而遗憾的是，各种观念所由 之演化而来的那种路径，却经常惊人地——并且是在许多重要领 域——使其走向死胡同。简言之，许多曾经长期发挥影响的关键 性的观念，最后都被证明不过是一些错误的观念。其中三个最明 显的例子（关于这三个例子，后文将有详述）就是：与亚当·斯 密和大卫·李嘉图关系特别密切的劳动价值理论；托马斯·马尔 萨斯竭力维护的人口理论；萨伊定律——萨伊定律实质上认为： 供给会为自己创造需求，因而绝不会有什么不能很快自我矫正的 萧条。其结果是：在 19 世纪提供给经济学的许多思想倾向（其中 17

有些倾向在当今的一些看法中仍然有所反映），都是建立在很不牢 靠的基础上的。 其次，经济学总是倾向于提出种种复杂得令人摸不着头脑但 却极少客观的规范性内容的理论。用以解释这种现象的部分说法 是：虽然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们决不会特别不愿意就事情应当如何 进行发表看法，但是，那些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们中，许多人的 工作更多地在于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加以描述，而不在于为取得更 好的经济绩效提供方案。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自 19 世纪 以来，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学术性的行当而不是成为 始终实践性的学科。但是，无论原因是什么，结果却都是：经济 学政府的增长对政策的发展道路所产生的影响很少，尤其是从 1875[16]年到 1930 年这期间，更其如此。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即：自 1929 年以降，当经济衰退现象冲击世界的时候，为什么大 多数经济学家对于该如何对付这一现象都极少能够说出什么有用 的话来？ 这些还都是事情的将要部分。那些主要的思想家们本该发表 别的一些观点，经济思想本该比其实际被证明的情况更富有成效。 本书所谈的论题的第三个重大构成部分是一个涉及时间更长的问 题。这个问题就是：自从开始有经济思想以来，由于一些完全可 以理解的原因，许多作家和思想家——尽管显然并非所有的作家 和思想家——所开出的药方始终存在着一种绵延不断的倾向，即： 要对这些药方主要面向的那些人有利，而那些人通常是富人、有 权势的人和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要遏制对经济学发展起主导作 用的这一事实，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提出一些足够有力的经济学 观点，以便能够顶住来自社会和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而得到普遍 接受。有些时候，这类观点确实一提出就很快得到了实行；而更 经常地则是一时得不到实行，过此时候以后才会得到实行。如果 18

多一些这类观点得到实行并且早一点儿得到实行，那么，不仅历 史将大不一样，而且人类未来的前景也许会得到很大改善。 因而，虽然各种观点、理论、概念和戒律大量涌现，但是， 由于经济学由此发展非典型肺炎的那种路径的原因，其中很少有 什么经济学理论对事情的原有状况发挥了富有成效的干预。结果， 这些经济学理论并未对可能由大多数负责经济政策抉择的人乱搞 出来的政策造成什么改变。当然，随着环境的变化，政策和为政 策辩护的论证也会发生变化，这一点也可以用来说明经济学思想 的大部分发展。不过，深入来说，这种理论化的过程就内容和结 果而言是一种[17]守旧的过程，它很大程度上以论证原有状况为取 向，因而并没有使实际发生的事情有什么大的改变。即使在一些 持异议的经济学观点确实对社会公认的思想提出了挑战——例如 像马克思在 19 世纪极为杰出地做过的那样——的时候，它们的倡 导者们总的来讲却总是带着太过于明显的私心，容许自己从流行 的经济学理论中挑拣出一些成分来支持自己已然立足于别的立场 构想出来的意识形态主张。大多数思想性的学科与此不大相同。 它们并不带这么浓重的自利自保色彩。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中是没 有那么多意识形态内容的，大多数社会科学中的意识形态内容都 比经济学中的意识形态内容少得多。区别在于：经济学是一门无 与伦比的关乎权力的学科，尤其是关乎为用以在互相竞争的利益 之间对巨大的资源份额进行分配的那种方式做出合理性论证的学 科。这一点使它具有一种为别的学科所不具有的特色。 结果是，在经济学中，具有足够连贯性、清晰、有力、足以 改变思想潮流并因而能对世界的实际运行予以实际改变的新观念 相当罕见。与此同时，却总是有一种明显喜好常规经济学观点的 趋势，即使是在已经有强有力的新观念无可忽视地打破了常规经 济学观点并使得已无法退回到谨慎保守的规范之后，也仍然如此。 19

于是便在经济思想史上呈现出一种经久持续的张力，即：一方面 是试图以新的方式（有时是以破坏性的方式）对正在发生的事情 做出解释的种种努力，另一方面是为抵消由种种激进的新方式造 成的影响而一再复现（有些时候是以新伪装出现）的旧观念。 经济学思想由以发展过来的那种路径，还有另外一些有趣的 特征，它们对于说明经济学思想为什么会有其当前的种种特点具 [18]有重要意义。其中一个重大特征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

对形成经济学思想主题的那些而今产生任何重要影响的人的数量 明显越来越少。除了相比较之下处于少数地位的值得注意的例外 情况之外，在经济学界，有可能在整个 20 世纪经济学领域留下实 质而有持久的影响的重要人物明显缺席，尽管这样说并不否认许 多曾经做出过重大贡献（不过主要是一些技术性的重大贡献）的 人们的重要性。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几乎可以确定地说，两个真 正二十世纪的重量级人物当属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人们广泛地认 为这两人都使经济学与意识形态保持了很远的距离。不过，考虑 到现实中职业经济学家在数量上的巨大增长，一眼看去有点奇特 的是：与十九世纪相比，当前经济舞台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竟然 会如此之少，尤其是在取得卓越社会声望之后还能够自学提高的 人更少。 这种现象，可能与专业化、与在经济学表述方面存在的“不 仅越来越数字化而且越来越抽象”这么一种趋势有某种关系。其 中的缘由可能是：随着研究主题被切割打包成越来越小的片断， 要想形成一种整体概观便越来越困难了。不过，比这更重要得多 的原因也许是因为许多经济学家——除了像约翰·肯尼斯·加尔 布雷思和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这些令人瞩目的例外情 况之外——很难使自己的观点为全体公众所了解。复杂的公式和 20

抽象的数学注记，肯定不会有助于他们的观点为全体公众所知； 也许其中有些经济学家有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却由于沟通方面 的问题而无法获得听众。当加尔布雷思教授说“在经济学中，没 有什么有用的命题不能够用清晰简朴的、总的来讲可被认可的英 语加以准[19]确的表述”的时候，他的意思很可能是说：任何不能 用这样的方式加以表述的命题都决不会为广大公众所了解；因而， 即使它是正确的命题，也很难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还有一种可 能是：那些善于出色地表述经济学观点的人们，并不总是能够深 入理解该如何把所议主题向前推进。因而，他们便无法说出为应 对有待解决的问题所需要的恰当的新洞见和令人信服的观点。 由此涉及经济学中凡是影响延续若干世纪的那些观念都具有 一个关键特征。这一关键特征就是：它们——至少就它们在人们 心目中的形象来说——几乎都是一些清晰、简单并且对每一个智 力尚可的相关人来说都可以理解的观念。这方面的例外情况也许 取决于最初用于表达有关观点的方式。事实上，几乎所有曾对经 济思想的发展有所贡献的人，其工作和著述都经历了很长的时期， 经常是经历了几十年，其间他们的思想观点逐渐成熟和变化。在 他们就这些思想著述的时候，他们不仅清楚地知道这些思想的长 处，而且清楚地知道它们的短处和需要与它们相配套的先决条件 以及它们的限定范围。然而，一旦这些思想渗透到公共领域，往 往就会被简单化。经过多年研究才能认识到的那些先决条件、限 定范围和微妙差别，往往回遁为乌有。只有那些强烈鲜明且紧密 连贯的思想才能在这种陈述中得到保留，经济思想史便因而往往 会集中在相比较而言属于少数的、由相对少数的关键人物提出的 那些富于影响力和明晰性的观念上。 不过，这些观念都是这样一类观念：它们不仅造成了经济学 史，而且，因为它们所具有的对人们在认识问题和认识政策的时 21

候所遵循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它们也造成了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 的[20]过去两个半世纪中按其自身方式发展着的历史。本书主要关 注的是这些思想的影响。其用意在于说明这些思想是一些什么样 的思想，看看这些思想是如何改变历史发展道路的，特别是评估 一下这些思想对于经济学找到实现自身重大目标的道路来说究竟 在何种程度上起了帮助或阻碍作用——这里所谓经济学自身的重 大目标，是与经济学所关注或所应当关注的增长、就业、通胀、 减少贫困或至少是减少极端贫困、人类通往长远未来之路等等核 心议题联系在一起的。

丧失的机遇 如果说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未能就如何在增长、就业、控制 通胀、减少贫困和保持可持续性等方面达到理想的水平向政策制 定者们提供一种合理的指南，那么，这一缺陷有多重要呢？大体 而言，它对自工业革命和自有经济学以来的二又四分之一世纪中 的历史发展道路产生过多大的影响？ 答案是：它产生了一种确实巨大的影响。在工业革命以前， 并不存在什么明显的道路可以使哪怕是目光最敏锐的人能够认识 到大幅度提高整个人类生活水准的可行性。无疑，有一个好政府、 没有战争、饥馑和其他自然灾害，这些都会促进繁荣；但这些条 件对于改善普通公民的物质福利来说所能够起到的作用的程度是 非常有限的。有人曾经对保存有工业革命开始前那个时期生活水 平增长统计数字的那些国家的生活水准增长程度做过估算，这些 估算表明：工业革命开始之前那个时期，虽然许多国家（尤其是 欧洲国[21]家）在生活水准方面都存在着递增性的改善，但其改善 的比例却很小。当国民收入缓慢增长的时候，人口也在缓慢增长。 22

因此，每个人的收入增长幅度很小。尤其是，究竟是什么得到增 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些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范畴的事实。有 能力的政府、和平的环境和无自然灾害之忧，这些条件对于达到 高水平的繁荣来说仍然是必需的，但是，这些条件的获得对经济 学理论来说仅仅是一种不相干的事情。 然而，一旦工业革命的存在变得明显可见，至少从原则上来 说，潘多拉的盒子——以通向现实全面提升繁荣程度的道路的方 式——便打开了。而且，至少是由此释放出来的某些潜能很快就 以令人瞩目的方式被人们如实认识到了，特别是在亚当·斯密那 里更是如此。他的题为《国富论》的重要著作决不是无缘无故之 作。这本书的许多内容（尤其是其中讨论工业化过程所经历的发 展道路的那些章节）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为提高生活水准所必备的 实质性条件即劳动人口（the working population）中的人均产值增 长量上面。工业化早期的各阶段都伴随着艰苦得罕见的工作条件， 这一事实也许掩盖了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相，并且影响了当 代和往后的观察者们有关社会公认的物质福利的发展趋向的看 法。然而，至少到十九世纪早期，即使是对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 来说，有一个事实也已经是很显而易见的了，即：英国的生活水 准明显高于欧洲大陆各国的生活水准。到 1850 年，英国的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GDP）比法国高 42%，比德国高 60%。此后过了没 几十年，无论对用以分配工业化成果的分配方式多么不赞同，卡 尔·马克思还是在他的著作中对工业化所具有的创造附加财富的 能力确信不已。[22]尽管他对资本主义积累所具有的稳定性的看法 并没有得到比他保守的同代人的赞同，但他对工业所具有的创造 国民收入并因而至少是创造人均收入的能量所做的估价，却还是 比他那些保守的同代人所做的估计要乐观得多、有预见得多。 倘若上述情况属实，那么，人们本该认识到：继亚当·斯密 23

之后，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首要目标应当在于就工业化能够借以使 产出得到大幅度提高的那种方式做出阐释，并进而使这种分析所 具有的益处发挥作用，以便使工业化过程运转得更好、更迅捷。 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事情并未如此。无论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世 纪，都并未提出什么能够被普遍接受并令人信服的理论来说明经 济增长是由什么造成的，更谈不上说明如何把经济增长与良好的 经济管理所追求的其他主要目标相结合了。这一缺陷的代价是巨 大的。一些为数不多的相关的简单计算，连同这类数字工作必须 附带的所有常用的限定条件一起，可以表明这种代价是何等之大。 以恒值美元（constant dollars）计算，全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从 1820 年的大约 650 美元增长到了 1992 年的 5145 美元， 在此期间增长了 690%，累计年平均增长率为 1.2%。假若年平均 增长 1.5%，其他事情保持相应水平，全世界人口的平均生活水准 就会比到二十世纪末的时候所实际达到的水准高出三分之二左右 假若人均年增长率是 2%——这个比率远远低于近几十年来全球 数量相当可观的许多国家所取得的经济增长率，那么，现在的人 均产值就会高得多，几乎可以高到现有水平的四倍之多。人们也 许会认为 1820 年是一个相当早的起算日期——虽然这已经比《国 富论》首次发表的时间晚了 44 年，但是，即使把作为开始出现较 高速 [23] 增长率的起算日期往后再推迟相当长一段时间——譬如 说推迟到 1870 年（是年，有关工业化的知识已经有了比原来广泛 得多的传播，全球人均产值是 895 美元），结论也不会有什么大的 变化。从 1870 年到现在，全球人均年产值的年增长率是 1.44%。 而假若这个年增长率是 1.7%，那么，我们现在的平均富裕程度就 会提高 36%；而如果这个年增长率是 2.0%，当前全球平均生活水 准就会是现有实际水准的两倍左右。 不过，假若由于应用更好一些的经济理论而使世界经济增长 24

得更快一些，其他事情就不会保持原有均势了。尤其，看来可以 肯定无疑的是：尽管收入的增长会使公共卫生和医疗条件得到改 善，但如果以往的经济增长速度真的比其实有增长速度快一些的 话，现在世界上的人口数量就将会少得多。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 明：日益提高的水准会使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据估算，1820 年 世界人口是 10.7 亿，1950 年是 25.1 亿。这就是说，在这 130 年间， 人口的累计年增长率还不到 0.7%。1950 年以来，很大程度上由于 一些相对贫穷的国家人口的巨大增长，世界人口平均年增长率已 接近 1.19%。倘若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准的结果是把世界人口数量大 约稳定在 1950 年的水平上，那么，我们不得不与之一起共享这个 星球的世界人口总数就会远远低于现有人口的一半，预计有可能 活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的人门数量就会只有实际上将会有的数量的 四分之一。人口消耗着水和其他原材料的供应，制造着垃圾和污 水，释放出温室气体。因此，拥有比现在的人口数量少得多的人 口，这件事意味着什么大概是无需强调的。 如果具备足够多的良好意愿，把对世界经济的管理做得更好 [24]一些，本来是完全能够实现另外一些理想的目标。尽管肯定只

是一种推测.也还是可以说：那样一来，也许就会减少 250 年来发 生的许多破坏性的战事。特别是应当会大大降低发生第二次世界 大战的机会，因为那次战争在短篇很大程度上是由两次世界大战 之间的经济错误引起的，而如果当初能有一种完全可靠的基础便 于采取更恰当的政策决策，其中许多经济错误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甚至更具推测性地讲，那样一来还会造成无论国内还是国际生活 水准差别都更小得多的世界。因为，就像我们将会认识到的那样， 较高的增长率往往极大程度地取决于对可利用的劳动资源做更加 集约式的利用而不是相反，而集约式的劳动力利用更加方式无疑 具有拉平不同经济之间的工资和薪酬水平的倾向。对更富有成效 25

的经济政策做广泛的普及传播，可能本来也会在世界上不同国家、 不同地区之间取得同样的结果。一种其猜测性要小得多的情况是： 如果生活水准得到了更快的提高，包括能够拥有更好的居住条件、 医疗条件、教育前景和闲暇机会，那么，人类及其命运得到满足 的程度就会大大提高。 增长之在经济理论中受到相对阻碍，就这样会导致未能就如 何在有关增长、就业、控制通胀、减少贫困和实现可持续性等事 情上更有效地进行选择形成公认的核心学说。这一现象给我们所 有人带来的代价都是极为沉重的。为什么这个问题在两个多世纪 中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呢？这正是本书要回答的问题。 用以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相对直截了当。首先，如果有办法 可以更富有成效地应对经济学需要应对的全部关键问题，那么， 我们就需要知道它可能是什么样的方法。下一章就对也许应当如 何[25]实现这些目标提出了一些建议性的方案，同时阐明了这些方 案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有可能要运用在这些方案上面的种种限制 性条件。随后的几章接下来转向考察经济学观念实际经历过的嬗 变史，目的在于弄清楚一个问题，即：尽管在很长一个时期中人 们为经济理论的发展付出了不少才智和努力，但是，为什么在应 对前文所说的那些关键问题上的结果相对而言如此不成功？ 第三章考察了工业革命开始前已经打下的种种基础，其中着 重强调的是：在真正的工业化开始之前就有的那些观念，如何型 塑了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在工业化所可能实现的生产率的增长变 得清晰明白之前，后来的经济学理论发展所循守的那种框架就已 经得到了树立，这也许并非一种巧合。足够充分地转变心态以考 察这种处于萌芽阶段的变革，对新的潜势给以驾驭进而使之成为 可以利用的力量，这种事从未真正发生过。 第四章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尽管《国富论》中已经给出了开 26

端，为什么这种转变却从未得到实现？为什么古典经济学（它的 发展时间处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主要在作为工业革命发源地的英 国发展起来）会几乎完全忽视了亚当·斯密的一些关键话题—— 例如关于生产率增长问题的一些关键话题，而这些话题本来也许 会使经济学理论后来的发展呈现出与其实际情况很不相同的情 况。与亚当·斯密的关键话题相反，由马尔萨斯、萨伊和李嘉图 提出的那些最重要的思想，却几乎全都致力于在前工业化的理论 发展框架中处理新问题。更糟糕的是，正如后来的历史所表明的 那样，他们提出的关键思想中有许多都不仅是不切题的，而且甚 至还是不正确的，因而为后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特别无益的基础。 [26]

第五章讨论的是对主流经济学持不同意见的观点，这些观点 主要来自政治上的左派，其中，卡尔·马克思虽然不是惟一的代 表人物，但却是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如果从他们的观点出发，认 为主流（即已确立起自己的地位的）经济学观点是不能令人满意 的，那么，他们也许会期望他们的这些批评会产生出一些可供替 代的政策，而这些政策的长处则将使他们富有成果。从某种程度 来讲，他们做到了。福利国家的形成及其为使经济进步变得更加 平稳而做的全部工作，就是他们的成果。不过，对如何分配经济 活动成果持有具有说服力的雄辩之见，与提出令人信服的方案以 使整个经济更有效益并非同一回事。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开出 的药方并不比古典经济学的药方更好——无论如何，马克思和其 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古典经济学来解释经济运作 方式的。历史并没有对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的实际实施施以仁慈。 事实上，对古典经济学派的某些核心观念的主要而富有成果 的挑战并非来自主流经济学外部，而是来自其内部。第六章叙述 了边际革命如何取代劳动价值论并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搭就 27

了舞台。的确，边际革命成了那时经济界关心的首要重大问题， 这一现象在十九世纪最后 25 年开始出现，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的 第一个 25 年。然而，边际革命关注的焦点也像以往一样，并没有 放在本书认为应当成为经济学的关注对象的那些核心问题上面。 其所做的工作与世界所面临的实际经济问题很少相干，尤其在出 现了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中断之后更是如此。当经济衰退在 1930 年前后来临时，主流经济学界却缺少有关如何救治灾难性局 面的方案。[27] 不过，第七章是有关各种较积极的发展（其中的关键人物是 约翰·梅纳多·凯恩斯）的一章。鉴于大萧条期间明显缺少购买 力，凯恩斯对失业问题做出了一种富有说服力的详细解释，并提 出了一些应对这个问题的救治办法。虽然相对于减少失业，凯恩 斯并设有就有关实现增长的问题讲多少话，但是，采用他所主张 的政策，这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世界之所以 能够取得出色的经济业绩的重要原因。凯恩斯是 1946 年去世的， 但（在很大程度上应属于他的遗产的）繁荣却持续到了 1970 年代 早期。随后，对繁荣起支撑作用的汇率稳定性便由于当时已变得 十分明显的平价错位（panty misalignments）而瓦解了。从那以后， 至少是在各发达国家，经济绩效一落千丈。增长率下降了；失业 率上升了；通货膨胀迅速上升；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 填补因凯恩斯主义政策失宠而遗留下的真空的，是经济学中 一种新的理智时尚，尽管这种时尚与在很大程度上对十九世纪古 典传统起过支撑作用的那些规则有着巨大的联系。货币主义并不 把低增长与高失业当作主要敌人。充当主要敌人角色的是通货膨 胀。本书第八章指明了货币主义者们是如何解释与通货膨胀做斗 争的道路的，同时也指出了执行打着货币主义旗号的那些政策之 后的结果。在这里，经济学界又一次背离了本应作为经济学的主 28

要目标的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确实，说这些目标实际上是无法 企及的目标，变成了一种时髦的说法。因为，按照此后成为常规 看法的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问题，几乎所有的 人都相信并不存在什么可用以实现这些目标的明确道路。 第九章把前边各章中的线索联结在一起，反复重申了一个观 [28]点，即：在关于为世界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寻求解决办法的事

情上，悲观主义是不合时宜的。其中强调认为：需要集中精力就 什么是需要做事情达成共识，并进而使那些较富有成效且已较明 确的政策得到实施。该章纵览了当前经济思想中的主要流派的发 展去向。在过去几十年中，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时间 中，有一些经济思想看起来是对这些主要流派的发展最有影响的 思想，本章还评估了这些经济思想的贡献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 在最后展望了刚刚开始的这个世纪的未来前景，看看经济思想的 发展将把我们引向何方。[29]

29

第二章

经济理论

每个人都喜欢信仰而不是喜欢运用判断力。 塞涅卡（Seneca，公元前 4 年—公元 65 年）

人们完全可以因为经济理论的发展未能就一些重要的经济问 题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而对它提出批评，但是，除非实际上能够 找出那些缺失的答案，否则这种批评就难以令人信服。以往经济 学的发展留给我们的一项重要遗产是这么一种观念，即：哪怕是 认为也许有令人信服的办法可用以说明如何在增长、就业、通胀 和消除极端贫困等事情上达到理想的水平并使其与一种可持续的 未来相结合，也是不切实际的并因而是荒谬的。其总的观点是认 为：这中间包含的各种可变因素太不可靠，根本无法加以定量测 量；人性变幻莫测，根本无法提供一种可操控的一致性；因果之 间的联系太错综复杂、含糊不清，根本无法成功地予以梳理。 正像在其他学科领域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当为使原因和结果 变得可以把握所必需的起统摄作用的理论尚不存在的时候，或者 当这种理论尚未被认识到的时候，必然会有一种倾向，即认为这 种理论是不可能的。于是便不得不用估计、经验和判断来代替理 性。毫不奇怪，与如果有较好的理论可用以为实际决策提供一种 更可[30]靠的基础的时候所可能得到的结果相比，这样做的结果是 较差的，并且往往很差。这在当代并不乏其例。欧盟各国的失业 率（即使根据要求就业的人数来计算）仍然接近 10%，——如果 把那些如果工资合理就愿意工作而实际上并未提出就业要求的人

计算在内，失业率还会比这高得多。在美国，有大批蓝领工人现 在的每小时实际所得比 1973 年还低。据近期统计，英国的财富和 收入分配比十九世纪工业化鼎盛时期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更不公 平，或者也许甚至比软弱的中世纪君主容许地方上的强盗贵族起 支配作用的此前几个世纪中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更不公平。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尤其是在发达的西方世界，各 国经济都显示出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由高通胀和低增长结合在一起 的恶性状况，即人们所知道的“滞胀”状况。其在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的几十年中取得的成功被人们传说得神乎其神的日本经济， 在 1990 年代几乎没有什么增长。这期间，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 人——其中 70%是妇女——生活在凄苦可怜的穷困之中，每天的 收入不及—美元。当前流行的看法是认为：大多数——如果不是 全部的话——这种状况都是不可避免的，它不过（像天气或一次 突然降临的灾难一样）是不得不作为人类状况的一部分予以接受 的许多事情中的一种而已。无论以什么样的毅力来对付，它们的 发生都是不得不接受的事。要制止它们的发生，那是超出人类掌 控能力的事。 然而，这是一种极端悲观主义的态度，一种与人类在其他研 究领域为使对各种事件的解释和控制做得更好而取得的普遍成功 完全不相符合的态度。为什么经济学问题就应当比别的学科中的 问[31]题更难解决一些？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为诸如增长、就业、通 货膨胀、极端贫困和可持续性之类的基本问题找到答案？ 本书的论点就是：经济学之所以没能找到正确答案，是因为， 总的来讲，经济学家们没有提出正确的问题。如果他们提出的问 题是正确的，答案可能是什么呢？本章从综合描绘出一幅现代经 济运行的画面来着手回答这个问题。其目标不在于涵盖所有的经 济理论，因为那样做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相反，其意图在于把 31

一个复杂的主题简化成许多关键性的要素，澄清常规经济学在对 关键议题的处理上失败到何种程度，指出需要采用的救治办法。 需要重申的是，其主要目标在于说明：经济增长是由什么原因造 成的；如何实现并维持一种接近最大程度的充分就业；如何在政 府具有普遍能力的情况下把充分就业与一种有节制的、稳定的通 货膨胀水平结合起来。同时，也需要指出如何把财富和收入分配 控制在足够狭小的范围内，以便使极端贫困不复存在，从而为人 类提供一条通向未来的可持续之路。下面我们就从经济增长问题 开始。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可以通过许多渠道产生。它可以像在各个有记载的 历史中通常见到的那样作为人口增长的结果而产生，尽管通过这 种方式造成的产值增长并不一定会造成生活水准的任何改善。从 经济学意义上来讲，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增长类型是导致人均产 值上升或导致提高—生产率的那种增长。这也正是能够实现“提 升生活水准”的目的的惟一方式。[32] 反过来说，人均产值的提升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方式得到实 现。它可以来自于更好的培训和更高效率的工作实践。它可以是 在机器或其他资本设备方面付出投资的结果——由于这些机器或 资本设备，使用它们的人在不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情况下，可 以生产出比以前更多的商品或服务来。它可以作为在原材料或生 产工艺方面的新发现带来的结果而产生——原材料或生产工艺的 新发现，也意味着可以用和以往相同的劳动投入获得更多的产出。 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关键特征在于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或服务 所具有的市场价值的提升——或者是作为与投入有关的更大的产 32

出的结果，或者是因为更大的投入使更大的产出成为可能。更好 的教育和培训是第一种情况的主要事例，而增加了的资本设备则 是属于第二种情况的事例。 有关经济增长的关键问题是：要决定哪类经济活动最有可能 导致更高的人均产值，哪些条件是为使这些经济活动繁荣起来所 必须具备的条件。到哪里去发现提升生产率的最佳机遇？如何促 成这些机遇？也许有人会认为：能够确保更高的人均产值的机会， 很可能是相当均等地分布在中等水平的经济中。但事实并非如此。 事实上，如表 2.1 所示，这种机会的分配是极不均等的。该表中的 数字摘自针对美国的统计数字。尽管美国经济是一种规模特别巨 大且有广泛基础的经济，但这些数字却还是代表了在世界各地都 可以看到的那些趋势。 这张数字表表明：在其所涵盖的 20 年中，每年人均产值大体 分为三类情况。最高的增长发生在农林渔业（5.5%）、批发贸易 （3.2%）、采矿业（3.1%）和制造业。所有这些领域的增长率都远 [33]远高于整体经济的增长率——整体经济增长率平均只有 0.8%。

第二类情况包括了美国经济中超过整体经济平均数的那些部分， 但超过得并不多。其中包括运输和公用事业（1.6%）、零售贸易 （1.0%）。其余所有经济部门都低于整体经济的平均数——其中相 当多的部门差得很远。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只实现了 0.4%的年 增长率，而在就业劳动力数量占总数量略低于二分之一的美国经 济的其余所有部门，人均产值实际上则呈下降状态。在政府中每 年下降 0.2%，在建筑业每年下降 0.7%，在美国统计资料所说的服 务业，每年下降 0.9%——其中所谓服务业，是一个很宽泛的范畴， 其就业岗位包含了为其他范畴所未包含的占美国总就业岗位 29% 的所有其他岗位。 表 2.1

1977 年和 1997 年工作人口人均产值变化情况表 33

以 1992 年 人均产值 恒值美元计 劳动力数 （单位： 算的产值 量（单位： 美 （单位：10 千人） 元） 亿元） 1977 年 制造业

796.5

19682

40468

建筑业

213.8

3851

55518

采矿业

82.4

813

101353

1092.7

24346

44882

农林渔业

61.1

4143

14748

运输和公用事业

346.8

4713

73584

批发贸易业

201.0

4723

42558

零售贸易业 金融、保险和房地 产业 服务行业

364.5

13792

26428

742.7

4467

166264

712.5

15302

46563

统计差异

37.3

未划归部分

-2.4

政府 1977 年国内生产总 值

717.4 86613

49341

小计

4273.6

从 1977 年到 1997 年 人均百分比变化情况 总变化 年均变化

1997

制造业

1369.9

18657

73426

81.4%

3.0%

建筑业

274.4

5686

48259

-13.1%

-0.7%

采矿业

109.9

592

185642

83.25%

3.1%

小计

1754.2

24935

70351

56.7%

2.3%

农林渔业

127.6

2867

44506

201.8%

5.7%

运输和公用事业

644.3

6395

100751

36.9%

1.6%

批发贸易业

532.0

6648

80024

88.0%

3.2%

零售贸易业

713.5

22011

32416

22.7%

1.0%

34

金融、保险和房地 产业 服务行业

1286.0

7091

181357

9.1%

0.4%

1398.6

36040

38807

-16.7%

-0.9%

884

19570

45171

-4.8%

-0.2%

7269.8

125557

57900

17.35%

0.080%

统计差异

-45.4

未划归部分

-25.0

政府 1977 年国内生产总 值

[34-36] 资料来源：1999 年 2 月《总统经济报告》 ，表 B。13、B.46 和 B.100

这些数字毋庸置疑地表明：能够使任何经济都快速增长的方 法就在于尽可能地把资源集中到在提升生产率方面潜能最大的那 些部门。然而，在美国的数字中所表明的最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那些部门中，属于农林渔业部门的就业人口只占劳动力总数的 2.1%，批发贸易也不超过 5.3%。因而，总的来说，就业人数占劳 动力人数 14.9%的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最具举足轻重的作用。不 过，在这方面，美国经济对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方的经济来说 并不具典型意义。以制造业中的就业人口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而 言，美国的比例比大多数其他国家的比例都低得多，尤其是比拥 有最快的增长记录的国家的比例要低得多——这一点并不足以为 奇。韩国 1997 年有 31%的劳动力在制造业就业，1980—1995 年（与 表 2.1 所覆盖的年份大体相同）期间总体经济的人均产值年增长率 是 7.4%。在新加坡，相应的数字分别是 30%和 5.6%，在马来西亚 分别是 18.4%和 4.2%。 政策制定者们怎样才能确保他们的经济把其活动中足够高的 比例集中在那些高增长经济部门呢？答案是：他们需要确保他们 所采取的宏观经济政策能够使他们的经济在与国际平均状况相比 而言时处于对这些活动具有吸引力的地位。而要做到具有吸引力， 就必须使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的成本——即成本基础——具有竞 35

争力。成本基础由为在该地方而不是别的地方进行生产所需要付 出的所有支出成分构成。这些成分有土地、劳动和资本，人们[36] 会通过汇率的棱镜把它们的价格与它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价格 加以比较。这些成本之间有其重要的关联关系。 关于劳动成本，关键问题在于它并不是劳动者所得到的平均 收入。它指的是每个单位产值（per unit output）的工资成本。如 果劳动力因为受到过良好的培训、教育和管理，因为得益于良好 的资本设备，因而生产率高，即使它的报酬（包括诸如社会保险 付出在内）较高，这种劳动力也依然是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相 比之下，如果普通工人在其受到的培训、教育、管理及其使用的 资本设备方面情况都很差，那么，即使工人的工资较低，也同样 会使得在相关的产值上难以具有竞争力。关键因素在于：在充分 考虑生产率的差别之后，以出口价计算，对世界上其余的地方来 说要价是多少。 资金成本（在某种程度上还有土地成本）是与汇率联系在一 起的。如果利率高、钱难借，资金和经营场所的成本就会走高。 汇率也是如此，因为使资金和土地变贵的那些条件，正好也是使 平价上升的那些条件。不过，较高的汇率还意味着以较高的价格 定价劳动力力的成本。因此，决定价格基础的两个关键因素是生 产率和汇率。 不过， “正确确定成本基础”这件事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并不简 单地只是一件一劳永逸地与世界平均水平做静态比较的事，其中 包含着一种高度动态性的成分。这是因为由紧随成本基础而来的 多种多样的竞争条件对在经济领域运行的几乎所有公司都具有的 那种影响的缘故。简单地说，处于成本基础比平均水平低一些的 经济之中的那些公司，比起不享有这种好处的那些公司来，具有 一[37]种巨大的优势。对在国际市场中运行的中等水平的公司所处 36

环境的分析，会很快就说明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 让我们以表 2.2 中所列举的三个公司作为相对典型的事例来 说明问题——三个公司各自所在经济环境中的成本基础分别处于 平均水平、低于平均水平 20%、高于平均水平 20%。对三个公司 来说，销售价格都是由世界市场决定的。假设：在平均成本基础 的经济中，原材料成本占销售价格的 20%，资本折旧占 10%；在 余下的 70%中，10%属于净利润，其余 60%用于支付劳动力报酬、 商品和服务费用及为维持公司运转所需支付的贷款利息（这种利 息的定价与当地成本基础直接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其他两个 公司的情况会是什么样呢？ 表 2.2

在不同平价的经济中生产国际贸易商品 的公司各自所能有的选择

以世界价格 计算的固定 成本

原材料

中等平价水 平的国家

平价水平低 于中等水平 20%

平价水平高 于中等水平 20%

20

19

21 12

资本折旧 10 8 国际核算成 30 27 本总计 劳动力成本+ 以国内价格 当地供应+土 计算的固定 60 48 地和房舍+利 成本 息定价 总成本 90 75 公司产出的世界价格 100 100 以世界价格计算的贸易利润 10 25 或亏损 资料来源：摘编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账户。[38]

33 72 105 100

-5

在成本基础低于平均水平 20%的国家，前景显得很美好。由 于本地成本比平均成本低 20%，使得本地成本为世界销售价格的 48%而不是 60%。这就意味着：当以世界价格出售时，这个公司 37

可以获得 20%而不是 10%的净利润。实际上，情况也许还会比这 更好。它可能会通过更划算的价格销售和通过扩大产出规模来赚 更多的钱。因此，如果它以低于世界平均价格 15%的价格销售， 并把由此实现的增加了的那部分产出用于降低其购人成本、改善 其基本设备状况，它还会在确保迅速扩张其市场份额的同时再创 造 10%的净利润。 然而，从这些有利环境中所可能得到的好处还并不止于此。 由于为满足要求而出现的一次又一次的投资浪潮，公司的基本设 备中很可能会引进最新技术。高度的可赢利性和日渐增多的机遇， 使公司在各层次上都很容易吸引到高水准的员工。那些本来就很 有才智且受过良好教育的雇员，很有可能从各种接受培训的机会 中得到特殊的好处。研究、开发和产品革新也相对容易负担得起 了，就像昂贵的销售和涉足国外新市场变得相对容易负担得起了 一样。此外，由这类成功造成的威信和报偿，还会不仅在各有关 公司内部，而且在这些公司所在的那些国家的整个社会中形成条 件能够得以维持。 说到这里不难明白：在其成本基础比平均水平高 20%的那种 经济环境中，所有这些有利结果完全都颠倒过来了。如果本地成[39] 本比平均成本高 15%，因而使其占到销售价的 72%而不是 60%， 那么，除非抬高售价，否则公司就是在以亏损价销售，因为所有 的净利润和更多的部分都会被抵消了。抬高售价（这会使任何处 于这类情况的公司变得比处在成本基础较低的国家中的那些公司 更脆弱）几乎注定会使市场份额下降，除非出现了特别例外并因 而非常罕见的补偿性的环境。不断下降的市场份额和残酷的成本 压力常常可能造成的后果就是：工资和薪酬低于平均水平、前景 凄凉、投资日益减少、市场营销预算削减、 “出口取向型业务”的 声誉下降、人才和政治权力流失、出口下滑、进口上升、经济停 38

滞。 以上所谈，虽然只是对所可能遇到的基本的风险过程的一种 简单概括，但却突出地勾画出了一些为判定某个国家的经济增长 将会处于高速水平还是低速水平所必需考虑的基本因素。不过， 另外还有两种因素，强烈地强化着由各种相互竞争的成本给经济 绩效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强有力的基础性影响。 第一个因素与导致国际贸易以其现有的巨大规模出现的那些 因素有关。关于为什么值得进行国际贸易，传统的解释是由大 卫·李嘉图在 19 世纪刚开始时加以广泛宣传的——尽管最初对之 做出系统阐释的人也许当数詹姆斯·穆勒。这种解释就是诉诸一 个事实，即：不同商品和服务，其相对生产成本在不同经济环境 中各有不同。这一事实使得值得在国与国之间进行贸易，出口那 些在本国生产起来可能相对便宜一些的商品，进口那些本国成本 高一些的商品。虽然这种说法无疑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对外 贸易的存在做出解释，但是，如今存在对外贸易的一个比这重要 得多的理由则在于：大多数在国与国之间被买进和被卖出的商品 和服务，[40]其生产都以成本曲线的下降为特点。也就是说，尽管 第一个产出单位的成本也许会显得昂贵，但后续的生产却会便宜 得多，并因而会在大量出售时有更多利润可图。这就会驱使从事 这类生产的公司尽其所能得在一切地方销售其产品。显然，在成 本基础最低的经济环境中运行的那些公司便最有机会开发和利用 由此造成的那些成功前景。 其次，许多进入国际贸易的商品和服务还都具有另一个特点， 而这个特点也会强化由“把整个经济都集中在生产这些物品和服 务上面”的作法带来的种种优点。这另一个特点就是：虽然为生 产这些商品和服务一般都需要在资本设备和研究、设计和开发等 等事情上投入很大的投资，但是，从开始这种活动到开始生产出 39

售的商品和服务,这期间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却相当短，而其报偿却 是高的。而且，不只是为与这种生产有关的项目付出金钱投资的 那些人会得到报偿，此外还会以提高工资和薪酬、扩大税收基础 和改善产品质量等形式表现出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回报率”。社 会回报率常常有 50%或更高，而从投资到产生效益所需要的时间 却可能不超过 6 个月。一则简单的计算就会表明这类投资能够得 到种高得惊人的累进性的报偿。 由此看来，由可持续且不断增长的对某一经济所能够生产的 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造就的通往高经济增长率之路，便显得相对 简单明了了。对任何个别的国家来说，其所需要做的事就是要使 成本基础保持相对较低，而要做到这一点也并没有什么复杂的， 只不过意味着要采取一种低利率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种与人方便 的金融姿态和一种有竞争力的汇率。其结果将是提升经济活动的 [41]档次，使之能够产生出较高而且可持续的人均产值增长来。以

往两个世纪中的世界各地经济史，就说明了这种政策对于促进经 济增长来说是何等普遍有效。为几乎所有曾获得过高速增长的经 济所共同具有的一个关键特点就是：它们都是一种具右高度竞争 力的外向型经济；其所造成的结果，恰恰就是前文说过的那种可 归功于低成本基础的累积性的经济成功。相反，那些成本基础高 的经济所遭遇到的则是自身的经济停滞。 采取这样一种政策，是不是就意味着要放弃一切旨在控制市 场力量的尝试呢？是不是就意味着只能对全球化所具有的那些否 定性的特征无所作为呢？决不是。任何国家，其经济地位越强大， 其在掌握自己命运，决定自己的事情的运行状况方面所处的地位 就越好。当然，也仍然存在权衡利弊的问题。通过政治程序来消 除经济力量中的不良成分，几乎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不过， 一种生机勃勃的、成功的经济能够比一种处于停滞状态的经济更 40

容易负担得起这些代价。在有可能被动用的武器中，包括各式各 样的贸易保护制度。但是，总的来讲，贸易保护制度并不是最佳 解决办法。在汇率适当的情况下，自由贸易是更好的一种解决办 法。低进口关税或零进口关税会有助于降低成本基础，会激发竞 争，会有助于对稀缺资源的利用达到最佳，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 压力，还会使国内经济从那些生产成本最低的商品和服务中受益， 而无论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产出地何在。 如果不同经济之间的增长率变化真的（或至少在原则上是） 如此简单，那么，为什么事实却并非明显如此呢？其中至少有三 条相互连锁的原因，它们都与本书对经济学以往由此发展而来的 路径[42]的看法密切相关，并为这一疑问提供了解答。 首先，由于种种原因，在教科书和现实实践中流行的经济学， 并没有把自己的目标取向确定在以前边所说的那种方式来考察造 成经济增长或使经济缺少增长的原因上面。它所采取的手段和方 法论是另一种情况。它（即微观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关心的是 有关诸如价格和价值之类事情的理论，而这些理论与增长毫不相 干。而在本来当然与创造有利于形成增长的条件问题密切相关的 宏观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的却是对通货膨胀问题的关注。那些 曾经对说明经济快速或缓慢增长的原因特别感兴趣的经济学家， 都倾向于把注意力集中在对造成不同经济绩效水平的“供方” （supply side）原因的关注上。“供方”涉及的是诸如劳动力规模 和质量、资本投入总量之类的事情。由于这些事情都是很难直接 为政策变化所影响的事情，结果，他们也就难以形成任何发人深 省的或具有政策导向的救治良方。而集中注意力关注这些供方因 素，则会使人看不到如何可以利用对增加产出的需求来创造最能 满足需求的供应条件。 其次，几乎每个人在经济问题上的观点都带有很浓重的自利 41

色彩，而来自有地位的那些人的压力，又总是趋向于偏爱与为促 成快速增长所需的那些状况恰恰相反的状况。尤其是，在稳定的 经济状况下，随着世代更替，财富和权力从创业的企业家阶层手 中 转 移 到 了 其 利 益 受 银 行 从 业 者 和 拿 年 薪 的 雇 员 （ salaried employees）守护的他们的后代和遗产继承人那里。这些人正是这 么一些人：他们的本能天然地趋向于偏爱与为实现持久快速的经 济增长率所需要的状况相反的状况。已经拥有富人地位的那些人， 总是趋向于[43]偏爱高利率和高汇率，它们可以从扩大现存的各种 财富积累中榨取最大限度报偿的范围。在任何经济中，这些利益 越强大，思想理论氛围受这些利益偏好影响的程度就越高。作为 一门学科的经济学总是趋向于在经济增长相对较慢的国家中最为 繁荣，这是一个有趣的发人深省的事实。对于说明为什么经济学 的戒律总会趋向于反映在社会中对政治的和社会的金字塔起支配 作用的那些人的观点和利益，这也许是一条重要理由。 第三，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外行人的意见常常被经济学使 用的许多术语搞得稀里糊涂。例如，多数人在对生产率和竞争之 间的关系的认识上就有问题。人们很容易认为生产率和竞争力之 间的关系是一种简单的关系，前者的提高肯定也会导致后者的提 高。但是，实际上，生产率和竞争力几乎毫不相干。的确，要实 现更高的增长率，惟一途径就在于提升人均产值增长水平。通过 降低成本基础而使经济变得更具有竞争力，就会实现这一目标， 这一点也确实无疑。问题在于：尽管许多人看来都认为（通过改 善教育和培训或通过别的任何途径实现的）生产率的提高本身就 会使经济变得更具有竞争力，但实际上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如 果由某种经济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价格决定的对这种经济的总 需求保持不变，那么，在某些人那里出现的生产率和产值增长必 将被对其他人而言的产值下降——通常是失业——所抵消。所以， 42

外行人不确切的看法会对由职业经济学家提出来的那些馊主意起 一种强化作用。 不过，假若要作为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一种结果使全世界都 繁荣起来，那么，就不只是个别国家需要确保对自己的产出物有 旺[44]盛的需求，确保自己的经济中有适当的比例投放在那些最容 易保障提高生产率的活动中。这些条件需要在世界各地都得到满 足。正像对各个具体国家的治理需要做到这一点一样，国际经济 治理工作需要其工作重心转移到确保这一点能够在全球层面得到 实行上来。有些比较简单的计算表明：如果大多数富于生产率的 经济括动的增长潜力都能以这种方式得到发掘和鼓励，就有可能 在不危害其他经济目标的情况下使人均产值（或生产率）每年累 积提高 3%到 4%。这看起来也许有些自相矛盾，但是，为了给世 界提供最佳契机，使人类能够进入一种在生态学上切实可行的未 来，这却正是全世界需要采取的那种增长目标。

充分就业 如果说充分就业是一个关键目标，那么，处在 21 世纪起点上 的这个世界则向我们表明了我们距离实现这一目标还有多么远。 孟论在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在低生活水平的国家之间，这个问题的 严重程度及其表现方式都各有不同。在西欧，最令人瞩目的数字 是那些已注册失业的人的数字。在欧盟各国，这方面的数字在 1990 年代中期达到了最高峰，超过了 11%；2001 年底，欧盟的这方面 数字仍然有 7.7%。然而，这些数字反映的还只是部分情况。当前， 如果有合适的岗位和足够吸引人的工资就打算工作的未就人群的 数量，远远超过了已注册的失业人员的数量。失业水平多年居高 不下，造就了一大批人：这些人或者是已经放弃了找到工作岗位 43

的希望，或者是因为社会保障给付制度使通过就业多得到[45]的那 些收入显得不值而甘心于靠社会保障度日，或者是通过请一位富 有同情心的医生把自己诊断为不适合工作的人而绕开制度的红灯 继续走自己的路。荷兰最近的数字表明：尽管如今可以利用的医 疗手段的水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得多，但在潜在的劳动力中 却有超过 20%的人是注册为丧失劳动力的人。另外，在使青年人 成为劳动力的事情上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其结果是 25 岁以下的 人的失业率高得惊人——到 2001 年底的时候，欧盟的这方面平均 失业率仍然超过了 15%。 相比之下，美国存在的是另一个问题。在创造就业岗位方面， 美国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在 1970 年到 1999 年间，美国的民间 劳动力从 8.3 千万上升到了 13.9 千万，而已就业的处在劳动年龄 段的人所占的比例，则从 60.4%上升到了 67.1%。美国的问题是： 其所创造的大量就业岗位的质量很差，这一点可以通过占劳动力 总数很大比例的许多人的低生产率及其实际收入水平的停滞不前 得到反映。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实际上也包括俄罗斯和属于 前苏联的卫星国的一些国家）存在的问题，属于长期不充分就业 问题，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比西方还要低得多的、因为根本没有 任何正式的社会保障作支撑而显得更加恶化的生活水准。相比之 下，环太平洋地区的许多国家则像它们为发展自身经济所走过的 道路的其他方面一样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使所有劳动力都保持了 较低的失业水平和较高的生产增长率。韩国的人均产值在 1980 年 到 1995 年间的累积年增长率是 7.4%，其在这 15 年中的平均失业 率只有 2.6%。同一地区其他保持高速增长的经济也都达到了与此 近似的数字。[46] 为什么对世界上的劳动力的利用率会这么低呢？尤其是，在 明显还有数量巨大的对这些劳动力可能生产出来的东西的需求还 44

未得到满足的时候，对劳动力的利用却还这么差呢？关于这一问 题，惯常的回答是认为：主要问题出在供应方面。在那些潜在的 劳动力中，有太多的人因为没有接受过足够充分的训练而不具备 必要的生产能力，因而也就不能够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经济中胜任 并保有一个工作岗位。如果这是问题的根本原因，解决办法就显 而易见了，那就是：把资源集中运用到教育和培训上面，以便造 就出一种更有技术的、能够以合适的价格为自己找到工作岗位的 潜在劳动力。这也的确是被指点给许多政府和私营经济活动去做 的事情，并且为之需要付出的费用往往高得惊人。由于近来受到 高于 12%的失业率折磨，法国用在培训方面的经费已经创下了历 史最高记录，几乎占到其国民生产总值的 0.75%。瑞典和荷兰在这 方面的开支甚至更多，已经超过了其各自国民生产总值的 1%。 很少有人会怀疑教育所具有的普遍好处，尤其是，如果教育 具有广泛的基础，集中力量为全体人民提供阅读、写作和数学技 能（这些技能不仅是几乎任何工作岗位都要求具备的基本技能， 而且是为充分参与社会所必需的钥匙），那就更不会有人怀疑它的 普遍好处了。而且，无论是通过增加接受更高层级的教育和接受 职业培训的可能性来改善劳动力的质量状况，还是通过强化为形 成更高的生产率所必需的那些素质来改善劳动力的质量状况，都 不乏确凿有力的事例，其中包括鼓励更远大的抱负和创新精神， 强调团队努力的必要性，强调保持良好出勤记录的重要性。不过， 问题在于：世界上这么多劳动力得到的利用率都这么低，其原因 是不是因[47]或者换句话说，真正的原因是不是不在于劳动在于对 这种供给所能提供的服务的需求不够充分？ 历史毋庸置疑地表明：就其各自与高水平的失业率的关系来 讲，需求不足比供给不适要重要得多。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是： 就多数国家来说，其现在的劳动力受教育和受培训的程度比 25 年 45

前好得多了，但这并没有制止许多国家中失业人数的急剧增加。 同样毋容置疑的是：劳动力受教育和受培训程度最好的那些国家， 并不总是失业水平最低的国家，甚至并不是失业水平可能会最低 的国家。相反，在高收入的西方国家中，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人 比许多环太平洋国家中失业或未充分就业的人要多得多——这些 环太平洋国家的经济增长也许很快，但它们要想赶上西方国家的 教育和培训水平则还有一段路要走。而且，单个国家的历史也表 明：其各自的失业水平几乎始终都存在着很大的变化幅度；由这 些变化看来，似乎不可能把它们与劳动力本身的任何可雇用性特 质相互联系起来。美国在 1933 年有 24.99%的劳动力没有工作，在 1944 年有 1.2%的劳动力没有工作。—相比之下，西德在 1960 年 代的平均失业率是 1%左右，而 1997 年则是 8.5%，这后一个数字 中还不包括前东德地区的情况——在前东德地区，有 14.5%的受保 险人口是没有工作的。实际上对每个国家都可以列举出类似的比 较数字。在短短几年、十几年时间内，对由基本相同的人们构成 的劳动力队伍来说，怎么会在就业水平方面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呢？ 答案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工作的劳动力的比例 之[48]大小，与教育和培训水平之间只有一种相当轻微的关联，与 使得劳动力更容易被雇用的所有其他品质之间的相互关联也很轻 微。有一种比这些因素更有威力得多的因素在起作用，这种因素 就是（在任何经济中）种种条件所能够达到的导致对劳动力的需 求变得更多或更少的那种程度。如果对劳动力的需求很低，就像 在 1932 年美国大萧条的低谷时期和在 1997 年的德国所表现出的 情况那样，那么，根本就没有足够多的工作可使每一个劳动力都 就业。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自身有明显缺点的人就很可能找不到 工作岗位，因为工作岗位已被那些具有更多有利素质的人占据了。 46

但是，如果像许多发达国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确实曾经发生过的 情况那样，工作岗位多得足够每人一个，那么，毫不奇怪，几乎 每个人都会得到就业。而且，在这种环境中，雇主们需要尽可能 在范围更狭小的候选人中为需要补充人的岗位挑选最佳人选，而 这种需要还会使雇主们更加认真地努力按照能够使雇员有效胜任 其岗位的标准来对雇员进行培训。毫不奇怪，在这种情况下，生 产率提高很快。在 1940 年和 1944 年之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84%，工业产值增长了 89%，政府就业 岗位的产值增长了 13.7%。这意味着，在整个美国经济中，累计人 均产值年增长率接近 13%。由于这一时期的业绩特别好，第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的经济增长记录和生产率记录就不显得特别让 人印象深刻。不过，关于经济产值和生产率在相当长时期内保持 高度增长率，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例子来。在整个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曾取得过这类结果，并且同时还 伴随着几近充分的就业状况；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不久开 始，直到大约 1990[40]年，日本也是这种情况；而中国香港、新加 坡、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些“虎经济’ ’（tiger economy），则直到今 天仍然保持着这种状况。如果这些国家能够取得这些令人羡慕的 业绩水平，那么为什么其余别的国家就不能创造出同样的结果 呢？ 确实，为什么呢？没有什么理由——至少从理论上讲没有什 么理由——能够说明它们为什么就不会达到这种结果。它们的增 长率事实上较低而失业率却较高，这与它们的劳动力本身的缺点 并不相干。这些现象根源于它们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这些宏观经 济政策阻滞了它们的经济，并因而不能形成使每个劳动力都有工 作可做的足够多的劳动力需求。因此，不应该主要在劳动力的供 给方那里来寻求解决失业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主要不在于制 47

定一些政策来改善教育、培训等等事情。恰恰相反，可以为每个 希望有一个工作岗位的人提供工作机会的办法在于改革宏观经济 政策，创造出充足的对于生产性经济资源的需求，从而为几乎每 一个想成为劳动力中的积极构成部分的人都提供就业机会。由此 可以看出，对于确保实现充分就业来说所需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 和为使经济增长率最大化所必需具备的最重要的条件是同一个条 件，那就是：要保持适当水平的有效需求，其中尤其是对最有可 能实现生产率增长的那些经济部门的有效需求。这两个政策目标 之间亦因而存在着强烈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强化关系。与此同时， 人均产值的提高也会为控制通货膨胀提供一把很重要的钥匙。[50]

通货膨胀 使年度通货膨胀率控制在 2%到 3%，或者像在欧盟各国的情 况那样，有时甚至比这更低一些，这既是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当前 首要的经济目标，也是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首要经济目标。据 说，如果价格上涨水平能保持在这样低的水平上，利率就会下降， 就会刺激经济增长和投资并创造出就业机会。因此，尽管如果以 实现低通胀率作为直接目标，就不时需要在其他目标方面作出让 步，但是，在这种观点看来，过一段适当的时间之后再回过头来 看，与把其他更直接的目标——例如经济增长或充分就业——放 在优先地位的作法相比，由这种作法带来的经济绩效状况还是更 好一些。 在有关通货膨胀问题上的这种常规之见，还有其第二个重要 论点，那就是认为：任何汇率贬值都会大大加剧物价水平的上涨， 并且几乎是立即就会产生这种后果，而且，据说作为由汇率下降 带来的后果，还必然要付出另一种代价——因为，与由出口得到 48

的收入相联系，需要为进口付出的也会更多，这样一来就会给经 济增加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代价，从而难免进一步加剧通胀压力。 这种论点强化了那种要求提高汇率和紧缩银根的呼声，一旦物价 水平的上涨显露出任何背离经济目标的征兆，就马上遏制需求、 冻结汇率。 然而，上述这些论点却有许多重要缺点。首先，通货膨胀真 的总是会对经济的稳定性造成严重威胁吗？或者，难道说除非一 直在进行着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战斗，否则物价的上涨就是一种 天[51]然的趋势吗？对于这两点质疑，经济史都给不出任何肯定的 答案。有证据表明，一旦年度物价上涨水平达到两位数，这种通 涨率所带来的“经济扭曲”现象便会开始让经济增长付出真正的 代价了；而当年度通货膨胀率低于 10%的时候，由通货膨胀对经 济增长造成的消极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有关这一重要议题的权 威研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 1995 年进行的。这个研究得出的 结论是：没有什么成系统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年度通货膨胀率低 于 8%的时候，会造成足以降低增长速度或加剧失业状况的动荡； 而对大多数金融管理机构如今法定必须考虑的 2%一 3%的目标来 说，离 8%还远着哪。 另外，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永恒的威胁，认为除非始终严格 控制物价、否则通货膨胀总趋向于失控，这种看法也被大量历史 证据所驳斥。在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有确凿统计数据可查的为时较 长的时期中，物价水平总是或在时涨时落之间来回波动，或缓慢 地上涨。在欧洲的中世纪期间，物价几乎没有什么具有重要意义 的净上涨。例如，以英格兰为例，从 1260 年代到 1510 年代，物 价水平只上涨了 30%。这就是说，在整个这 250 年间，物价的年 平均上涨率大约是 0.1%。从 1510 年代到 1660 年代，物价上涨得 快了一些，总共上涨了 480%，尽管年均上涨率有所增长，但也不 49

过是 1.2%，仍然是相当低的。从 1660 年直到 1930 年代初期，虽 然平均物价决不是完全稳定的，但其涨落幅度却基本上是持平的。 在英国，尽管整个经济中商品和服务的成本确实发生过重大的波 动，但是由当时的铸币局局长艾萨克·牛顿（1ssac ewton）在 1771 年确定的“每盎司 3 英镑 17 先令 9 便土”的黄金价格知直到 1931 年都[52]丝毫未变，期间只发生过两次短暂的停付：一次是 19 世 纪的拿破仑战争期间，另一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整个 1930 年代期间，在发达世界各国，物价几乎毫无上涨。自从第二次世 界大战结束以后，除了 1973 年到 1983 年这段时间，物价平均上 涨率在英国是刚刚超过 4%，在德国和美国分别是 2.5%和 3%。因 此，除去战争时期的那些年份，在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中，至少是 在从中世纪以来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中，物价上涨率唯一接近 8% 的时期，只有占二十世纪大约四分之三时间的那个世界经济特别 动荡的短暂时期。 如果上述这番对经济史的简短离题论述能够说明并不存在什 么终将使通货膨胀占居支配地位的长期趋势，那么，这一事实同 时也表明：虽然所有民间传说都正好相反，但货币贬值实际上并 不会导致物价水平上涨，尽管如果货币贬值幅度很大的话，通常 将由货币贬值促成的那种较快的经济增长也许会导致物价上涨。 最近一些年有大量汇率大幅变化的事例可用以检验这一论点，表 2 —3 列出了这些年间与此相关的统计数据。表中的数字还表明了实 际工资和国内生产总值这两方面事情的各自真相。这个统计数字 表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们：除了 1950 年代末期法国的情况也许可以 算作一个短暂的例外之外，在正常情况下，货币贬值——即使是 大幅度的货币贬值——既不会使物价水平大幅度上涨，也不会导 致实际工资或导致国内生产总值的下降。相反，实际发生的情况 恰恰相反。[53] 50

表 2—3

汇率变化给消费价格、实际工资、国内生产总值、 工业产值和就业带采的影响 （所有数字均以年百分比变化为单位） 年份 消费价格 工资率 实际工资 国内生产 工业产值 失业率 总值

变化

1930 -6.0

-0.7

5.3

-0.7

-1.4

11.2

1931 年， 1931 -5.7

-2.1

3.6

-5.1

-3.6

15.1

英镑对

-1.7

1.6

0.8

0.3

15.6

美元，贬 1933 0.0

-0.1

-0.1

2.9

4.0

14.1

值 31%

1934 0.0

1.5

1.5

6.6

5.5

11.9

1956 2.0

9.7

7.7

5.1

9.4

1.1

1957 3.5

8.2

4.7

6.0

8.3

0.8

1958 15.1

12.3

-2.8

2.5

4.5

0.9

1959 6.2

6.8

0.6

2.9

3.3

1.3

1960 3.5

6.3

2.8

7.0

10.1

1.2

1961 3.3

9.6

6.3

5.5

4.8

1.1

美国：

1984 4.3

4.0

-0.3

6.2

11.3

7.4

1985---

1985 3.6

3.9

0.3

3.2

2.0

7.1

1987 年， 1986 1.9

2.0

0.1

2.9

1.0

6.9

美元对所 1987 3.7

1.8

-1.9

3.1

3.7

6.1

有货币， 1988 4.0

2.8

-1.2

3.9

5.3

5.4

贬值 28% 1989 5.0

2.9

-2.1

2.5

2.6

5.2

日本：

1989 2.3

3.1

0.8

4.8

5.8

2.3

1990--

1990 3.1

3.8

0.7

4.8

4.1

2.1

1994 年， 1991 3.3

3.4

0.1

4.3

1.8

2.1

日元对所 1992 1.7

2.1

0.4

1.4

-6.1

2.2

有货币， 1993 1.3

2.1

0.8

0.1

-4.6

2.5

升值 47% 1994 0.7

2.3

1.6

0.6

0.7

2.9

英国：

法国： 1957-1958 年， 法朗对 所有货 币，贬值 27%

1932 -3.3

51

竟大利： 1990 6.4

7.3

-0.9

2.1

-0.6

9.1

1990—

1991 6.3

9.8

3.5

1.3

-2.2

8.6

1993 年， 1992 5.2

5.4

0.2

0.9

-0.6

9.0

意币对所 1993 4.5

3.8

-0.7

-1.2

-2.9

10.3

有货币， 1994 4.0

3.5

-0.5

2.2

5.6

11.4

贬值 20% 1995 5.4

3.1

-2.3

2.9

5.4

11.9

芬兰：

1990 6.1

9.4

3.3

0.0

-0.1

3.5

1991--

1991 4.1

6.4

2.3

-7.1

-9.7

7.6

1993 年， 1992 2.6

3.8

1.2

-3.6

2.2

13.0

芬币对所 1993 2.1

3.7

1.6

-1.6

5.5

17.5

有货币， 1994 1.1

7.4

6.3

4.5

10.5

17.4

贬值 24% 1995 1.0

4.7

3.7

5.1

7.8

16.2

西班牙： 1991 5.9

8.2

2.3

2.3

-0.7

16.3

1992--

1992 5.9

7.7

1.8

0.7

-3.2

18.5

1994 年， 1993 4.6

6.8

2.2

-1.2

-4.4

22..8

西币对所 1994 4.7

4.5

-0.2

2.1

7.5

24.1

有货币， 1995 4.7

4.8

0.1

2.8

4.7

X.9

贬值 18% 1996 3.6

4.8

1.2

2.2

-0.7

22.2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财政统计年鉴·欧洲和英国统计数 字》。[54-55]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其中原因也许简单得令人吃惊。货币 贬值确实难免使进口成本上涨，因为，按世界经济来衡量，本国 货币的购买力下降了。人们以往总是集中注意的由通货膨胀造成 的影响正在于此。然而，货币贬值也会以许多虽然重大然而却经 常被人们忽视的方式降低国内经济的成本。它能增加生产周转速 度、降低平均成本。供应渠道由国外渠道转向现在更加便宜的国 内渠道。利率下降了，因而也使供货成本下降。财政平衡的活力 大大增强。从而为降低净税收提供了种种机会。曾经有一组相当 52

简单明白的计算结果表明：这些补偿性的因素很可能正好足以补 偿由进口成本的提高所造成的损失。26iE 因为如此，货币贬值本 身很少会加剧通货膨胀，尽管如果货币贬值导致生产过快增长的 话，物价水平也许会有较快的上涨。 对于作为一个整体来说的经济，货币贬值也并不会使其净成 本增长。货币贬值的常见后果是导致进口和出口价格都上涨；但 是，即使进口价格比出口价格上涨得快，对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 来说，来自低汇率的刺激也不难生发一些对由此造成的成本而言 的补偿性资源。这一点通过下述事实表现出来，即：在货币贬值 之后，国内生产总值铁定不变地都比货币贬值之前增长得快，因 为在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经济的比较中，作为一个整体的本国经 济变得更有竞争力了；而这又必然意味着作为生活水准的亲密代 表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对这一事实的评价，以及对这一 事实所昭示的问题的解释，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它意味着： 在具备（任何情况下都必不可少的）相当胜任其职的政府的条件 下， “用货币贬值来改善经济绩效”的作法既不会以加剧通货膨胀 的方式，也[56]不会以降低生活水准的方式给经济带来痛苦。 那么，这是不是说对于与通货膨胀相联系的那些风险和问题 就可以不予考虑了呢？当然不是。只有鲁莽的经济管理当局才会 长期降低货币的价值。不过，它确实意味着：在具备强有力的管 理的情况下，将会适当经受的风险远不像人们经常设想的那样可 怕；而由此得到增加的各方面好处，却比人们通常所相信的好处 要既大得多又容易得到得多。历史证明：通货膨胀远不是一种主 要威胁；事实上存在着种种强有力的趋势，这些趋势可以使物价 水平保持显著的或甚至也许是令人吃惊的稳定状态，并且使得即 使真的出现了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通常也会快速消退。尤其 在现代条件下，生产率的增长与种种竞争压力结合在一起，会使 53

这种通货膨胀被吸收掉，而且这两者的结合会比以控制通货膨胀 为目的的制度安排更多地吸收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过，种种起消 极作用的因素仍然会作为威胁存在着，重要的是认识到这些因素 究竟是哪些因素。其中主要的因素有：主导性部门的通货膨胀 （leading sector inflation） ；像在 1970 年那样激发物价急剧上涨的 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各种冲击；因为使经济受到过多的错误刺激而 造成过度的需求。 主导性部门的通货膨胀是一种相对有益的通货膨胀，而且难 以避免。所谓“主导性部门的通货膨胀”，是对由一种起平均化作 用的过程带来的结果的简便称呼——这种结果在那些增长很快的 经济中显得尤为明显，例如平均年增长率达 9.6%的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日本经济，就属于那种增长很快的经济。”在这些主导 性部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比工业经济部门、尤其是比与国际贸 易[57]有关的那些工业经济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快得多，因而使得 这些部门有能力支付高工资、高薪酬。一轮又一轮的投资浪潮都 用在了在世界各地无孔不入的日本出口部门身上，其结果就是： 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这整个二十年中，日本的出口价格的年 平均增长率只有 1%多一点。然而，在这二十年间，国内贸易的通 货膨胀率却高得多，平均年通胀率达到了 5.2%。事情之所以会如 此，是因为在制造业中显得特别令人瞩目的工资和薪酬的增长， 导致其他经济部门中的工资和薪酬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而这些 “其他经济部门”想保证取得更高的生产率却要困难得多。这些 所谓“其他经济部门”，包括了几乎所有的服务行业。这些服务行 业的情况当时是、现在依然是：按世界标准来衡量，其经营状况 总的来讲属于较差，而且无法提高生产率以负担较高的收入。日 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二十年间的国内通货膨胀率之所以较 高，原因就在于此，尽管在此期间日本的出口竞争力得到了大大 54

增强。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许多西欧国家中，同样可以看 到与此非常类似的现象，尽管这些现象在西欧国家的表现程度较 为缓和。当时的许多西欧国家，平均通货膨胀率刚刚超过 4%，劳 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是 4.7%，而年均经济增长率则是 4.6%。同 样的模式也出现在环太平洋经济中，尤其是在从 1973 年开始的一 个时期的环太平洋经济中。当时，与西方各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 的情况相反，环太平洋经济的产值增长速度呈加快势头。即使把 像印度尼西亚之类的规模庞大但却管理欠佳的经济也计算在内、 把当时经济状况低于平均水平的日本经济除外，从 1973 年到 1992 年，环太平洋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也[58]有 5.7%，而年 均通货膨胀率是 10.6%。当然，在这些经济中很可能也存在着以这 样的速率上涨的物价问题，尽管它们并非必然应当存在这些问题。 不过，这里我们应当从中得到的关键教益却是：很难把高经济增 长率与像英国的目标中确定的 2.5%或像欧洲中央银行的目标中确 定的 2.0%这样低的通货膨胀率结合在一起。 较不那么良性的是由各种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冲击带来的影 响。在 1970 年代初期上涨了四倍的石油价格（从每桶 2.5 美元上 涨到了每桶 10 美元）就是这些冲击的表征之一，尽管决不是造成 这些冲击的唯一原因。由西方国家造成的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关系 的疏远，特别是美国在“赎罪日战争” （即 1973 年 10 月爆发的第 四次中东战争——译注）中支持以色列，是直接导致石油输出国 组织（OPEC。又译做“欧佩克”——译注）价格上涨的导火索。 然而，其深层的背景原因，却在于作为废除由布雷顿森林汇率体 系确定的信贷限制之后的一种结果而发生的信贷激增；而废除由 布雷顿森林汇率体系确定的信贷限制，又是 1971 年的美元贬值带 来的结果。不受限制的信贷创设造成了一种难以持续的繁荣景象， 产值急剧攀升，商品价格成两倍、成三倍地上涨，房地产价格飞 55

扬直上，进而导致风险贷款激增，当繁荣的泡沫破灭之后，这些 贷款都成了坏账。因此而造成的 1970 年代的通货膨胀发生在一个 全世界都安静平和的时间，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物价年 复一年地上涨，在英国，最高的时候物价上涨了 24%；在法国是 14%，在美国是 11%，在德国则温和得多，最高时达到 7%。 1970 年代的通货膨胀经历造成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理论风 [59]尚发生了重大转变，即由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转向了当时刚刚占

据优势地位的货币主义者们所鼓吹的政策。但是，有一个问题人 们却远没看搞清楚，那就是：为什么当时人们就没能够比较容易 地避免那些致使物价上涨水平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的错误政策 呢？世界并不一定非为由强硬的货币政策造成的物价紧缩现象付 出沉重代价不可。作为致使世界遭受冲击的原因的那种信贷激增 并非必不可免。那些最彻底地倾心于采用货币主义政策的经济， 其物价回落的速度也并非最快。到处都出现了通货膨胀消退的现 象，而且，在一些像挪威这样从未采取过货币主义政策的国家， 其通货膨胀消退的速度之快，一点儿也不亚于在货币主义这种新 的正统观念指导下严厉紧缩货币供应的那些国家。从 1970 年代我 们应当吸取的最为关键的教训就是：第一，要注意避免造成可能 促成过度信贷的那些条件；第二，在已然出现了过度信贷的情况 下，要注意避免造成同样过度的银根紧缩，以免把本来并非必不 可避免、但却已然人为地造成了的那些问题复杂化。 1970 年代的经济过热还有其更具普遍意义的另一种意蕴，这 种意蕴明显体现在世界上许多遭遇过更急剧并且往往更长期的物 价上涨之痛的经济中。贯穿本书始终的一个一贯之见是：种种正 确的经济政策仅仅是一个好政府的构成方面之一，决不能用它们 来取代弄清楚其他构成部分的必要性。只有当许多实质上属于非 经济类的因素都具备的时候，才能够实现使经济高速而乎稳地增 56

长的目标。这些非经济类的因素包括：没有战争；各特殊利益集 团的行为适度节制；一套有利于保障合同的执行的相当富有成效 的法律体系；能够提供合格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一种使得市场 能够[60]高效运行的足够充分的反腐败和防贿金政治机制。既具备 这些必备的非经济类因素，又制定了合适的经济政策，任何经济 都没有理由不能够既实现 4%或 5%或甚至更高的增长速度，又不 用付出任轲类似过度通货膨胀之类的代价。在高速增长的情况下， 年度物价上涨率虽然也许不会像 2.0%或 2.5%那么低，但却很可能 仍然是在危险警戒线以下平稳运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 种在其他方面运转良好、持续年增长率保持在 5%或 6%左右的经 济来说，如果大部分商品的成本基本保持稳定，并且几乎所有的 增长都集中在服务行业，那么，年度平均物价上涨 4%左右是可能 的。经验还告诉我们，只要不出现过度需求，就不会存在任何所 谓使物价上涨速度逐年递增的“慢性病趋势” （chronic tendency）。 对于其未来收入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物价尽可能保持稳定的那些 人——例如靠养老金生活的人——来说，这种情况也许并不是一 种理想的直接后果；但是，对于其他所有的人即对于在所有发达 国家中占人口的大多数的人来说，从更快速的增长中所能获得的 好处将很容易补偿由于冒物价轻微上涨之险而受到的微小损失。 而且，即使是那些因利率下调而受到损失的人，最终也会随着整 个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变得富裕起来而得到收益。

减少贫困 为全人类提供一种平等的收入，这也许是少数理想主义者们 所钟爱的一种长远目标；但这种目标从来都没有变应过切实可行 的政治行动。看来，无论生活水准多么提高，这一目标似乎都不 57

可[61]能实现。看起来更有可能得多的事情是：总会有某些国家比 其他国家更繁荣一些；并且确定无疑的是，在每个国家的经济中， 总会有一些人不断地积聚起比别人多一些的财富和收入，而有些 人则会做得较差。因而，处理有关收入和财富和再分配的细节问 题，实际上是一项政治事务而不是一项经济事务，其中各种合理 的、经得起辩驳的选择，是被制定出来、设计出来为实现或至少 是为承受更大或更小的用以处置不平等性的措施的。. 本书认为，凡是不再把减少贫困的问题纯粹作为一个政治问 题而是作为一个一般的经济政策问题来看待的地方，财富和收入 的分配就会完全不受合理选择的限制，并且变得对所有的人来说 都既是一种有意冒犯，又是一种严重危险。在许多人看来，无论 就一国内部的情况而言，还是就国与国之间的情况而言，我们正 在向其接近（如果说我们还不是已经达到了的话）的那种变得越 来越明显了的情况，正是这种情况。民间轶闻性的证据和正式的 统计数字都表明了这一点，尤其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对纽约和华 盛顿的攻击更说明问题。虽然导致这些骇人听闻的事件的动机显 然决不完全是经济性的动机，但是却也难免让人得出这样的结论， 即：美国和许多阿拉伯世界在生活水准方面的不平等以及由生活 水准的不平等造成的权力和影响力方面的不平等，对于促成导致 这些事件的那种潜在的愤恨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刚刚逝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存在 一种退步现象，即从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较低程度的分化状况退 步到较高程度的分化状况。而那种较低程度的分化状况是人们在 二十世纪经过整整四分之三世纪左右的奋斗才得以实现的。在 [62]1980 年的美国，占总人口 5%的最高收入者拥有社会全部财富

的 14.6%，占总人口 20%的最低收入者拥有社会全部财富的 5.3%。 到 1998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变成了 20.7%和 4.2%。结果，在从 58

1980 年到 1998 年这段时间中，占总人口 20%的最低收入者家庭的 实际收入几乎是正好维持了原有水平，而占总人口 5%的最高收入 者家庭的实际收入则增长了 33%。这样，在 1998 年，占总数 5% 的最富有者家庭的收入是占总数 20%的最贫穷者家庭的收入的 6 倍，而在 1980 年，前者只是后者的 5.3 倍。有趣的是，尽管贫富 差距的扩大大多发生在里根和老布什担任总统的期间，但分化的 加大实际上却出现在克林顿总统当政时期。这种情况，无疑主要 是由 1990 年代出现的股票市场和巨大繁荣造成的一种结果。在英 国的文献中， 尤其是在 1999 年发表的来自朗特里基金会（Rowntree Foundation）的一份报告中，在各种涉及所有西欧各国的学术研究 中，与此非常相似的趋势也有记录。把全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看， 在 1960 年到 1995 年间，分别占全球总人口 20%的最富有的人和 最贫穷的人各自的收入之比，从 30∶1 上升到了 80∶1。 由日益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的不平等造成的种种后 果，不仅表现在购买商品和购买服务的能力大小有别，而且表现 在生活机会的许多方面。与贫困程度的日益上升相伴随的，是出 现下述状况的机会日益增加，即：健康欠佳、儿童出生时的死亡 率上升、预期寿命缩短、受犯罪活动侵害的可能性增大、住房条 件低劣、受教育条件差、就业前景恶化。当大多数人认识到事情 原来如此并打算选择忍受由此带来的后果的时候，至少是当人们 还找不到[63]可用来避免这些状况的办法的时候，对于作为一个整 体的社会来说，由日益加剧的生活机会的不平等造成的代价看来 很可能总有一天会变得大得令人无法接受。由日益增多的犯罪给 富人造成的不方便，也许会变得让富人们无法忍受。诚然，最贫 穷的那些社会成员的贫困状况，有可能会被那些在大多数时间都 生活得很好的人们掩盖起来。然而，诸如伦敦西区发生的露宿街 头、无家可归的青年日益增多这类现象，也许已经使那些本来可 59

能意识不到事情的真相的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为数众多的弱势青 年所处的困境。无论如何，如果舆论氛围确实有了改变，并且确 实已经表现出我们以往从未见到过的一种旨在减少这些不平等现 象的决心，那么，经济学就需要准备好一套切实可行的政策来落 实需要作出的种种变革。同样有可能的也许是：无论是这些政策 的提出还是这些政策的落实，都会有助于激发一种心灵的变革。 如果说发达国家各国内部日益严重的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不 平等是一件应当受到关注的事情的话，那么，还有一个甚至更强 有力的理由可以使人相信：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和不平等是一个重 大问题——其中缘故，一定程度上在于世界各地彼此情况的不同 十分巨大。一极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包括：瑞士，1995 年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 26721 美元；挪威，199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5390 美元；丹麦，199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2247 美元；美国， 1995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20716 美元。处于另一极的坦桑尼亚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 155 美元，埃塞俄比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54 美 元，柬埔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33 美元。这些数字表明，一个平 均水平的瑞士公民的国内生产总值拥有量是一个平均水平的柬埔 寨公民的 200[64]倍还要多。因此，分别生活在富国和穷国的各大 人群的收入水平差距，要比大多数生活在同一国家之中的各主要 集团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大得多。 这些数字确实够让人不安的。但是，如果最穷的国家和最富 的国家之间的差距有缩小的迹象，那么，事情也许会并不十分令 人丧气。遗憾的是并不存在这种迹象。富国仍然在继续变富，而 且，由于几乎所有的富国当前的人口增长率都比较低，所以它们 的人均生活水准仍在继续高升。穷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在穷国， 即使经济有所增长，这种增长也会被人口数量的更快增长所吞没； 于是，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人均收入水平保持原状不变，而多数 60

情况下则是比这更差的结果，即人均收入继续趋于下降。最近有 一份反映 1980 年到 1995 年的统计数字的报告 43，其中收录了 33 个有可靠统计数字的非洲国家的数字。在这 33 个国家中，有 21 个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呈下降趋势，只有 12 个国家的人 均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在这 15 年中呈逐年上升趋势。不过，在这 12 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字呈上升趋势的国家中，有些国家确实做 得不错，尤其是：博茨瓦纳，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人均年增长率 4.9%； 几内亚比绍和莱索托的国内生产总值累计人均年增长率都是 2.7%。尽管像通常一样，在分析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国家的情况 的时候，都各有一些特殊因素应当考虑到，但是，这种情况毕竟 说明总的趋势也还是可以改变的。 至于说到这些穷国的情况为什么这么差，其中某些原因与经 济政策并无直接关系。战乱、腐败、任人唯亲的裙带政治以及独 裁专制的政府或无政府状态，这些都是经济所无法救治的事 [65] 情。在生活水平最低的那些国家中，经常地会出现这些现象，这 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这一事实并不能免除发达国家对最贫穷 的那些国家的人民生活现状所应负的适当责任。这些最贫穷的国 家中的许多国家，以前都是殖民地。那些以前的宗主国对这些前 殖民地国家至少还应当承担一些残留的责任。即使撇开这方面的 责任不说，放眼未来，无论从道义上还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讲，富 裕世界显然都有责任帮助弥合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日益加深 的鸿沟。 这一问题的解决，部分地要靠实施一些援助项目，以及将技 术从第一世界向第三世界转移。以往在这方面已经做过的事情虽 然尚属可观，但却并没有达到本来应当可以达到的程度。在这方 面，只有少数几个发达国家达到了联合国确定的援助目标，即： 捐赠国的捐赠达到捐赠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0.7%。不过，对第三世 61

界国家来说，比获得援助更重要得多的是：取得与发达国家平等 的贸易机会。而富国最让穷国完全失望的事值也恰恰就在这方面。 一定程度上得力于贸易自由化措施的成功，在最近几十年中，世 界贸易的扩张比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快得多。尽管如此，从 中受益最多的却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制造品贸易。那些最贫穷的国 家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了。例如非洲，许多最贫穷的国家都 在非洲，但是非洲的世界贸易总量却从 1984 年的略高于 4%下降 到了 10 年后的略高于 2%。 那些最贫穷的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业绩之所以会这么差，部 分原因可以归咎于这些国家的内部政治和经济条件，但其中很多 原因则应归咎于发达国家对穷国尽其最大努力生产出来的外贸品 [66]所采取的态度。无论在世界上什么地方，唯一可以用来解决第

三世界国家生活水平低的问题的长久之计，就在于提高这些国家 的生产率及其劳动力的人均产值。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途径就 是改善农业的效率，以便能够创造出可供出口的剩余产品来；特 别是要实现工业化，因为与其他行业相比，制造业是最容易实现 提高生产率的目标的行业了。工业化之路的模式大同小异。一般 是先从比较简单、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起步，因为这些生产中所 需的资本设备比较便宜，所需的技术一般都不超出已经公开化了 的知识范围，低廉的劳动力和其他间接成本方面的优势能够很容 易地转化成在国内外市场中有竞争力的价格。传统的因而有可能 建立起来的工业，是生产纺织品、鞋类和其他相对容易制造出来 的产品的那些工业。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工业正是一些在 发达国家中最受攻击的工业，在那里，对便宜进口货的抵制特别 激烈，由此导致出台了诸如《多边纤维制品协定》（Multi Fibre Agreement）之类的一系列进口限制措施——而第三世界国家却几 乎根本不需要《多边纤维制品协定》这样的东西。与此同时，在 62

生活水准高的那些国家，农业方面的保护主义与向世界市场倾销 自己的剩余产品的做法结合在一起，在减少贫穷国家提高其农业 生产率的机会方面做得太过分了。 因此，由既在一国内部、也在国与国之间存在着的财富和收 入方面的悬殊差距提出的关键经济政策问题，实际上就是这么一 个问题，即：如何创造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至少能够让贫富 差距稳定下来，并且在人们下决心缩小贫富差距的时候能够使缩 小贫富差距的机会成为现实。问题在于，要使这种环境成为现实， 无论[67]在一国之内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穷人的收入应当必须比富 人的收入增长得快得多才行。另外，要使当前存在着的最大的贫 富差距即富国和穷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得到显著缩小，还必须使这 种缩小差距的进程得到一个长时期的持续过程才行。即使人均年 收入 133 美元的柬埔寨能够使自己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连续保持 像博茨瓦纳那样 4.9%的年增长率，也需要经过 110 年左右，才能 使柬埔寨的生活水准达到美国今天的生活水准。在此期间，如果 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继续保持最近年均 1.6%的趋势， 那么，这个追赶的时间则将延长为 160 年左右。 上述数字令人气馁。不过，至少在今后几十年中，为使这种 追赶过程得以启动而需要富国做出的牺牲并不是很困难，这主要 是因为世界上的穷人们的收入总量相对来说很小。其结果是：由 穷国所期望的那种显著改善，给已经富有的国家造成的影响几乎 不足挂齿。给它们的贸易模式带来的干扰基本上不值得在意。而 且，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富国就不能通过增加与穷国进行贸 易的机会而得到收益。富国会通过从各种低工资经济那里得到对 方特意精心组织生产出来的物美价廉的商品和服务而受益。特别 是，如果富国的某些商品和服务受到了富国国内新的竞争的不利 影响，而从穷国那里得到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却正好对这些不利影 63

响形成了一种补偿，那么，富国从与穷国的贸易中得到的收益就 更明显了。 最终，对于克服财富悬殊——无论是一国国内的财富悬殊还 是国与国之间的财富悬殊——来说，问题又回到了把本章中讨论 的其他问题结合在一起的那个经济政策问题，即有效需求问题。[68] 要想减少国内的贫困，最好的办法就是要有足够的需求，以便能 够创造出条件，使得差不多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够找到一份 工作。与此相似，要想使那些最贫穷的国家走出贫困，并且使它 们有机会追赶上那些现在已经很富裕的国家，就必须创造出一些 条件，使得对于与这些国家自身生产能力相应的产值的需求异常 大幅地增长。这样一来，将需要全世界首先容许这些穷国形成一 些格外具有竞争力的成本基础，并进而容许它们将产品出口到发 达国家。 这种情形，正是环太平洋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 几十年中曾设法实现了的情形——不过，必须说明的是，这种结 果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偶然，而不是有意设计出来的一种结果。 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已经在世界经济中树立起了 自身具有高度竞争力的地位，从而使得这些国家随后实现经济的 调整增长成为可能。现在的问题是：人类是否能够表现出必需的 智慧，以便能够为至今还没有机会效仿环太平洋国家的那些穷国 造出同样的条件来。

可持续性 最后但却并非最不重要的一个经济政策目标，就是要确保实 现这么一种结果，即：由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可承受的通货膨 胀水平和极端贫困之缓解带来的结果，能够使将来可能对世界提 64

出的各种附加的需求都得到维持。这中间有四个关键问题。第一 是人口增长问题，第二是环境问题，第三是资源问题，第四是灾 难性的[69]战争。 目前全世界的人口大约有 60 亿。1820 年的时候，全世界人口 刚刚超过 10 亿，1929 年的时候是 20 亿多一点。到 1950 年的时候 是 25 亿，1975 年成了 40 亿。从 1820 年到 1929 年，年均人口增 长率还不足 0.6%。最近 25 年间的人口年均增长率却高达 1.6%， 尽管目前的人口增长率正在缓慢下降。世界人口增长率之所以还 这么高，是因为：人口增长快且本身国民总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多得多的国家，正是人口出生率仍然最高的那些国家。当前人口 已接近 11 亿的印度，其最近的年增长率是 2.2%。整个非洲的居民 数量自 1950 年以来增长了三倍，目前已达 8.5 亿，其年增长率是 3%。在南非，近来的人口年增长率是 2.2%。的确，世界上其他有 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率确实低得多，例如在大部分欧洲国家是 0.3%， 在日本也只有 0.7%。但是，别的地方的高增长率却使全世界的平 均增长率居高不下。 地球上的居民数量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尤其是那些人口增 长最快的国家的人口为什么增长得这么快？部分原因在于：作为 将西方技术运用到基本保健、废物处理和医疗救护等领域的结果 之一，人的预期寿命得到了戏剧性的增加。这样一来，以往总是 作为大多数欠发达社会的特点的高出生率，就再也不会被相应的 死亡率所抵消了。与此同时， “大家庭总是抵御艰难时世的最好屏 障，尤其在人到老年以后更是如此”这一使大家庭得以维持的社 会原因仍然存在。而这种社会原因之所以仍然存在，是因为几乎 所有拥有最高出生率的那些国家都无力构筑富裕国家认为理所当 然的那些社会保障基础条件。[70] 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降低出生率，使世界人口总量稳定下 65

来。即使做最乐观的设想，以目前情况来看，再有 50 年也未必能 实现这一目标——到那时，全球人口总数将达到 100 亿或更多。 显然，要实现这一目标，总的来说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目前出 生率最高的那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所有证据都表明，当人均国内 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二十世纪初欧洲的水平的时候， 无论文化或宗教背景如何，出生率都会下降。诸如提高妇女地位 和受教育水平之类的具体政策，对于降低出生率来说也至关重要， 但这些政策却往往只有在具备日益繁荣的背量的情况下才比较容 易实现。本章虽然在前一节已经说明了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的更快 增长，但是，这里面仍然将面临一个要与时间赛跑的难题。 另外，一方面，在人口众多的贫穷国家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的同时，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也在继续增长；另一方面，人口众 多的贫穷国家短期内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做的事情越多，全球在 环境和生态方面面临的问题也就越尖锐。由全球气候变暖和臭氧 层变薄带来的威胁，现在几乎已经受到所有人的严肃对待。在很 大程度上，由于要对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有关数据作出精确的解释 还有困难，所以，关于气候变化有可能给人类带来的代价将在何 种程度上使人类无法承受或不愿承受，在有关专家中间还是一个 颇多争议的问题。然而，看来众所公认的是：来自这方面的威胁 是在与日俱增而不是逐渐减少，因此，迫切需要通过京都程序 （Kyoto process）或通过其他方式尽快达成一些国际协议。 还有一些也许是更加难以处理的问题，而由它们造成的影响 也许更咄咄逼人。其中有些问题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也已经显得很 [71]紧迫了。一个问题是获得足够的淡水的可能性问题，另一个问

题是全球有无获取足够的能源的能力。淡水和能源的短缺目前已 经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尤其是给这个国家的西部地区带来 的影响更大，尽管错误的价格导向和政策调控措施对这一现状应 66

负的责任与真正的资源短缺对这一状况应负的责任同样大。在对 各种已经使用过的物质（包括污物、家庭垃圾和工业废品等等） 的处理上，问题也日益增多。由于地下水位下降，农事便越来越 难以获得成功，由此导致如何满足日益增多的全球人口的粮食供 应问题。随着要求“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的压力越来越大，如 何生产出足够的发电量以满足全球对电力的需求而又不诉诸利用 核能源（因为核能源的利用又会导致一些环境问题），也成了一个 难题。最近在加利福尼亚出现的停止部分供电的限制用电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于反对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技术 来增设发电站的缘故。随着社会的日益富裕，社会所具有的制造 各种废物的能力几乎呈指数增长，不断生产出各种水平的越来越 难以控制的污染来。此外还增多了一个问题，即：虽然原子能看 来也许是适合于用来应付能源短缺问题的最好出路，但是，围绕 原子能而出现的种种技术，其本身又很容易造成很高的成本代价 和一些最难处理的环境灾难（例如废物处理就高居榜上）。 由生活水平的提高导致的有些问题，也可以通过由人类创造 出的财富的增长加以解决。无论如何，有一些令人欣慰的证据表 明：对全球环境的压力，并不是随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而 成比例地加大。由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的需求增长，更多地是或 者属于对种种复杂产品的需求（这些复杂产品其成本更多地源于 其[72]精巧复杂性而不是源于其所使用的原材料内容），或者属于 对那些其本身的生态影响相对较小的服务行业的需求。还可以适 当放心的是：尽管存在着潜在的淡水短缺问题，但食品供应看起 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制约因素。诚然，在刚刚过去的、世界人口增 长非常快的最近几十年中，食物产量比人口增长得更快——在最 近四分之一世纪中，大约比需要供养的人口的增长快 14%左右。 然而，如果说提高生活水平（尤其是提高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那 67

些国家的生活水平）是为控制世界上的居民人口所必须具备的一 个实质性因素的话，那么，要想在不再增加对环境的压力的情况 下实现这一目标，是不可能的。而要做到这种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唯一的出路就在于把为控制由产值的进一步增长带来的生态影响 所付出的代价与种种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措施结合起来——而 且，这些政策措施还应当具备这么一种作用，即：这些政策应当 能够富有成效地控制由世界上的居民人口带来的对环境的总体影 响，使其稳定在一个仍然是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这看起来像是 一件令人胆怯的任务，但却也是恰当的经济政策可以对之大有作 为并做出一些杰出贡献的一件事情。 为解决在实现可持续性的过程中所包含的其他问题，就必须 继续保持经济的增长。但是，在前文所说的那种进程发生的过程 中或在其后，世界上为保持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原材料资源会不会 就已经被消耗殆尽了呢？如果有关的管理工作相当胜任，如果人 类能够继续保持足智多谋，从而像自从有文明史以来人类一直在 不断进行着的那样为解决短缺问题找到出路的话，那么，就很可 能不会。曾经有许多人预言说，世界上的资源将会在一段确定的 时[73]间之内被消耗殆尽。但是，迄今为止，事实无疑已经证明所 有这些预言都是错误的。罗马俱乐部在 1972 年作出的那些预测就 是一些很好的例子。他们作出的每一个单独的预言，都已被证明 是错误的。从长远来看，情况很可能是：世界可能会在某些特殊 的原材料上遭遇短缺，特别是那些不可再生的原材料，例如矿物 燃料。因而，世界面临的挑战就在于要找到足够安全、成本效益 比较适当的替代品来填补这些短缺。不过，如果有足够的投资和 技术，即使是这些问题，看起来似乎也是一些在可能解决的问题。 尽管这中间并不存在什么确定性，但是，比起别的一些问题来， 这些问题看起来仍然是一些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 68

因此，关于可持续性，关键问题看起来似乎在于与人口增长、 经济增长以及与由这两方面增长造成的对环境的影响相关的那些 相互作用的因素。这些问题，可能是人类从下个世纪往后将要面 临的一些核心问题。另外，这些问题能否以人们可以接受的方式 得到控制，在很大程度上也许取决于所有的不确定性中最大的一 种不确定性，即：随着资源变得短缺，人类究竟能否避免使灾难 性的战事蔓延开来。各种局部的地方性冲突难以避免，这一点没 有什么可怀疑的。危险在于这些地方性的冲突变得广泛蔓延起来。 各种资源越短缺，在有资源者和无资源者双方之间因铤而走险而 导致武装冲突的危险性就越大，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可以置疑的。 在这个问题上，2001 年 9 月 11 日发生的事件也使人没有理由感到 宽慰。 问题在于现今的经济学是否能够为应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个答 案框架，因为这些问题也和本章讨论的其他问题一样对人类的未 [74]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下面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以往经济思想

是如何发展的，以便弄清楚迄今为止经济思想在对这些问题的回 应上做得怎么样。[75]

69

第三章

前工业世界

对历史的研究是政治智慧的开端。 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 虽然属于经济学题材的人类之间相互作用关系的各类可以追 溯到文明肇始之时，但是，对这些关系的系统研究却主要是最近 几个时代以来的事情。从大约 10 万年前开始有语言的时候起，一 定就有了买方和卖方、借方和被借方。从大约 11000 年前开始有 定居农业的时候起，一定就有了对信贷的需要。从第一次永久性 定居出现在中东的美索不达米亚，到具有重要意义的城邦第一次 在同一地区兴起，其间之所以会经历了大约 5000 年时间，实际上 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记录下比部落酋 长所能雇和债务更多的债务。正是对适合用来计算日益错综复杂 的法定债务之网的办法的寻求，和别的事情一起，使得较大规模 的政体组织形式的成长成为可能。通过一些陶制牌匾，可以看到 有充分的证明表明：当大约公元前 3700 年那批最早的城市开始出 现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些复杂缜密的、用以记录各种法定债务关 系的方法在起作用了。 货币的发明则要晚得多。公元前两千年，中国人铸造了易货[76] 贸易代币。不过最先使用真正的铸造硬币的，是大约公元前 700 年的时候发生在吕底亚王国的事情。最初的铸造硬币使用的材料 是金银合金即当地出产的天然金银汞合金，是由传说中的国王克 罗伊斯（Croesus，公元前 546 年去世）制造出来的。铸币业的发 展，直接导致随后几个世纪地中海沿岸各国在贸易和殖民扩张方

面的大发展，造成了例如古希腊和其他民族的文化买价在整个古 代世界的普遍传播，进而导致了其后由古罗马人自己创造的文明。 虽然古希腊人开发出了一套贸易制度，古罗马人创造了一种 行政管理结构，从而使得一个庞大的帝国能够存在数百年，但令 人惊异的是，古代世界的经济成就却不太大。制造业的发展从来 没有超出诸多个体工匠小组构成的产值规模。技术方面并没有什 么进步。古希腊的种种科学思辨，几乎没有一种是以实践性的意 图为取向的。日益加重的税赋，由瘟疫导致的动乱，以及由严重 的周期性通货膨胀导致的种种不安定因素，在由这些情况汇集而 成的重压之下，罗马帝国的经济显得萎靡不振、停滞不前。古罗 马人对后来世界经济的发展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也许在于他们 的法律体系，尤其是他们的合同法。不过，对于在过了一千五百 年之后才发生的工业革命来说，这件事本身所具有的积极促进作 用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 此外，古代世界之所以未能出现任何有利于实现经济可持续 发展的成就，还有一个深层的原因，那就是因为缺乏像由阿拉伯 数字（特别是由关于“零”的概念）所提供的那么一种高效的、 可用于进行并记录复杂的计算活动的方法。以算盘为基础的先前 的那些计算系统，其所可能具有的作为，很容易被并不熟悉其在 处理乘法[77]和除法运算方面的能力的那些人所低估。不过，那些 计算系统对于现代数学来说确实并没有提供什么令人满意的基 础。虽然最近有些学者认为关于“零”的概念有可能起源于古巴 比伦文化，但是，总的来说，一般认为比较可信的看法还是说这 种概念起源于公元四世纪的印度思想家。可是，这种概念却用了 800 年时间才经由伊斯兰阿拉伯国家传播到欧洲。在利奥纳多·菲 波那契（Leonardo Fibonnacci，约 1170—1250 年）1202 年发表的 《算数表》 （Book of the Calculator）一书中，这种概念的用处才首 71

次成功地引起人们的重视，尽管有一本有关阿拉伯自述的书早在 大约公元 990 年前后就已经被翻译成了法文。古代数学系统本身 的弱点，也许不仅导致缺少一种本来可能发生的科学和技术进步， 而且对形成一套缜密成熟的银行系统（它是工业革命的一个重要 先驱）也起了妨碍作用，因为，一套缜密成熟的银行系统不仅要 以相应的数字运算为基础，而且要以相应的记录为基础。更好的 记录和债务管理系统，使信贷行为在更大得多的范围内成为可能； 而复式记账法和大范围的信贷活动一起，为导致文艺复兴的那种 新财富的增长提供了重要基础，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不过，古代世界还是为后人留下了具有重大影响的遗产，并 且对在数百年以后论述有关经济问题的那些人形成其所持的看法 起了不少作用。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遗产都是哪些遗产，以及 哪些人是对后来的经济思想留下了最深刻印记的人。[78]

古代世界 在印度、中国以及在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传播开来以后建立 的伊斯兰国家，也许都各有一些对它们那个时代的经济思想作出 过重要贡献的思想家。即使如此，由于它们的著作很少有保留下 来的，所以他们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对后世西方经济 思想的影响）便显得微不足道。同样的话当然不适合用来说整个 古代世界，因为在古代世界确实已经有一些思想，这些思想为后 来的经济理论确立了用来将各种经济问题理论化的基本框架。这 些思想有两个关键来源。其一是古希腊人，特别是柏拉图（Plato） 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其二是同步增长教会传承下来的基督 教传统。古罗马人很少对后世做出什么智识学理方面的贡献，尽 管如前所述，古罗马的法律确实为后来的商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72

尤其是，合同的庄严性和可强制执行性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与 从当时世界上其他地方看到的那些反复无常的非正式约定形成了 鲜明的对照。 古希腊人留下来的理智遗产是巨大的。公元前四世纪见证了 人类从占星术和巫术的统治下获得的真正解放，见证了人类开始 付出巨大的努力以求把合乎逻辑的思想作为理解世界的运作机理 的一种方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考虑问题时所遵循的那种观念 框架，是由一系列思想家共同树立起来的，其中有些人贡献出的 思想观念，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约公元前 535—公元前 475 年）明确地提出和论述了有关冲突和平 衡的思想观念；现代人讲的竞争，就是这种思想观念的现代回响。 德[79]谟克利特（Democritus，大约公元前 460—公元前 370 年）曾 经写过一个专论经济事务的长篇大论，尽管其中被保存下来的只 有不过三百余条语录。不过，从这些被保存下来的语录中，却可 以看出论者在有关经济活动的激励问题上所达到的特别敏锐之 见，其中包括诸如“附加的物品和服务单位效用递减”之类的见 解。德谟克利特认为：同样的财产，当它作为私人财产的时候， 将会比它作为公共财产的时候受到更精心的爱护。这一观点历经 几个时代，至今仍不失为黄钟大吕之声。在色诺芬（Xenophon， 大约公元前 430—公元前 355 年）的著作中，还会看到一些更具实 用性的见解，例如，其中特别注意到了（在随后的两千年中竟然 未受到真正重视的）战争带来的破坏性的经济后果问题，并且预 见到了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讲的有关劳动分工的某些最重 要的原则。 因此，当柏拉图（大约公元前 427—前 347 年第一次为对积累 到当时的所有理论工作加以综合而作出重要尝试的时候，已经有 相当多的思想遗产可供汲取了。柏拉图的主要兴趣在于政治学而 73

不在经济学。他的主要著作《理想国》（The Republic）更多地关 心的是界说正义并确立最佳政体形式，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 事务。不过，他作出的关于“最好的国家形式是一种由哲学王掌 握掌管的国家形式”这一结论，却牵涉到一种具有重要经济学意 蕴的组织形式。柏拉图坚信：人类是不平等的，因而，职业区分 便成为必要。于是，他赞同一种形式上类似于经济科层制的职位 册封，认为这种科层制的职位册封有利于鼓励和促成人们形成不 同的团体，从而使每个不同的团体中的人们都能够集中精力专注 于某一特定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在这种科层的职位等级中，处于 最高位的是哲学家。[80]位于下一层的是战士，再往下一个层级的 是从事种植和贸易的人们——这种思想，表明柏拉图对经济中更 具生产意义的那些部分是不大尊重的。 在柏拉图看来，商业活动比统治者或战士的作用要低微得多； 这种对商业活动的蔑视，是其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和学说中的一 个方面。照他的看法，与提高生活水平关系最密切的那些活动是 没意义，最不重要，至今他的这种看法仍然不乏共鸣者。他对财 富极端鄙夷，视财富为腐败。实际上，在《理想国》中响彻始终 的一个主基调就是赞美俭朴，俭朴是他所钟爱的统治者的一个关 键特点，是尚未受到（以赚钱为特点的）商业诱惑的玷污的表现。 柏拉图此书的第三个特点在于其极权主义和对个人隐私缺少尊 重，由这一特点逐渐过渡到了他对作为一种制度的奴隶制的宽容， 考虑到他那个时代的古希腊城邦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是奴隶， 这一特点也许会更容易被理解一些。尽管柏拉图在其著作中是把 古代雅典当作民主政治的先驱加以庆贺的，但他在书中对这种政 治组织形式并没有什么兴趣。总的来说，他的影响就是对一种保 守的、寂静主义的经济政策路向起强化作用。 随后对古希腊思想所做的另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综合工作， 74

是由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前 322 年）进行的。亚里士多德的 父亲曾经在马其顿王国的菲利普二世国王（公元前 382—前 336 年）那里担任过医生，而菲利普二世国王又是亚里士多德后来曾 任其老师的亚里山大大帝（公元前 356—前 323 年）的父亲。诚然， 亚里士多德论述问题范围广博，并不仅限于经济问题；但是同时， 他的著作中确实以不同方式多次涉及经济话题。他对后来经[81]济 学思想的发展作出的主要贡献，首先在于他不得不对社会经济组 织问题发表的见解，其次在于他关于私有财产比之于仅有财产所 具有的优点的思想，第三在于价值和交换的思想。相对于他作为 一位思想家所具有的十分高大的形象而言，分在经济学话题上的 见解所具有的影响的广泛性显得不成比例，尽管并非所有后来的 思想家都对他很友好。这里必须提及的是自视甚高的熊彼特 （Schumpeter），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经济学方面的贡献“端庄得 体、平淡无奇、略显平庸，稍多于自命不凡的常识之见”。 “经济学（economics）”一词起源于希腊文，其本来的宣布意 思是“操持家务（management of the household） ” 。亚里士多德的 思想就反映的是这种狭小视野中的最经济性的活动。和柏拉图一 样，他也对奴隶制持宽容态度，认为“从春各自出生的时候起， 有些人就被选定要服从他人，而有些人则被选定去统治他人” ， “因 而，显然，有些人天生就是自由的，而有些人则天生就是奴隶， 对于后者来说，奴隶制就是可取的、正当的。”亚里士多德也基本 上赞同柏拉图对贸易活动所持的保留态度，把财富的积累作为“非 自然的”事情予以谴责。由此导致他对把货币当作积累财富的手 段而不是当作一种交易手段加以利用的做法提出了严厉指责。这 里，亚里士多德又一次反映出柏拉图对俭朴状态的热望。尤其是， 亚里士多德对放贷行为持谴责态度——如我们随后将会看到的那 样，这种观念后来变成了教会的教义中的一条重大准则。 “最可恨 75

也最有理由可恨的（赚钱行为）是高利贷……。因为货币本来是 用来进行交换的，而不是用来赢利的。”虽然亚里士多德承认货币 作为用来使易货变得更加高效的一种手段是非常有效的，尤[82]其 是在对外贸易活动中非常有效，但是，在他眼里，货币的正当性 也仅仅在于作为便易货贸易变得更加高效的一种手段而已。尽管 对积聚财富的做法持保留态度，亚里士多德还是遵从当时已经牢 固树立起来了的一种古希腊传统，旗帜鲜明地为与公有财产相反 的私有财产予以辩护。他对价值（value）和价格（price）的关系 也很关心，中世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即“正当价格（just price）这 个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这个概念的提出，实质上以 后来作为“劳动价值论” （Labour Theory of Value）而为人所知的 那种理论为基础，它意味着任何东西的价值及其由此而来的公平 合理的价格就在于该东西的劳动含量。 亚里士多德的首要目标在其《伦理学》一书中得到了强调， 这个目标就在于把“中庸”（moderation）这个概念提升成为人类 行为的基本原则指南。这个概念究竟是不是可以作为最佳基础来 构筑一套观念框架，以便最富有成效地掌管他那个时代比较简单 的经济活动或掌管日后变得日益复杂地那些经济活动，确实很值 得怀疑。然而，无论如何，亚里士多德的影响终究还是巨大的， 虽然其他来自古希腊的观念也各有其重要性。犬儒学派感人的代 表人物、把家安在一个大木桶里的第欧根尼（Diogenes，约公元前 412—前 323 年）鼓吹极端的简朴生活。 斯多葛学派追随芝诺（Zeno， 约公元前 336—前 264 年）的观点，提倡一种免受任何激情和愤怒 之忧的生活，而伊壁鸠鲁学派的信徒们则偏爱并鼓吹一种简单的、 要求不高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对古希腊时期的生活作出的反应， 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中都各有其配对者。所有这些反应，实质上都 是一些屈服于物质匮乏的办法，而不是设法克服物质[83]匮乏。当 76

然，这些思想表明：在当时那个时代条件下，除了在没有战争的 情况下使现在的贸易和生产技能尽可能得到繁荣之外，没有什么 别的可以用来提高经济产值的有效之策。在此情形之下，那些引 导人们过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的思想方式自有其优长之处。然而， 当经济增长开始成为现实的时候，当工业革命使得人类的福利事 业不可能得到大幅度改善的时候，在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那些国 家的大多数统治阶级奉行的教育中，古希腊思想中那种逆来顺受 的本质却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这就很不合时宜了。 古罗马人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的贡献既没有古希腊人作出的 贡献那么大，也与古希腊人贡献的着重点互不相同。古罗马人的 贡献更具实用性一些，其目标取向（就像古罗马人确实出色地做 到过的那样）在于掌管一个幅员辽阔的地域达几世纪之久，在此 期间大量大规模的贸易活动得以发生。古罗马帝国的历史，几乎 是一部自始至终在其边界的某个地方或多个地方都战事不断的历 史；但是，与此同时，在古罗马帝国国内的大多数地方，却几百 年中一直处于和平状态。不过，古罗马的统治还是未能幸免于衰 落。维持庞大的军队并保障巨大的行政管理机器正常运转，需要 有沉重的税赋来支撑；技术上的停滞不前，意味着没有办法使人 均产值得到大幅度提高；一次又一次通货膨胀的侵袭，也使经济 受到严重削弱。到公元 265 年，作为首要货币单位的铸币的含银 量几乎下降到了零——从公元前 212 年开始的货币一直是实心的 纯属银货币，到了尼禄时代（公元 54—68 年） ，含银量开始逐渐 稀释、下降。因西班牙银矿枯竭而导致白银供应量下降，只是造 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随着罗马帝国抵御外来侵略的能力的缓 慢下降（导致这[84]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发生了瘟疫——可能 是麻疹和天花，这些瘟疫使在公元 200 年达到高峰的古罗马人口 数量减少了一半），税收人员的横征暴敛变成了足以使国民经济在 77

很大程度上无法作为一个整体发挥作用的一种因素。于是，整个 经济活动便日益分化瓦解成了一些自立自足的单位，从而奠定了 标志着西罗马帝国崩溃以后许多欧洲国家金融业特点的那种金融 体系格局。 罗马帝国在经济上的停滞或者至少是它在技术上缺少进步这 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社会务实而不是重智的倾向的一种 反映。无疑，与古罗马人对构成中世纪产生的影响截然不同，古 罗马人对构成中世纪经济思想背景的那些经济观念作出的贡献很 少。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公元 23—79 年）的观点既反映了 古罗马的农业理想，也表现出对奴隶制持保留意见的态度。他指 出： “把土地交给从管教所出来的奴隶去耕种，这是所有的计划中 最糟糕的计划，就像把所有的工作都托付给对生活不报任何希望 的人一样。”他还表达了关于黄金是一种特别合适的交换手段的观 点。虽然，他在公元 79 年就死于因维苏威火山爆发而造成的整个 庞培城被吞没的灾难中，但是，他的看法却提前预见到了在大约 两个世纪后戴克里先皇帝（公元 245—313 年）当政时才出现的古 罗马通货膨胀问题的最惨景况。不过，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古 罗马法律体系才是罗马人对未来的关键贡献之所在。之所以如此 说，部分原因在于古罗马法律体系为强化经济合同制提供了基础， 从而把认定经济合同的优点的根据同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伦理性 根据相分离。古罗马法律体系之所以重要，还因为它体现了“公 民身份”（citizenship）概念，这一概念从古希腊人那里[85]流传下 来，它意味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公民的福祉而不是为了别的。这 是在政府和百姓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上与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地区 通行的看法很不相同的一种看法；而且，经济上的先进性之所以 出现在从古希腊罗马继承了这种看法的欧洲而不是出现在世界其 他地区，其中较为重要的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78

在其他对后来有关经济问题的态度的重要影响中，关于个人 相对于政府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性的思想也是一个关键概念，它是 由基督教教会传承下来的学说中的实质之所在。深受《圣经·旧 约》中先知们的影响，基督教教义的主要思想根本不在于为将来 提出一种清晰的新型社会结构，它的首要目标在于来世。在耶稣 说过的话里，对经济问题毫不重视，因为没有必要为很快就要降 临的天国中的生产和物质福利操心。尽管《福音书》中的预言仍 然反映出来自古希腊思想中的许多遗产，但是，与古希腊人朝后 看的习惯不同，耶稣的说教是向前，即向即将降临的天国看的。 实际上，构成中世纪教会的学说的基础的，正是耶稣的教义和古 希腊传统两者的混合物。和古希腊人一样，耶稣也对贸易和赚钱 的行为持鄙视态度；并且，尽管耶稣是允许犹太人从事高利贷活 动的，但他还是用了亚里士多德看后将会完全接受的措辞，对高 利贷行为严加谴责，从而与基督教对奴隶制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 照——在对奴隶制的态度上，基督教认为：在奴隶那里也和在别 的人身上一样，有待被拯救的灵魂是本来就存在于奴隶身上的。 随着教会的力量逐渐变得强大并最终在罗马的康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公元 285—337 年）怂恿下成为罗马帝国的官方宗 教， 《福音书》的教义成了法定的教义并得到扩充。不过，轻视现 [86]实世界、认为现实世界与即将到来的天国世界相比是无足轻重

的，这么一种基督教的看法却非但没有被疏远，反面随着罗马帝 国的衰落而变得日益重要起来。这种对来世的专注，在希波的奥 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公元 354—430 年）的著作中达到了 顶峰。奥古斯丁那本有巨大影响的《论上帝之城》（The City of God），也许比其他任何著作都更强调性地认为尘世生活与来世的 生活相比是无足轻重的。但是，随着教会变得越来越富有、越来 越强大，它便不能不越来越多地卷入世俗事务之中。其结果就是 79

人生观即关于应当如何践履生活的看法得到了发展，并且，随着 罗马帝国分崩离析，随着教会在整个中世纪成了主要的知识和文 明之库，这方面的看法显得越来越重要。教会的教义逐渐变得对 贸易和商业活动持宽容和支持态度，尽管对高利贷行为、对大规 模积聚财富的作法和对私人财产仍然是持谴责态度的。 因此，古代世界的遗产是一份威力强大的遗产。这份遗产通 过教会和教会法，型塑了直到中世纪时期结束的时候为止人们在 思考经济话题的时候所一直遵循的思维方式之大部分。它的参照 框架必不可免地是这么一种框架，在这种框架中，经济进步被认 为是一种严格限定在最多只能对各种机会加以利用，而这些机会 却是由于和平的环境、由于不存在过分压制性政府才会有的。不 过，对于由中世纪社会演化出文艺复兴及其往后各时期变化日益 迅速且在经济上不断进步的那些政体来说，这份遗产中的某些构 成部分却具有关键的重要意义。其中不仅包括包含在所有于文艺 复兴期间得到复兴的、来自古希腊罗马的那些思想中的关于知识 和关于有条理的思维的重要性的观念，而且包括对个人的重要性 [87]的强调、古罗马的合同法传统和不断进化着的关于“政府的存

在是为了公民的福祉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的观念。比起世界上 其他地方树立起来的那些理智传统来说，古代世界为欧洲后来的 进步提供的跳板要好得多。

中世纪教会 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的整个一千多年中，欧洲各国在经济上很 少取得什么进步。有组织的世俗权威的解体及其被军阀政府所取 代，意味着契约合同再也不会得到执行了。本来就规模很小的制 造业进一步萎缩。在英国，大约在公元四百年以后甚至连陶器也 80

不生产了。在这种环境中，经济关系大部分围绕自给性的农业而 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些非市场导向的经济关系。由晚期罗马 时期的大庄园（即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建立起来的那种组 织形式，变成了采邑制的中世纪封建主义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 地方和佃户以及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都围绕着什一税而不是围绕 着货币支付发生。农业之外，各类工匠都依照罗马公会的样子以 行会的形式组织起来。大约在罗马帝国时期的公元 180 年达到顶 峰的平均生活水平，这时候下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从大约公元 400 年以降，由于欧洲和中国都开始衰落，印度开始成了主要的文明 中心，除了其他观念之外，它还提出了对实现数学的阔步发展来 说属于关键概念的关于“零”的概念。三百年之后，伊斯兰教得 到了显著的广泛传播，为文明生活造就了一个新的中心。伊斯兰 国家也是最先把其经济基础置于全球商业领导地位之上的国 [88] 家，尽管伊斯兰国家在农业方面的非凡技艺（尤以公元 700 年到 公元 1000 年之间为最）在当时就为全世界提供了 1000 年之后才 发生的绿色革命的先兆。 不过，欧洲随后又慢慢地时来运转了。由于以直接农业为生 的人口占的比例很高，许多精力开始转移到如何使农业生产活动 的组织更加富有成效这方面来了。在第一个千年结束的时候，马 取代牛成为主要畜力，重犁也开发出来了，从而使得农田能够一 年耕作三茬而不是两茬。这些都和水磨的推广一样，使生产力得 到大幅度提高。其他一系列发明创造，也使生产效率得到了突飞 猛进的提高，使得经济生活得以持续。擒纵轮装置的发明，使人 们能够生产出可以依赖的钟表来，到 1300 年，实际上包括所有的 欧洲城市在内，每个城市至少都有了一只时钟。在十三世纪期间， 欧洲人开始使用指南针，他们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得到这种技术的， 而阿拉伯人则有可能是从中国人那里学到这种技术的，或者，阿 81

拉伯人也许是自己独立钻研出了这种技术。到十五世纪中叶，在 意大利的城市中已经生产出了数以千计的眼镜，其中既有望远镜， 也有近视镜，从而等于使工匠们的工作寿命得到成倍增长。1421 年，佛罗伦萨发布了人们所知的第一个专利，这个专利是用于制 作装配有超重设施的运河船的。不过，在这一时期，欧洲也遭遇 过一些灾害，其中不仅仅是 1346 年到 1351 年发生的使欧洲人口 减少了三分之一的那场黑死病。这在当时是一场可怕的大灾难， 但是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场灾难削弱了对封建束缚的力量，它 对于经济的发展却起了帮助作用。与此同时，处于缓慢复苏中的 经济，也许还有由同时正在进行的战争提出的日益增长的对人力 的需要，激发了对现有劳动力做更富有生产率的使用的需要。[89] 不守直到十六世纪中叶，也就是说直到二百年之后，欧洲的人口 数量才恢复到了灾前的水平。 随着经济生活节奏的加快，应当如何调节利益关系的问题又 重新显现出来。在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由于很少有什么超出维持 生存之外的活动，所以便显得没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因而，除 了教会有关应当如何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说教之外，在这个问题 上就再也没有取得什么进步——对教会有关应当如何调节各种利 益关系的说教所做的最精辟的总结和概括，是希波的奥古斯丁在 西罗马帝国的最后几年间做出的。教会从来都没有对社会改革真 正感兴趣过，它的眼睛盯在来世上面。因此，到十三世纪的时候， 便出现了在教会法中表现出来的一些新发展，它在一定程度上是 教会法律调节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教会的道德调节体系。这 些新发展是在圣托马斯·阿奎那（Sr. Thomas Aquina，1225—1274 年）的领导下取得的，他是一位出生在法国的意大利自由民，是 第一个经院哲学家，即第一个以重新解释和阐述教会法为己任的 教会学者。在圣托马斯和教会法规学者们的理解中，经济学意味 82

着一种法律实体，但并非科学意义上的法律实体，而是作为一整 套设计出来旨在确保经济领域中的恰当行为的道德戒律。贪婪和 奢欲受到谴责，个人在物质方面的发达被认为应当服从于超度来 世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被反复谈到的那些主题都是一些被赋 予新生命的老话题。和圣奥古斯丁一样，圣托马斯也担心贸易活 动会使人放弃对上帝的追求，于是，关于“nullus christianus debet esse mercator”——“即基督教徒不应当参与贸易活动”——的教 条在中[90]世纪早期大行其道。然而，随着教会和社会都变得富有 起来，随着在整个欧洲除了维持生存的农业之外也开始越来越多 地出现了一些技术精巧复杂的与贸易相关的活动，这条戒律便逐 渐失去了市场。到十三世纪中叶，当圣托马斯著述立说的时候， 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了，即：教会最初所采取的那种纯粹的立场已 不再符合实际需要了。这一事实迫使圣托马斯认识到“假若贸易 商追求的是一种应该受到尊敬的意图的话，那么，利润本身就既 不是应受指责的，也不是就受赞颂的，它本身在道德上是中性的。” 这样，生意人的名誉之缓慢地得到恢复，是与人们逐渐认识到“财 产所有权也有其长处”结合在一起的。 教会继续对高利贷活动持谴责态度，1163 年的图尔会议（the Council of Tours）查禁了高利贷活动，并且在 1179 年的拉特兰会 议（Lateran Council）上甚至更加强调了这一禁令，尽管并非所有 的经院哲学家都对高利贷持这么苛刻的看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 由于这种原因，高利贷是另一个虽然不适用于犹太教徒但却为伊 斯兰教徒所赞同的信条，随着这一信条明显表现出自身的不切实 际性，它便越来越广泛地被人们所忽视，中世纪后期兴趣的基督 教大放债人富格尔家族（Fuggers）、英霍夫家族（Imhofs）和韦尔 塞家族（Welses），就反映出了这一点。然而，由反对有息放款所 造成的实际后果——尤其是对用以为商业风险提供金融支持的那 83

种方式所带来的实际影响——非常重要。股本合伙人身份成了受 人喜爱的一种投资形式，因为这种身份不受高利贷的玷污。在英 格兰，经历了几十年的通货膨胀之后，直到 1545 年，以高达 10% 的利息放贷才成为合法的事，虽然到 1624 年，得到允许的利息率 降到[91]了 8%，然后在 1651 年又降到了 6%。不过，尽管向法院 起诉要求返还本金债务的做法是法定的合法做法，但却仍然不允 许通过法院来追回利息。直到十九世纪的罗马天主教教会，才以 含蓄的方式同意人们按照土地法确定的高利率来收取利息。高利 贷也受到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 年）的斥责。 不过，虽然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John Calrin，1509—1564 年）都对向一贫如洗的人放贷持谴责态度，但是，加尔文的态度 相对来说显得较为缓和。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认为正统教规对 有息放贷的事所持的态度是正确的。后来成为当时那个世纪最著 名的逻辑学家彼得·拉姆斯（Peter Ramus，1515—1572 年），就是 在 1536 年于巴黎通过对“亚里士多德说的全是假谬之言！”这么 一种论点的答辩之后获得其硕士学位的。 圣托马斯和经院哲学家们关心的第三个主要问题，在于确定 “正当的价格”的构成因素——这正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中的 另一个核心问题。中世纪的市场大多处于分散和尚未发育成型的 状态。在这种市场状态下，很少有什么机会可以让众多的买卖人 通过某种客观的方式来确定价格。因此，有关如何确定合理的、 可让人接受的价格的见解自有其有益之处。对于那些利用购买方 所处的劣势地位、试图乘机以市场所能承受的最高价格出售货物 的人，圣托马斯以直截了当的言辞予以斥责： “花言巧语，企图以 高于物之所值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货物，是一种彻头彻尾的罪恶行 径。……以物之所值为标准来衡量，贵卖和贱买本身都是不正当、 不合法的行径。”但是，如果说正当的价格应当是与偶然形成的价 84

格有所不同并且总的来说应当比偶然形成的价格更易为人接[92] 受，那么，事实证明，要确定正当的价格应当是一种什么样的价 格，确实并非易事。对后来提出的发展程度更加充分的劳动价值 论来说，其所碰到的问题中也包括这个问题。即使是圣托马斯也 不得不承认：价格总是波动着的，不得不列出的意外情况太多， 使得“不正当的价格”这个概念很难保持像圣托马斯自己所喜欢 的那样的精确性。逐渐地，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引入灵活性，并 最终导致人们对非价格的市场力量的承认。在近代留下的种种遗 产中，我们仍然会看到对“公平合理的价格”的诉求，诸如“给 农户以有控制的地租和有保障的农产品价格”及“实行最低工资 保障”之类的说法，就是这种诉求的不同表现形式。 因此，上述中世纪宗教法规学者们所做的事情，实际上是面 对当时社会中发生的重大变革所采取的一种战术撤退。如果说， 在整个中世纪早期，教会还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对当时出现的相对 有限水平的经济活动加以控制的话，那么，随着欧洲开始变得兴 旺发达起来，原先教会力图强加给经济活动的那些限制就越来越 显得不合时宜了。由此导致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经济思想变得 越来越独立于宗教。这种结果，反过来又成为导致（以往曾经无 所不包的）教会霸权的衰落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这种后果都 为那些富于独立思考精神的思想家们敞开了新的机会，而身为里 肖克斯（Lisieux）主教的尼科尔·奥雷姆（Nicole Oresme，约公 元 1320—1382 年）则也许是整个中世纪后期这些人中间最重要的 一位。他是第一个尝试拟定货币史的人。实际上，他也确实被人 们描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货币主义者。在他看来，贸易的存在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相[93]对而言，他更关心的并不是贸易商们的活 动对通货状态的影响，而是对政府，尤其是想为战争提供财政支 持的国王和诸侯所具有的影响。是他第一个明确将保持通货的价 85

值的责任与政府当局联系起来，并且对在他看来受到许多统治者 纵容的铸币贬值现象予以斥责。 “那样一来”，他质问说： “谁还会 信任一个允许对盖有自己印章的钱币的重量或成色打折扣的国君 呢？” 有关保持货币的价值和种种问题，也是在理论风气由教会法 向新兴重商主义转变之前经济学中最后一位主要人物所关心的主 要问题。让·博丹（Jean Bodin，约公元 1530—1596 年）是法国 的一位法学家，他在政治科学领域也享有很高的声望，为政治科 学贡献了主要理论（theory of sovereignty）。让·博丹生活的那个 时代，欧洲正在经历着从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物价水平上涨。 当时，虽然别的人——例如曾经在图卢兹大学与博丹共同生活过 一段时间的纳瓦卢茨（Navarrus，1493—1586）——也在同一领域 中做过一些工作，但是，第一个提出和阐述“货币数量理论 （Quantity Theory of Money）”的却是博丹。他认为当时欧洲的物 价上涨与紧随 1492 年发现美洲之后从新大陆流入大量黄金特别是 白银有关。从黄金特别是白银的充足数量中，博丹看到了他所关 心的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或甚至唯一的原因，但他却没有对作为 一种主要国家目标的财富的积累多加关注。在这一点上，他与紧 随其后出现的重商主义者们截然不同。[94]

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或者叫商业资本主义为从十五世纪 末到十六世纪末差不多三百年中有关经济话题的思想提供了占主 导地位的思想框架。重商主义并没有公认的倡导者。与其说它是 一种理论，不如说它是一种体系。虽然有些重商主义者尤其是欧 洲大陆的一些重商主义者是政府官员，但大多数重商主义者思想 86

还是由商人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们提出的。它的原则和信条所具 有的吸引力，是随着欧洲在文艺复兴运动和民族国家的发展的双 重影响下开始繁荣起来而得到增强的。随后，随着理论风向开始 转向一种与它不同的、比它更加精细缜密的、由工业革命引起并 以亚当·斯密《国富论》和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这两件事 恰好都发生在 1776 年）为典型体现的方向，它便衰落了。 重商主义与以商业为导向的城市的兴趣密切相关。在早期的 城市大潮中处于领先地位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布鲁日，随后让 位给了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和汉萨等城市。作为一种体 系，重商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影响于人们在对所可能实现 事情的看法方面的转变，其中尤其是美洲和印度新航线的发现及 来自新大陆的大量的白银给政府岁收带来的影响，对重商主义思 想体系产生起了更加重大的作用。新的航海线路开辟了创建殖民 地以保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各大贸易垄断企业的利益地盘的需要— —例如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就是分别成立于 1600 年[95]和 1602 年的这类大贸易垄断公司。 中世纪对垄断公司的支持，使得垄断公司这种组织形式看起 来好像是用来支持贸易活动的自然方式，与此同时，为扩张了的 商业冒险提供保护的需要，则使贸易和商业利益之间的联系在整 个欧洲都大为增加。充盈的货币数量和与之偕行的通货膨胀一起， 对经济扩张起了主要刺激作用，而通过国家财富得到了增长的税 收，则为大规模的战事提供了财政支持。据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 年）估计，在这个时期中，军事开支占到了西 班牙全部岁收的大约 70%，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开支大约占到其 各自岁收的三分之二。在受来自新大陆的财宝影响最大的那些地 区，物价上涨得特别快。从 1500 年到 1600 年，西班牙南部的安 达卢地区的物价上涨了五倍，其他地方的物价也都有上涨，尽管 87

总的来说上涨幅度并不显得那么刺目。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种通 货膨胀究竟是不是完全是由来自新大陆的金银引起的。遍及整个 欧洲大陆的物价上涨开始于 1510 年代，远远早于开始大规模从新 大陆装运金银的时间。波托西这一主要银矿是直到 1545 年才被发 现的，而到 1530 年代为止，每年外运来的黄金的平均数量也还不 超过 1000 千克。 形成重商主义共识的思想家们来自许多国家：安东尼·德·蒙 谢里田（Antoine de Montechrėtian，1576—1621）在法国；安东尼 奥·瑟拉（Antonio Serra，具体生卒年代不详）在意大利；菲利普·W. 冯·霍尼克（Philipp W. von Hornick，1638—1712 年）在奥地利； 约翰·乔西姆·贝舍尔（Johann Joachim Becher，1635—1682）在 德国；而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和也许是所有的人中最著名的 人士托马[96]斯·曼（Thomas Mun，1571—1641 年）则在英格兰。 所有这些人都共同具有重商主义观点中的最主要特征。金银和各 种各样的珍宝是财富的精华。应当对对外贸易予以调控，通过确 保出口的货物和服务多于进口的货物和服务，使对外贸易能够造 成金银的流入。与对进口的制造物实行保护性的政策相配套，应 当鼓励工业从国外购买相对而言比较便宜的原材料。对出口贸易 尤其是对在海外销售制成品应当尽可能给以扶持。人口的增长是 好事，因为它既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力量，也有利于保持低工资。 重商主义学说的核心在于：贸易顺着是可取的，因为它是实现国 家繁荣富强的钥匙。 从根本上对这些观念给以强有力的支持的，是中央集权制的 国家在整个欧洲涌现出来并巩固地站稳了脚根。这些国家在何种 程度上是为了各种新兴的商业利益而产生的创造物而不只是被商 业利益所利用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商业利益的主要目标之一， 就是要确保自己能够操纵国家为自己的最佳有利条件服务，如果 88

不了解这些国家在何种程度上是商业利益的产物，就很难说清楚 在重商主义占据中心地位的那个漫长时期中这些国家的政策演 变。重商主义在国家的防御和侵略问题中有其牢固的根基，它突 出地代表了已经崭露头角的、势力强大的各商业阶级的意识形态。 瑟拉认为理所当然的是：每个人都懂得“无论对于人民还是对于 王公贵族来说，一个王国富有金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贝舍尔 确信无论何时，向别国出售货物总比从别国购进货物好，因为前 者会带来一种确定的有利地位而后者则必然会付出代价。”作为一 种学说，重商主义的效果怎么样呢？亚当·斯密以其对[97]重商主 义的一个流行观点的精确攻击，开始了他众所周知的对重商主义 的批判，这个重商主义的流行观点就是：财富存在于金钱之中， 而不是存在于物品和服务所具有的价值之中。很快就很少有人再 怀疑他的批判的正确性了。斯密不仅提出了一个与重商主义的一 些核心原则相反的、具有高度说服力的理论理由，而且，他的观 点也与（在当时日益迅速地演变着的关键经济部门中发生的）舆 论氛围的变化相一致。到十八世纪，重商主义对垄断企业的支持 已经开始与日益增多的实业家相冲突——这些实业家们认为垄断 企业是阻挡他们的利益发展的障碍，因而希望消除这些障碍。随 着工业的发展，受重商主义鼓励的保护主义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 反对之声。这种保护主义包括禁止出口工具和熟练工匠，也包括 （限定英国船只装运英国货物的） 《航海条例》和它们在其他国家 的对等物。 不过，并不能由此认为所有的重商主义观点全是错误的或全 是毫无意义的，也不能由此认为重商主义提出的某些概念就没有 什么长久价值。至少在凯恩斯的《通论》一书中，对重商主义还 是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辩护的： “治国之术把各种经济体制作为一 个整体予以关照，同时重视保障实现全部体制资源条件下的最佳 89

就业状况。作为对治国之术的一种贡献。十六、十七世纪那些早 期经济思想的开拓者们所使用的方法也许已经达到了某些具有衫 价值的智慧片段。在李嘉图所做种种非现实主义的抽象中，这些 智慧片段首先是被忘掉了，随后则被一笔勾销。 ”重商主义认为贸 易有赖于足够的可为其提供财政支持的货币，这种观点无疑是正 确的；当银行业相对不够发达并且几乎还没有纸币的时候，这就[98] 意味着要有足够的铸币。凡是货币数量紧缺的地方，贸易就萧条； 凡是货币数量充足的地方，贸易就繁荣。 因此，那种认为金银主义（即主张将积聚金银作为首要政策 目标的理论）必然是错误的观点远未击中目标。 在中世纪早期，欧洲的繁荣曾经因为铸币数量严重短缺而被 拖了后腿，直到将近十二世纪末的时候在德国和其他地方发现了 白银、从而大大提高了货币供应量为止。每个人都会看到来自新 大陆的强劲的金银供给如何大大激活了贸易状况。当充足的铸币 是保证足够的货币供应的唯一途径时，保持国际收支顺差以确保 钱币能够不断积聚而不致国库空虚，就显得很有意义了。另外， 对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具备的条件的认真思考，还带来了其他进 步。重要的是总体贸易平衡而不是双边贸易平衡，托马斯·曼是 较早认为到这一点的作家之一。在他看来，货币是最有价值和东 西，这倒不是因为货币自身的缘故，而是因为货币是一种用来“驱 动贸易”的国际交换手段。不过，如此精辟的看法并非总是那么 鲜明可见。把为积聚金银而积聚金银与更精深的为实现贸易盈余 而积聚金银的概念相互混淆的现象仍然存在。虽然旨在制止金银 出口的各种条例并没有能够发挥作用，但是，在英国，直到 1663 年才废除了这些条例。 重商主义者们还正确地认识到了高利率是对良好的贸易条件 的一种威慑力量。在十七世纪期间，荷兰的平均利率是 6%，比当 90

时在英国通行的 10%左右的利率低了许多。这一事实，无疑是使 荷兰商业资本主义的效益远远高于英国商业资本主义的效益的一 个因素。当时英国最富有的商人乔赛亚·蔡尔德爵士（Sir Josiah [99]Child ） 在 他 的 曾 被 多 次 印 刷 的 题 为 《 贸 易 新 论 》（ A New

Discourse on Trade）的著作中，就明确地表达了对这个问题的关 心。蔡尔德是第一个提出了“总体经济进步”（general economic progress）这一观念的人，是他倡导了一种英国式的、在带头经济 国策的问题上采取经验式非教条主义态度的潮流。他的认识反映 了托马斯·卡尔佩伯爵士（Sir Tomas Culpeper，1568—1662 年） 的观点，后者在 1621 年出版了一本题为《反对高息放贷》的小册 子，该书在 1668 年由其儿子以同样的书名重印了一个扩充本。卡 尔佩父子相当正确地认识到：利息是一种成本，利率最低的那些 国家将会更定于竞争力。第一次出现那种认为高利率会降低物价 的观点是在 1832 年，这种观点在当时也和在现在一样，很少得到 什么明显的支持。 在结束对重商主义观点的说明之前，还应当对一种不是依靠 金银而是依靠纸币来创造财富的新手段加以叙述。这种手段的倡 导者是苏格兰人约翰·劳（John Law，1671—1729 年），他于 1716 年在巴黎找到了发展的机会。那一年，因穷兵黩武和生活奢侈而 致使法国国库空虚的路易十四世刚刚死去一年，当时，国家的年 收入只有所需要的同一起财政支出的一半。劳的建议是设立一个 银行，银行的首要功能是贷款给国家。他的这一建议很快就被拒 绝了。劳是一个既很聪明又很富有经验的人，他的《论货币和贸 易：兼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 （Money and Trade Considered： With a Proposal for Supllying the Nation with Money）发表于 1705 年，其 中对当时在其他作者中普遍流行的下述观点持赞同态度：如果商 业交易量的增长比例与可以实现的货币供应量的增长比例相适 91

应，货币供应量[100]的增加是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 最初，由银行发行的纸币显然不仅可以用来支付税款，而且 可以用于其他目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劳的银行承诺会按照 与发行纸币的时候的金属重量相同的重量来兑付纸币，从而总的 来说正好与铸币的情况相反——长期以来，铸币都因为使用过程 中造成的边角磨损和金银成色降低而不断贬值。历时数月，得到 增强的资产折现力不仅大大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而且也使总 体商业形势得到了改善，由此导致摄政王提议发行第二批纸币。 劳不仅默许了这个要求，而且还通过创办一家新企业即密西西比 公司（Mississippi Company），把人们以往认为已经埋藏在路易斯 安那（Louisiana）、只是有待开发的大量金子运到法国，从而扩大 了如今人们所说的“罗亚尔银行”（Bank Royale）的储备金数量。 该公司成立三年以后经历了一场投机性繁荣，当时，由于银行自 己直接或间接地为购买其股票提供大量财政支持，社会公众对购 买罗亚尔银行及其附属企业的股票趋之若鹜。 然而，任何时候，银行的偿付能力都取决于它向提交上来的 所有纸币兑付现款的能力。当人们对银行的信任开始下降的时候， 想将自己持有的纸币兑现的人就会多起来。到 1720 年，罗亚尔银 行便破产了，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大量财富被浪费，商业萧条， 法国人很久一直不信任银行，法国国库状况并不比四年前的状况 更好。只有土地还保持原来的价值——这件事当属于重农主义者 们的功劳，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看法随后很快便在法国产生了相当 大的影响。约翰·劳离开法国去了威尼斯，在那里靠赌博度过余 生。 根据上述情况，该如何看待重商主义在走向现代经济学的漫 [101]长旅程中所处的地位呢？也许有三条关键结论是可以说的。

第一，由重商主义概念衍生出来的那些有关经济政策问题的著作， 92

对于把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问树立起来发挥了重大作用，并 且为后人进一步从事经济学建设提供了一套缜密的观念结构。第 二，一定程度上因其大多数作者们本人所从事的职业的缘故，重 商主义时期的那些著作都带有浓重的反映当时处于上升阶段的商 人阶级的利益的色彩。重商主义关心得最多的是要论证应当如何 尽可能成功地按照从事贸易活动的那些人的利益需要来管理国 家，而不是如何实现更广泛的目标。然而，由于主要致力于为富 人和有权势之人服务，重商主义者们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强化了一 种会在将来变得显而易见趋势而已。第三，重商主义者们的主旨 很大程度上在于尽可能合适地应对现实实际问题。它具有一种为 后来许多经济学学人所缺少的务实品格。以后来的发展为标准来 批评重商主义在哪些事情上有错误，这并不难。要认识到重商主 义的许多原则在何种程度上是基本正确的或至少在当时的环境条 件下是正确的，就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了。

重农主义者 重农主义是在为 1789 年法国革命做准备的那些年中在法国由 一些思想家和作家组成的一个集团。重商主义总的来说关注的是 政策的一些特殊方面：与此不同，重农主义则运用分门别类的方 法和抽象的方法，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作出了一种关于整个经 济过程的总的描述。不过，他们却是在一种陌生的工作环境中进 [102]行工作的。革命前的法国濒临破产和崩溃，重农主义者们很

清楚国家运行方式中存在的缺点。他们的主要目标并不像后来发 生的革命那样在于激进地改变法国社会的结构，而在于对法国社 会进行改良，以便这个社会能够得以延续。因而，他们设计出来 的体系就必定不是村促进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要使绝对君 93

主政体永恒化。虽然他们的这种努力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却在经 济学的进步过程中留下了一个重要的印记。 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农业不仅在经济生活中，而且在整个社 会生活中都处于突出地位。土地占有者的利益位居整个社会层级 的顶点，贸易和商业总的来说是受鄙视的。这种背景为重农主义 者们提供了一种观念，即认为：一切财富都源于农业和土地，因 而，农业和土地应当负责生产出经济中的“净收益” （produit net） ——如今，我们会把这叫做“附加值” （the value added）。①重农主 义者们轻蔑地称商业阶级和工业阶级是“不会生产的阶级” （Sterile Class），在他们看来，商业阶级和工业阶级仅仅只是对已经由农业 创造出来了的“净收益”做了再循环利用而已，其在这种再循环 利用的过程中并不能创造新附加值。这种世界观自然会为下面这 么一种社会阶级地位结构论提供正当性，即：土地所有者应当具 有最高的社会地位，其次是在土地上进行耕作的人们，所有以其 他形式从事[103]商业活动的人们的社会地位应当最低。受这种思 想方式支配，很容易认为国家的首要作用就是为农业提供支持。 不过，由此也会带来一些诸如“向谁征税？”之类的额外难题。 如果那些被称做“不会生产的阶级”的阶级直的并不能生产出净 收益，那么，把这些阶级的活动当作国家税收的正当源泉来对待 就显得不切实际了。于是，至少从最终的意义上来说，由此必然 得出的逻辑结论便是：所有的税收都需要由土地来承担。一百年 后，亨利·乔治（Henry George）提倡的关于征收土地税的主张就 是这种观点的回声——就像其在革命前的法国受到冷遇一样，这 ① “produit net”一词，以往国内将其中译为“纯产品”。考虑到本书作者 在本句中特别说明其相当于当今经济学界所说的“the value added”，同时考 虑到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新简明法汉词典》在“produit”词条下将“produit net”一词中译为“净利、纯收益”，本译者以为将其中译为“纯产品”似不 很妥当。故此处采用“净收益”作为该词的中译。——译者注 94

种主张在当时的土地所有者中间也受到了冷遇。实际上，正像作 为英格兰一世和苏格兰六世的詹姆士国王（King James，1566— 1625 年）在其从爱丁堡抵达伦敦接受皇位的时候也和其他许多人 一样认识到了的那样，土地历来都是一个会引起一些棘手的反对 意见的问题。当时，作为“与人民订立的合约”中的一部分，詹 姆士国王在抵达伦敦时举例介绍了一种有关征收土地税的主张。 为确保经济尽可能地高效运转，重农主义者们鼓吹说：应当 尽可能广泛地遵循他们所说的自然法（Natural Law）。照他们的说 法，自然法是不需要证明的自明的公理，因而不应当随具体国策 之变而变。自然法为改革前革命时期法国存在的许多弊端提供了 正当性根据，当时的法国经济是一个多种成分混合体，包括征税 农业、专卖行业、对享受优待的集团实行免税政策、对贸易加以 限制等等。自然法提升了私有财产的地位，同时引入了“将政府 对经济关系的干预减到最小”的导向，由此生发出重农主义著名 的 laissez faire，laissez passer 即“自由放任、自由通行”的概念， 其中包括自由贸[104]易。这是一种重大的与重商主义传统的决裂， 重商主义传统总是倾向于喜好政府调控。这两种思想方式之间的 另一重大差别在于：二者各自对出口贸易（尤其是制造品的出口 贸易）所具有的优点和对由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成就的看法互不 相同。与把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当作首要目标的重商主义不同， 重农主义者们认为：高额出口贸易只能通过降低价格来实现，而 降低价格则将会给农业带来伤害。与重商主义者相反，重农主义 者们相信一种好的——即高的——农产品价格对国家有利，认为 出口贸易应当集中在向国外出售农产品而不是出售制造品上面。 “没有制造品出口的土地是幸福的的土地，因为农业出口贸易使 农场价格居高不下，从而使得不会生产的阶级不能向国外出售其 产品。 95

这段引文出自一位最著名的重农主义人物弗朗索瓦·魁奈 （Francois Quesnay，1694—1774 年），此人在 62 岁的时候才涉足 经济学，此前他已经经历了丰富的职业生涯，包括给蓬巴杜夫人 （Madame de Pompadour）和路易十五都当作医生。他对重农主义 思想的每一个主要方面都有建树之功，特别是对于重农主义的经 济 分 析 理 论 。 在 他 所 作 出 的 贡 献 中 ，《 经 济 表 》（ Tableau Economique）一书尤为突出。该书是用来说明国民收入及其年度 再生产的循环流通过程的一个早期图表模型。这一具有创新意义 的发明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引入了一种观念并在随后被发 展成了投入—产出表，而且在于强调了均衡概念和均衡的重要性。 魁奈还以另一种形式提出了劳动价值理论，这种劳动价值论与他 关于“好价格”的观念密切相关，并为他的后继者们（包括英国 古典经济学家们）所继承。另一位重要的重农主义者是安·罗伯[105] 特·雅克·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 年）， 他的影响随着他升任总审计长和财政部长的而得到扩大。然而， 不幸的是，他为推进以重农主义路线为指导的改革所作出努力， 招致那些既得利益受到威胁的特权阶层的反对，使他在上任短短 两年之后的 1776 年便被赶下了台。杜尔哥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 一种资本理论，这种理论对后来以“萨伊定律” （Say’s Law）为名 发表的观点起了强化作用，并且得到了亚当·斯密的赞同。按照 这种理论的看法，任何节余（saving）都会很快就转化成资本，从 而使节余并不能减少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比之于魁奈的贡献， 应当说这是重农主义者留下的较次一些的遗产之一。 尽管重农主义者们提出了一些有意义且有持久生命力的思 想，但这是还是不得不指出的是：重农主义方案本身的连贯性及 其在实践上的有效性是极为有限的。他们集中强调农业产品的独 特优点，这本身是对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环境的一种反映而只是一 96

种过时的思想，它实际上与工业革命的相一致。他们主张革除旧 制度时期的经济曾经遭受过的许多限制和折磨，这无疑是有价值 的；他们呼吁采取必要的行动，这也许是由种种以自然法为基础 的哲学见解支撑的。不过，归根到底，对改革的诉求更多地是直 接立足于学识而不是立足于哲学；同时，无论重农主义者们多么 蔑视贸易和工业，凡是重农主义得到成功的地方，他们的税收和 自由放任政策所造成的实际效果都对贸易和工业起了鼓励作用。 重农主义者们留下来的更重要的遗产，主要地并不在于他们 所推荐的那些实际政策，也不在于他们用来鼓吹这些政策的那些 理由，而在于他们在着手解决他们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野外所遵循 [106]的思维方式。是他们最先认识到：相对于贸易和交换，生产

都是财富的首要源泉。就此而言，他们远远先进于重商主义者们。 他们分析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追求和分配“净收益”——“净收益” 这个概念并非如今对所有现代经济分析都具有核心意义的“附加 值”概念的一个蹩脚的替代词。 《经济表》不仅说明了所有经济生 活的各部门在何种程度上相互独立，而且在经济思想史上首次强 调了各经济部门之间的均衡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曾经访问巴黎 并会见过一些重农主义者的亚当·斯密评论说： “尽管这个体系有 许多不够完善的地方，但是，在已经发表过的关于政治经济学这 个主题的所有思想体系中，它仍然也许是最接近真理的一种。”不 过，当斯密这样说的时候，他自己的《国富论》尚未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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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古典经济学

经历灾难性的错误是有益的；没有哪个经济学家能 够不犯错误，不犯错误的经济学家不多。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 年生） 古典经济学主要是（虽然并非只是）在领先进行工业革命的 英国发展起来的，其思想基础支柱有三。其一是哲学上的自由主 义思想。这种思想之权威的正统起源，在于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 年）和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 年）在其各自著作中对个人和对作为各种财产权利的保护者的国 家的强调。其二是由较晚一些时候出现的以论述重商主义为主旨 的作家们奠定的基础，特别是这些作家们提出的那些批判。其三 是法国重农主义思想体系。就重农主义思想体系来说，其中为古 典经济学提供思想基础的主要并不是它提出的各种具体政策建 议，而是它的代表人物们所采用的在探讨经济问题的时候应当遵 循的那种总体性的思想方式。 古典经济学赖以产生的背景在于当时日益显露的人均产值的 增长。在十八世纪的英国，随着农业和制造业都开始对自身进行 [108]改造，在敏锐的观察者看来，这种增长已经变得日益明显了。

十八世纪开始的时候，荷兰的经济比英国发达得多，平均生活水 平也比英国高得多。但是，一百年过后，英国却遥遥领先于荷兰 了。当时荷兰经济依靠的是贸易，这反映出重商主义思想在荷兰 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与荷兰不同，新兴的英国经济则另有其根 由。与荷兰一样，英国也拥有稳定的政治背景、发达的合同法体

系和相当发达的银行系统。除了这些有利条件之外，英国还拥有 一个不仅对贸易感兴趣、而且也对农业和工业感兴趣的实业家阶 级。借助并得益于领先发展起来的科学和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能 工巧匠，英国的工业不仅开始在采矿业、河渠开凿和农业方面处 于领先地位，而且也开始在纺织、制陶和金属加工业方面处于领 先地位。 第一台实用蒸汽机早在 1712 年就由托马斯·纽科曼（Thomas Newcomen）开发出来了，从 1769 年往后，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又使之得到了重大改进。约翰·凯伊（John Kay）的飞梭发 明于 1733 年，理查德·阿尔克莱特（Richard Arkwright）的水力 纺纱机也在 1769 年发明了出来。1761 年，由詹姆士·布林德利 （James Brindley，1716—1772 年）担任顾问工程师的英国第一条 大 运 河 竣 工 ， 使 得 布 利 奇 沃 的 第 三 公 爵 （ the Third Duke of Bridgewate，1736—1803 年）能够把煤从他的煤矿运送到曼彻斯 特。随后得到确立的大规模的商业活动（这些商业活动往往发生 在像英格兰中部地区这样以前很少有什么大城镇的地区），使工资 条例、传统的学徒制度和行会都走向衰落。企业外工作制度 （outwork system）变得更加常见，在这种制度下，企业主将工件 分送到那些能够在要求的时间内将其做完的家中去做，然后再将 做好的工件收集回来。行业垄断[10]9 或变得逐渐消失，或从根本 上受到削弱，尽管东印度公司还是一直坚持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 工业革命开始赴的时候发生在（以商品购销为导向的）商业领域 的重大变化，这时已经转移到了（把力量集中在自己的生产活动 上面的）工业领域。 因而，构成古典经济学的那些思想观点并非仅仅起因于英国 自由主义、晚期重商主义和法国重农主义的精神遗产的汇聚。当 时正在发生的观念上的变化，也是由于工业革命开辟的种种新条 99

件和新前景带来的后果。关键问题在于：工业化为人类的进步提 供了产量和生产率方面呈指数增长的机会，于十八世纪末、十九 世纪初崭露头角的经济学理论究竟在何种程度上恰当地把握到了 这种机会？本书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认为：自从亚当·斯密在这 方面出色地开了一好头之后，一个重大的机遇却被在经济学领域 占据中心地位的后来的几代人给浪费掉了，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很 好地利用亚当·斯密为他们奠定的良好基础。相反，他们固守并 且发展了斯密的理论遗产中错误的东西，却没有重视并向前推进 斯密关于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应起的作用的理论——在斯 密看来，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所应担当的角色，就是通过提 供适当的结构和激励，使工业革命的潜力能够得到开发和实现。

对重商主义的反应 十八世纪期间，无论在政策制定者们那里还是在思想家和作 家中间，重商主义的影响都日益式微。其中原由，主要并不在于 重商主义政策的失败（尽管这方面的失败当时越来越成为攻击的 对[110]象），而是由于：总的来说，人们对于人类理智能力的范围 和作用的认为视野日益开阔起来了。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 年）通过其一系列富有影响的著作率先倡导的 那种科学方法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从而为人们检验和筛选出最切 实可行的假设提供了比以往富有成效得多的途径。在一段时间内 曾经既给查理二世当老师、又给培根当秘书的托马斯·霍布斯和 比他小四十岁左右的约翰·洛克，都为个人权利、尤其是为财产 私有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辩护，尽管他们两人各自的具体表述互 有不同。洛克把财产权看作一种天然的权利，认为保护财产应当 是政府首要的目的；霍布斯则把财产认作主权国家的一种创设。 100

无论怎么说，对于决策方式之由集体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典型地 体现了教会教规和重商主义的思想方式）向寻求一种能够更好地 利用私人进取心的解决办法（其中包括重农主义鼓吹的自由放任 态度）转变来说，他们对个人权利的强调都起了促进作用。 数学、医学和物理科学的飞速进步，开辟了新的地平线。这 些进步共同告诉人们：在具备必要的决心并采取必要的行动的情 况下，人类知识和人类驾驭各种事件的能力将有可能得到大大推 进。有些涉身于新发现的人，同时也在公共生活中担当了重要角 色，例如伊萨克·牛顿爵士（Sir Isaac Newton，1642—1727 年） 就是如此。他不仅在十八世纪初有关金银铸币的价值问题的争论 和在重新铸造银币的事情中都起了重要作用，而且随后还担任了 造币厂厂长。正是由于这种身份和能力，他才在 1700 年被指定负 责确定英镑的价值，并定下了一盎司黄金等于 3 英镑 17 先令 9 便 士的价格，直到 1931 年年初，也还仍然是这个价格。[111] 在有关重新铸币的问题的争论中偶然成为牛顿对立面的约 翰·洛克，不仅在哲学方面，而且在经济学方面也作出了重要贡 献。在货币问题上和有关货币数量对价格变化所具有的影响等方 面，洛克有过广泛的著述，尽管他在关于“资产货币互换力” （liquidity，又译“资产折现力”——译注）对经济绩效的影响“这 一问题上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他的结论否认由货币短缺造成 的国内低价会促进出口贸易并进而使贸易差额得到平衡。这是一 个长期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答的议题，正如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的那样，直到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资产和货币互换的实 际过程提供了清楚的说明，才有了令人满意的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洛克的著作还为劳动价值理论提供了基础。享有很高声望的大 卫·李嘉图著作中的这块基石，一直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都是经 济学理论中争议的核心点之一。 101

在其他对重商主义思想的批判中，包括来自威廉·配第爵士 （Sir William Petty，1623—1687 年）的批判，此人在好几个学术 和实践领域中都拥有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虽然他在劳动价值论 上追随洛克的观点，但他的主要贡献却在于别的方面。他是一个 非常经验主义的人，也是第一个对可靠的数据和统计数字的重要 性予以强调的人。他还提出了“国民收入”——即一定时段中经 济的总产出量——的概念，并且在经济学史上首次计算出了国民 收入可能达到的状况是什么，这对于推进经济学思想向前发展来 说是一项杰出的成就。他第一个探讨了“货币流通周转率”（the velocity of circulation of money）——即流通中的货币总量和一定 时段中的总交易量的比率——这个概念，这既是为运用货币方法 来控[112]制经济做了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也典型而出色地表现出 配第是如何依据并通过统计调查来提炼出有关概念的。 另一本重要著作即达德利·诺思（Dudley North，1641—1691 年）的《贸易论》 （Discourses），该书的出版时间几乎与作者去世 的时间同时。重商主义的根本要旨是反对自由贸易，诺思则坚决 主张自由贸易，尤其是主张在法国实行自由贸易。把整个世界看 作一个经济单位而不是仅仅看作各单个民族国家的简单排列，诺 思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他对为积累财富而积累财富不感兴趣， 尽管他也懂得财富的积累对于为贸易提供财政支持来说很重要。 他还对当时普遍流行的关于对最高利率加以限制的主张持反对态 度，理由是他认为让市场自己定位会更好一些——让市场自己定 位，这是把金融和商业从复杂的国家控制中解放出来的另一个步 骤。 更重要的著作是大卫·休谟（1711—1776 年）的著作。正像 在哲学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一样，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倡导者， 休谟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他看来，土地所有者容易倾向于铺张 102

奢侈而不乐意积攒储蓄。对于那些从事商业和工业的人们为繁荣 经济所作出的贡献，他的态度则是赞赏有加。他承认自利和积聚 财富的欲望是经济活动的驱动力量，认为这些力量有助于对在当 时正走向社会中心地位的生意中中间流行的态度起强化作用。不 过，他作出的最重大的贡献还在于他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 说明了硬币——即金币和银币——的流通何以会成为对相互进行 贸易活动的各经济方面之间的均衡起促进作用的控制因素——而 把洛克难倒的正是这个因素。国际收支顺差导致金银流入，金银 的流[114]入又导致经济活动的兴盛并加大了价格水平方面的压力。 这种情况自然会降低出口效力并最终使出口盈余减少，从而使均 衡得到恢复。休谟还认为：经济机遇本身固有其向成本最低的地 区转移的趋势——因为“在所有尚不存在大规模商业且在金银方 面不很富有的那些国家，劳动力价格都很低廉。这个观点，正是 本书认为现代经济学对其重视得太不够的一个观点。此外，他还 认为商业是一种起文明化作用的影响力量，关于休谟的这个观点， 亚当·斯密曾经有过评论。 最后，在对亚当·斯密之前的主要人物的简要回顾中，还应 当提到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96—1734 年） ，他 也许是在亚当·斯密之前对当时流行的所有经济学议题给以最明 确阐述的人。坎蒂隆是一个怪人，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积聚了 巨额财富，其中很多财富都是在巴黎通过成功地利用约翰·劳的 银行活动进行投机而积聚起来的，随后，在他仅 37 岁的时候死于 一场神秘的大火。他的主要著作《商业性质概论》（Essay on the Nature of Trade in General）直到 1755 年才以法文译本的形式出版 问世，几乎是在他去世 20 年之后。不过，这也意味着他的著作不 仅为英语读者所知晓，而且也为重农主义者们所熟悉。坎蒂隆的 主要贡献在于对当时正日益为人们所熟悉的经济学概念做了系统 103

的综合和阐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工作，可以说，他在为由后来 的著作家们加以推进的工作奠定基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还认识到了企业家的关键作用，而法国经济学家们之所以从来 都不曾忽视过企业家的这种功能及其至关重要性，其重要原因之 一也许是因于“他的著作是以法文版问世的”这一事实。[114] 因而，在十八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中， 经济学曾经经历了一 个相当漫长的发展历程。曾经有人认为：在亚当·斯密之前，尽 管只有少数几倍经济学作者是自由贸易者，但是，在重商主义文 献或对重商主义的批评之中，却都嵌插着用来研究经济活动的那 种古典方式的所有基本构成因子。到了斯密那里，就到了需要把 所有线索都归拢起来以形成明确精炼的阐述的时候了，而斯密也 确实很成功地做出了这种阐述。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是第一个真正学术意义上的经济学家。他于 1723 年出生在距离爱丁堡不远的一个小港口柯卡尔迪（Kirkcaldy），其 父是这个小港口的关税征收员。中学毕业后，斯密接着读了大学， 先是在格拉斯哥大学，后来是牛津大学。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格拉 斯哥大学任教，先是担任逻辑学教授，后来又担任道德哲学教授。 1759 年，他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著作《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四年后，他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职务，做了 小贝克莱希公爵的私人教师。这个职位使他获得了与他的贵族学 生一起在欧洲旅行的机遇。他们在日内瓦访问了伏尔泰，在巴黎 访问了魁奈和杜尔哥。斯密著作中体现出的世界性的笔调无疑反 映了他在英国国外旅行时所获得的经验的广泛性。在法国的时候 他开始写作《国富论》，回到英国后，他又继续花了十年时间来写 104

作该书。《国富论》于 1776 年发现，与美国《独立宣言》的发表 同年。这本书给斯密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其结果是——按照重商 主义的[115]的最佳传统——他得到了一个工作清闲但却报酬优厚 的职位，担任爱丁堡海关的专员，1790 年在爱丁堡去世。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一书的全 名）很快就得到了成功，第一版地两卷几乎一下子就告售罄了。 该书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极为有利的热烈欢迎，而它的影响之所以 能够那么巨大而又广泛，其主要原因之一，无疑在于它“拥有这 么广泛的读者”这一事实。另外，他的著作之所以能够如此广泛 流行，部分原因还在于：与其他经济学著作相比，他的写作风格 充满了轶闻趣事和旁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亚当·斯密的朋友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写给一位亲密同事的信中说 道： “我们共同的朋友亚当·斯密出了一本极好的著作，这本书以 明白易懂的语言表达了十分深邃的思想，为社会公众提供了丰富 的精神食粮” 。当吉本这样说的时候，他实际上重复了一个已经广 为流传且理所当然的有关《国富论》的看法。 斯密的著作有三个主题。其一是：一般地说是什么为经济活 动提供激励的？其二是：是什么决定价格并决定收入和财富的分 配？其三是：什么是国家可以用以支持和鼓励经济进步和经济繁 荣的政策？在解答这些问题的时候，斯密无疑参考了以往已有的 论述经济问题的所有文献；但是，他的表述方式和他的阐述所具 有的明晰性，加上他自己的判断力和聪颖智慧，使他成功地把所 有的线索串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用来观察当时绝大部分 关键经济问题的思维方式。 关于激励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斯密坚决地把自利放在首位。 “能够使我们寄希望于从肉商、酒贩和面包师那里得到我们的餐 肴[116]的并不是他们的善心义举，而是他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并不 105

是将自己托付给他们的仁慈，而是托付给他们的自爱。”个人“在 这种情况下也和在别的许多情况下一样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牵引而 促成了一种并不属于个人本来意图的结局。……我没有听说过有 多少由假装为了公众利益而从事商业的人做出的善事。实际上， 那是一种在商人中间并不常见的矫情，要劝说商人们摒弃这种矫 情并不需要花费太多的言辞。”“自利”是《国富论》中贯穿始终 的一条起统一作用的主要原理，与其早期著作《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一脉相承。尽管休谟之类的作者们曾 预示过这种思想，但相对于以前几乎所有的认识来说，这仍然是 一种重大变化。从前，有关作为一种动机的“自我修养” （self-enrichment）的观念，一直被人们以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来 看待，那是一种很容易就追溯到教会教义去的情感。如今， “看不 见的手”被置于经济激励的核心地位——一个从此以后再也没有 被动摇过的地位。 关于价值、分配和价格，斯密深受由工业革命造成的新情况 的影响。比之于自耕自种的生存农业和小规模的商业活动来说， 领取工资的就业现象当时已经显得普遍得多，因此，在所有被生 产出来的价值中谁应当获得什么样的份额便成了一个焦点问题。 同样，在土地所有权与耕种土地的人相分离的情况下，多少租金 是佃户能够承担得起的应向地主缴纳的租金，也成了一个日益重 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该如何决定并获得其决定的合理性呢？ 尽管在关于经济动因的问题上斯密大获全胜，但他关于价值 和价格的分析以及他关于价值和价格为什么会按其各自所是的那 种情况得到分配所做的论述，却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和令人信服。 [117]历史上早就（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存在一个令人困惑的难

题，即：为什么有的物品（例如“水”这种物品）那么重要但价 格却那么低廉，而别的有些物品（例如被斯密称作“所有非必需 106

品中最大的非必需品”的钻石）的价格却会高得多？直到一百年 之后的“边际革命”，这个问题才找到了答案。而斯密当时则是借 助于他所主张的劳动价值理论（这也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理论） 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这种理论认为：任何物品和服务，其价之所 值，应当用为生产这种物品或服务所需要的总劳动量来衡量。就 像斯密说的： “任何物品，对于拥有它的人而言所具有的价值都等 于为使这个人能够购置或掌握它所需要的劳动量。因而，劳动是 衡量一切商品所具有的可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 ”在另一段中他还 说过： “每个东西的真正价格，亦即每个东西对想得到它的人来说 所需要付出的实际成本，就是这个人为得到它所需花费的辛劳和 工夫。”还是在《国富论》的另一切中，他把为猎获一只山狸和为 猎获一只鹿所需要花费的时间做了比较，并且像在他的其他主要 论述中那样更进一步强调说：只能用所需要的劳动的量而不能同 时还允许用劳动的质来做衡量。 不过，斯密很清楚的是：所有这些构想和阐述都决不是尽善 尽美的。显然，牵涉到物品和服务的生产过程中的是成本而不是 劳动，特别是除了劳动之外还有地租。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生 产的进行，有一点也已经很明显了，那就是：在成本中，还应当 把基本装备的供应和投资基本装备供应的人应得的回报包含在 内。此外，引入“辛劳和工夫（toil and trouble） ”这个概念也引起 了一些额外的麻烦，因为这等于说：除了使用一种统一的劳动单 位（无论这种劳[118]动单位是否按劳动的质对劳动做了分级）来衡 量成本之外，还有造成成本的别的原因。关于对价值的主观谁知 也有许多问题，这些谁知有时候也会与为生产这种价值所需投入 的工作相抵触。不过，总的来看，斯密实际上是倾向于认为劳动 生产成本才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一个劳动单位所具有的价值，实 质上就是为造就一个劳动者并维持他的工作所要付出的成本—— 107

这里之所以使用“他的”这个词，是因为在十九世纪的经济学著 作中还不存在涉及女性劳动者的指称词。这是一种实体工资论 （substance theory of wages），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后来将它改造成 了“工资铁律” （Iron Law of Wages） ，它意味着：付给劳动阶级的 工资的量决不会超过为维持劳动阶级的生存所必需的工资量。 斯密还尽力探讨了关于给资本和给企业家的回报（无论是以 利息还是以利润为表现形式的回报）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无 论何种形式的劳动价值理论都未能提供令人满意的解释。如果说 正当的成本只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内容决定的，那么，资本家 的利润显然就是一种非正义的勒索了——这正是在十九世纪中叶 对马克思的工作起基础性支撑作用的一种观点。不过，斯密自己 最后也承认他的著作中的这一部分是不够令人满意的一部分。在 一次特别诚实的评论中，斯密解释说：那是“一个极端抽象的主 题”，“也许，在我尽可能对之做了充分阐释之后，这个主题仍然 显得晦涩不清。”有人曾经称这个评论是“经济思想史上最伟大的 低调陈述”，也许不无道理。一定程度上由于这种混乱，斯密的劳 动价值理论留下的遗产，促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传统。一种是在 古典经济学们那里受到广泛接受的传统，认为各种生产要素之间 是[119]一种协调一致的和谐关系，而那些激进的批评家们则倾向于 认为剥削才是应当抓住的关键特点所在。 地租问题是斯密未能对之作出特别令人满意的阐述的另一个 问题。他有时候看起来好像认为地租是与构成总价格其他因素相 分离的一种成本。而在另外有的时候，他又把地租看作扣除其他 成本后的剩余物。 “地租以工资和利润等不同方式进入商品的价格 之中，成为价格的构成因素。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导致价格之高 低的原因；地租的高低是工资和利润之高低的结果。”随后他解释 说这与土地的质量有关。 “地租的上升与牧场的优良程度成正比。” 108

不过，在公共政策上，斯密的见解却可靠得多。他吸收了他 的先驱者如威廉·配第和大卫·休谟在这方面的工作成就，但又 使自己对问题的分析远远超过了这些先驱们的分析。在这方面， 他强调得最多也最正确的是国内国际自由贸易的好处。在他看来， 自由贸易将使他所相信的工业革命的关键好处——即专业化和劳 动分工——得到充分发掘和利用，而如果没有尽可能广大的市场， 专业化和劳动分工所可能得到的发展的程度则会在打折扣。斯密 对他所十分熟悉的扣针厂很感兴趣，对用来生产扣针的不同生产 流程做了精确详细的描述，说明每个专门从事生产流程中某一特 定工序工作的工人所能实现的总产量，要比非专业化的工人所能 实现的总产量高得多。有趣的是，斯密并不真正欣赏把机器和动 力作为提高产量的发动机而不是作为促进劳动分工的发动机来使 用。就此而言，对于说明工业革命的发展趋向来说，他所举的那 个实际上显然并非高度机械化的扣针厂也许是一个可能起误[120] 导作用的事例，因为这个例子对他有关不受限制的自由贸易的主 张有削弱作用。倘若斯密看到了在他的著作发表后不久就普遍出 现了的比扣针厂大得多的那些工厂，他的看法也许会是另一种情 况。 对于把金银的积聚看作国民财富的法宝而不是看作国民生产 所可能实现的总值的看法，斯密是持抨击态度的。这种抨击自问 世以来从未遇到过严重挑战。 《国富论》开头的话就宣称：衡量一 个国家的财富的尺度，并不在于它所拥有的金或银，而在于“每 个国家的年度劳动果实。年度劳动果实……是为所有生活必需品 和生活便利提供根本支持的财源。”国家的财富是由“技术、灵巧 程度和据以对劳动加以利用的那种判断造成的；其次是由在有用 劳动中就业的人数与没有在有用劳动中就业的人数的比例造成 的，”虽然斯密在谈到那些没有“在有用劳动中就业”的人的时候 109

有一些困难。在被斯密列入“没有在有用劳动中就业”的人的名 单中，有王公贵族、教会人员、军人和歌唱演员。这种划分，最 终被人不无根据地指责为站不住脚的划分。 关于货币政策，斯密认为：自由贸易会加速竞争并带来产品 的丰富，在价格下调、产品丰富充足的情况下，出口贸易将会把 足够多的流通中的货币吸引到保持经济繁荣上来。他没有设想到 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因而，他也没有对一直延续到古典经济学、 并且直到凯恩斯之前至少在主流经济学家中间一直都没有被推翻 的一个关键假设进出挑战——这个假设就是：储蓄会自动创造出 与它自身数量相同的在投资方面的花费来。相反，追随他之前诸 如杜尔哥等人的看法，斯密也认为收入中被储蓄起来的那一部分 “立即 [122] 就会被当作资本加以利用”，这是一个使人类在随后 150 年中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的错误。至于对外贸易，斯密在对不 受限制的市场所具有的优点的看法上并不教条。他乐于承认：有 可能会有那么一些情况，对于那些情况来说，并不适合使用不受 限制的市场政策，例如对于必不可少的国防工业和对于为应外国 关税而采取的报复行动，就不适合采用不受限制的市场政策。他 认为，也许会出现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之下，即使需要取消关 税，也应当采取逐步降低关税的作法，以便允许有一个调整过程。 正像斯密总的来说反对一切形式的内外关税一样，他也反对 其他形式的贸易限制。他谴责了优惠、特权和国家的垄断认可。 虽然他曾经特别指出说当时针对工人的法律多于针对资方组织的 法律，但对出于限制贸易的目的而实行的资方之间的联合和工人 之间的联合，他还是都持反对态度的。不过，即使这些作法被宣 布为不合法的作法，他也并不相信它们不会以非正式的形式重新 出现。在另一段被人们经常引用的话中，斯密指出： “即使为了联 欢和消遣，从事同一贸易活动的人们也很少相聚到一起，他们之 110

间的对话往往以针对公众的密谋或以旨在涨价的计谋告终。尽管 斯密当时头脑中想到的更多的是典型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特点的由 所有者直接管理的企业，而不是反映现代世界特点的大公司，但 是，如今几乎普遍受人赞同的一个观点，即认为“竞争比垄断更 有益处”的观点，却还是起源于斯密的。近来一些公司董事会会 议室的行为为斯密的下述见解增加了可信度——在斯密看来， “作 为别人的钱而不是作为自己的钱的管理者，不能希望他们像在一 个私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那里经常出现的那样小心翼翼地照管这 个公[123]司。并不是斯密对业主管理者们的看法过于乐观。他一 直痛斥商人和制造商们总想一方面拓宽市场，另一方面限制竞争。 关于国家的作用，斯密坚决主张国家既应当在职能上尽可能 简化，又应当在履职时尽可能节俭。在《国富论》中，他曾经无 数次地引用历史教训和现实事例来说明一个观点，即：总的来说， 政府是低效、轻率、浪费和屈服于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的政府。 因此，他认为国家应当把自己的活动限制在国防、公共工程和司 法的范围之内。税收应当确定，应当有利于方便而有经济地予以 评估和征收，应当保持在尽可能低的水平上，纳税额的分级应当 与收入水平成比例。 “任何国家的臣民都应当尽可能按照与自身能 力的大小成比例的原则向政府提供支持；也就是说，应当按照与 每个人在国家保护下享受到的岁入成比例的原则向政府提供支 持。 因此，斯密留下的是一笔巨大的遗产。他在勾画经济研究的 领域方面作出了大量工作，使得随后的经济思想家们所做的工作 都是遵循着他所树立的路标前行的；生产、价值、分配和国家的 作用。自由放任原则、竞争和斯密版的劳动价值理论，所有这些 都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突出特征。大多数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 的思想都是从斯密出发的，而且众所公认的是，在这些人中，大 111

多数人的思想都并未超过斯密。至少可以说，直到 1848 年 J. S.穆 勒（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问世之前，一般来说，经济学家 们主要的思想观念都一直是由斯密提供的。此外，在表述的清晰 性和思想的前瞻性方面， 《国富论》也树立了一个也许从来还没有 人能够企及的标准。对于当时正在斯密周围展现开来的那个新世 界，斯密有许多话要说。不过，在他所做的事情中，更重要的也 许是他在削弱和推翻那些已不再合乎时宜的先前的思想方面所做 工作。 斯密并不是在任何事情上都正确。在他的劳动价值理论和他 关于储蓄会自动创造出自己的需求的观点中，就包含着错误，这 些错误在主流经济学中被传承下来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不过， 他的成就无疑在于他的不足。他提出的新理念（诸如自利、竞争 的重要性、劳动分工的重要意义等等）所具有的明晰性和精确性， 以及他在倡导自由贸易的益处和宣传消除贸易垄断的好处的时候 所表现出的热诚，就是一些巨大的成就。确实，要使他的著作产 生实践效果需要经历时间。除了 1780 年代小皮特 （Pitt the Younger） 在进口关税方面做过一些削减之外，直到 1820 年代，英国的关税 壁垒从来都是没有实行过什么重大的削减。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定 居法》直到 1834 年才撤消，东印度公司一直延续到 1850 年代， 直到发生了印度反英暴动才告终结。不过，同样真实的是， 《国富 论》最终还是成了工业革命的圣经，它在思想理智方面影响巨大， 影响了所有追随斯密的经济学家们的观点。 最重要的是斯密眼界开阔。他很关注经济学在形成人类的整 个状况方面所具有的威力。斯密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人再如此 广泛地探讨这方面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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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追随亚当·斯密的三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都是年龄相近的 同代人：一是法国人让·巴蒂斯物·萨伊（Rean Baptiste Say，1767 —[124]1832 年），二是英国人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 1772—1823 年），三是英国人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 —1823 年）。 让·巴蒂斯物·萨伊职业生涯的早期是作为帮助开发人才保 险的实业家度过的。后来他进入学术界并在法兰西学院结束了他 的工作经历——他是 1815 年作为法国第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到该 学院任职的。他与当时其他主要的经济学家之间有定期通讯关系， 其中既包括后来经常被人提起的西斯蒙第，也包括能工巧匠和李 嘉图。萨伊描述说：李嘉图是那种侧重于建构理论模型、致力于 “把自己的推论推向最遥远的结果而不注意把推论的结果与现实 实际经验结果加以比较的人”。与李嘉图等人不同，萨伊更多地是 一个政策导向型的经济学家。与李嘉图及其追随者所喜爱的抽象 演绎方法相比，萨伊更喜欢做系统的分析和经验式的研究。 萨伊最初是以翻译亚当·斯密的著作而出名的。不过，这种 翻译并不是整本书地照原文字面逐字逐句翻译，而主要是按照法 国的传统，对斯密的思想加以分类编译，其范围几乎涵盖了斯密 所有的主要贡献。虽然萨伊十分赞赏斯密的观点，但他的《政治 经济学概论》一书还是包括了他自己许多独到的重要思想。无论 在法国还是在英国，这本书都得到了很大的成功——在法国，它 对广泛宣传斯密的思想起了重大作用；在英国，它又被回译成英 文版本。 萨伊一个独到的、后来以更加精确的论述得到证实的观点， 113

就是认为：劳动价值理论是有缺陷的，一种商品之所以具有某种 确定的价值或价格，并不是取决于为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付出的 劳动[125]的数量，而是取决于它的效用（utility） 。这是一个明显与 传统的看法分道扬镳的观点，也是萨伊始终未能说服李嘉图予以 接受的一个观点，尽管他们之间的通信联系在 1822 年亦即在李嘉 图去世前不久一封关键的信件中达到了顶峰。萨伊力图使李嘉图 承认：至关重要的是有用的东西的最后数量。这是在 50 年后得到 人们接受的效用理论中至关重要的一个构成成分。就像我们将会 看到的那样，李嘉图坚决不肯放弃已经羽翼丰满了的劳动价值理 论，由此给十九世纪英国经济学的发展造成了致命的不良后果。 萨伊还继承了由坎蒂隆树立并在很久以后为熊彼特所重新强 调的传统，认为实业家在经济事务中应当居于核心中枢地位。这 正是在很大程度上被英国古典经济学忽视了的一个重要观点。萨 伊对经济发展的这个方面的兴趣，很可能根源于他自己在商业方 面的体验和他的家庭背景——他出身于商人家庭，这样的家庭对 实业家的创业活动有着直接的了解。有趣的是，自十九世纪以降， 所有重要的英国经济学家都不是实业家，虽然李嘉图作为股票经 纪人曾经发过大财。 不过，萨伊对经济学思想的最大贡献还是在于他对一个久经 争论的问题的回答上面，这个问题就是：由储蓄造成的对商品和 服务的现实需求的减少，会不会自动通过投资量的增加得到补 偿？关于这个问题，萨伊的回答无疑是肯定的，尽管在这个问题 上还存在着至今仍然属于一个悬而未决的论题的争论，即：这种 自动补偿究竟是作为逻辑的必然结果发生的呢，还是作为一种偶 然事实发生的？萨伊定律认为：经济中生产出院的所有物品和服 务在出售以后所得到的收益（proceeds），会产生出必定正好与全 部这些产品所[126]具有的价值相等的收入（incomes）——不过， 114

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是萨伊本人在阐述与他的名字如此密切地 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命题的时候本来使用的表述方式。就像在影响 的思想观念那里常常可以看到的情况那样，萨伊本人原版的对这 个观点的阐述，比后来变成了日常流行语的简化后的版本要细致 精深得多。然而，当被按照古典经济学的信条加以型塑之后，这 个概念就凝炼并明确成了这么一种观点，即：作为萨伊定律的一 种结果，即不可能存在什么总的生产过量，也不可能存在任何对 出现在市场上的东西的需求短缺。这种观点承认在所有的收入中 确实有一部分被储蓄起来了，但是，它认为：这种情况会产生出 与被储蓄起来的收入在数量上完全相同的投资，因而，供给和需 求之间依然是平衡的。稍微更精致一些的另一种版本的关于萨伊 定律的解释承认：并不是所有的储蓄都在被储蓄起来的同时就被 花费到投资上了。但是，这种解释却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 适应暂时处于低谷的收入流，价格自己会走低，因此，与可以实 现的购买力相比，仍然并不存在总的生产过剩。 。 这是一种非常简单而强有力的观点，并且，虽然也曾不时受 到一些挑战，但是直到 1930 年代，它才失去了作为一种常理的地 位。和马克思一样，马尔萨斯早年就对萨伊定律的基本信条的可 靠性持怀疑态度。尤其是，给十九世纪发展着的经济造成折磨的、 反复出现的在经济繁荣之后紧随而来的萧条的失业人数增多，提 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供给和需求并不总是处于平衡状态的。 然而，这些混乱却并未被人们作为削弱萨伊定律的神圣性的理由 来考虑。人们或者把它们归咎于暂时的调整阶段，或者把它们归 咎[127]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各种磨擦性问题，而不是把它们归咎于 萨伊论点中有什么基本缺陷。直到出现凯恩斯和大萧条，人们才 承认萨伊定律有其基本性的错误。这是古典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缺 陷，由它带来的实践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15

萨伊定律给国家对已然表现出需求不足的迹象的经济状况进 行补救的能力带来了巨大的局限。如果事情不是这样的话，也就 没有理由要与萨伊定律唱反调了。萨伊定律后来变成了一种占压 倒优势的主张政府实行不干预政策的观点，它排除了在某个（按 照别的观点很可能对经济政策采取积极态度的）关键领域对经济 政策采取积极态度的可能性。其结果，既增加了对资本主义持激 进取代措施的观点的吸引力，也强化了为（在英国和在其他地方 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来的）日益保守的金融和商业利益集团所喜爱 的、主张政府对经济采取清静无为政策的观点。 托马斯·马尔萨斯最初是作为神职人员开始其职业生涯的。 从 1840 年开始，他成为海利伯里学院（Haileybury College）的历 史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这个学院是一个对将要在英国东印度公 司服务的年轻人进行培训的学术机构。此前，这个组织曾经雇用 过好几位对经济学作出过贡献的人物，其中包括托马斯·曼 Thomas Mun）；后来，在这个组织的花名册上还会增加两位重要的十九世 纪英国经济学家，即詹姆斯·斯图亚特·穆勒，尽管无论是穆勒、 马尔萨斯还是曼，都从未去过印度。马尔萨斯写过两本书，一本 是初版于 1798 年的《人口原理》（An 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 ，另一本是初版于 1820 年的《政治经济学原[128]理》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这两本书后来的内容上都做过 扩充。在第二本书中，他对萨伊定律提出了抨击，他目前的声望 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他是在这场特别的争论中能够站在正确一边 的很少几个人之一，而且是很早就站在正确一边的一位，尽管他 的论述并没有使用现代的话语方式。他立论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 存在着凯恩斯主义所说的储蓄和投资这两种意图之间的不平衡关 系上，而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总论点的基础上，即：数量众多但却 116

必定处在穷困状态的劳动阶级，决不会不足够的财力来购买资本 主义生产所能产生出的一切产品。需求不足似乎也不可能由资本 家们自己来补足，因为，在马尔萨斯看来，资本家们看起来太全 神贯注于营业方面的事务了。需求差距可能会由被马尔萨斯称作 非生产的消费者阶级的政府雇员、政治家、土丘、法官、律师、 医生、外科医生和神职人员来填补，但这一点并没有可靠的保证。 有趣的是，这个关于所谓非生产性职业的名单与斯密进出的那个 名单很相似，而斯密对这些职业对共同福利的贡献却是持一种很 不以为然的看法的。马尔萨斯和斯密之间有分歧的另一个问题是 关于自由贸易的总体优点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马尔萨斯表达 了一种相当怀疑主义的态度。 马尔萨斯在这些议题上提出的论点，并没有强有力到足以传 世的程度。不过，关于他在第一本书中所提出的论点却不能这样 说。他在第一本书中提出的论点所具有的影响十分重大而深远。 其中涉及人口规模与人口的收入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尔萨斯是从 两个假设开始其对这个问题的论述的。第一个假设是：食物是为 人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第二个假设是：两性之间的激情是 必[129]不可少的，并且还将保持其现有状态。随后，马尔萨斯得 出结论说： “人口的能量要比地球能够为人生产出生活必须品的能 量大无数倍。 ”他声称：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在不受抑制的情况 下，人口趋向于呈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必需品在最好的情况下 顶多也只能呈算术级数增长。每当人口的增长对食品的供给形成 压力的时候，自然界就会通过抑制人口的增长来使两种力量保持 平衡。恶行和贫穷“这两种人生遭际中痛苦的原料”是抑制人口 增长的两种因素，而在《人口原理》的后续版本中，则把“道德 限制”作为第三种可能性包括在其中。如果在食品供给得到增长 之前人口就增长了，食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实际工资就会下降。 117

在接下来出现的痛苦中，人口的增长至少会暂时呈停止状态。 这是一个具有实际意蕴的、朴素而又令人不得不信服的观点。 其实际意蕴之一就是：不能对提高贫穷的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抱长 期希望，因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总会把任何暂时得到的人均收入的 增长都抵消掉。这正是李嘉图以其“工资铁律”表述的一种观点。 另一层实际意蕴是：对穷人实行公共救济的做法除了短期内会起 作用之外，久而久之则只会使公共救济本身的目的落空。这两层 意义都宣告了十九世纪的终结。一方面，它们在激进的思想家们 中间激进了对现状的不满；另一方面，它进一步强化了在既得利 益阶级中已然存在着的把国家的作用最小化的各种倾向——这些 阶级太乐意把对贫困的指责从归咎于社会上层和归咎于政府转移 到归咎于穷人了。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和贫困论成了几乎不变怀 疑的常理中的另一构成部分，它被当作一种生活事实，既得到了 古典经济学的接纳，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接受。[130] 然而，无论从实践经验还是从其著作的内在性要求来看，从 一开始就有证据表明马尔萨斯的观点是有错误的。尽管他提出了 大量轶事性的证据来支持他自己的观点——甚至包括提到了火地 岛（Tierra del Fuego）悲剧的居民，同时，工业化早期阶段存在的 种种肮脏鄙劣之事也对他的观点起了强化作用，但是，一个不可 否认的事实却是：就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初版的时候，劳 动人民的各方面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得到提高了。并且，在马尔 萨斯当时仍在写作的接下来的 30 年中，这种提高还有了显著的推 进。到 1830 年代，农业生产力、人口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已经 是广为人知的事情了，而且已经可以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途 径，随时了解到这方面的情况。然而，看起来却好像没有任何事 情能够表明马尔萨斯对这些经验性的证据感兴趣。甚至当他在《人 口原理》中确实试图量化当时处于紧迫状态的问题时候，也很难 118

看出他在这方面做得很恰当。尤其是，说相比之下食物的生产只 能以算术级增长而人口却会以几何级数增长，这种说法也并非不 证自明的，而且实际发生的事情也的确并非如此。无论马尔萨斯 在其他方面有什么优点，他关于人口问题的观点（这些观点在十 九世纪既对经济界权威人士产生了影响，也对社会大众产生了影 响）却是给世界提供了又一份具有可怕错误的遗产。 大卫·李嘉图是一个至少有 17 个孩子的荷裔股票经纪人的第 三个孩子。他在和他那位信奉贵格教的夫人结婚的时候放弃了西 班牙系的犹太教信仰，转为信仰基督教。这样一来，他也断绝了 与自己家族的联系。但他却继续了家庭的传统，自己也成了一个 股[131]票经纪人，在大约五年中积聚了巨额财富。随后，他在盖 特康布公园（Gatcombe Park）购置了一处房地产，这正是伊丽莎 白二世女王在 1970 年代为安妮公主及其家人购置的那处房地产。 此后不久，在他 27 岁那年，他偶然借到了一本《国富论》。这本 书激发了李嘉图对经济学的兴趣，尽管直到十年以后的 1809 年他 才开始发表经济学论著。他是马尔萨斯的亲密朋友，当时活跃在 经济领域的别的其他经济学家们也都很熟悉他。他广泛参与了那 个时代所有重要的经济学论战，尤其是那些与货币政策相关的经 济学论战。论战中，他和萨伊站在一边，反对马尔萨斯关于有可 能出现需求不足的观点。1819 年他代表有 12 名选举人的爱尔兰波 塔林顿的不平等选区（the Irish rotten borough of Portarlington）担 任议会议员，那个选区他从来都没有去过。他在四年后的 1823 年 去世。 作为一名理论经济学家，李嘉图的影响除了来源于其他方面 的因素之外，还来源于他在表述他的观点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强 大说服力和恢弘气势。尽管在后期著作中他倾向于对自己在许多 119

关键问题上的立场做缓和化的修改，但他的思维类型还是属于分 析性的抽象思维，他作出的结论亦因而具有相应的严谨性和确定 性。不过，就像人们经常见到的那样，无论对于他的经济学同事 还是对于社会公众来说，使他产生最大影响的与其说是他在论述 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文辞上的精细考究，而不如说是其中直白的 结论本身。这些结论覆盖了亚当·斯密曾经涉及的所有问题—— 价格、地租、工资和利润，但李嘉图用以分析和论述这些问题的 方式却不同于斯密的方式。斯密倾向于从大量经验观察中总结出 常识性的结论，李嘉图则喜欢运用演绎（原文为“归纳”即 induction，[132]疑为 deduction 即“演绎”之误，故改译为“演绎” ——译注）——这种方法的危险在于：其结论的可靠性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他用作前提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有相关性的。这里不 得不指出的是：这是一种至今对使用它的现代经济学家来说仍然 和在李嘉图那个时代来说同样危险的方法。有一种发人深省的洞 察之见，可以使人深入理解李嘉图对经验性的信息多么缺乏兴趣， 这种洞察之见就是：尽管他不得不就他那个时代日新月异的经济 说了那么多，但是在他的整个生涯中他好像从来都没有访问过一 个工厂。 关于价格，除了其劳动内容之外，李嘉图还把“效用”当作 对成本起重要影响作用的因素，在对价格问题的认识中引入了“效 用”概念，从而使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比斯密前进了一步。 “如 果一种商品毫无用处——也就是说它无论如何都不会对我们的满 足作出贡献，那么，它就会毫无交换价值。”这是萨伊也同样有过 的向现代价格观的进步——在现代价格观中，价格是由供需之间 的相互作用决定的。这种进步在不经意间为允许实业家发挥更积 极的开辟了一条道路。然而，这种进步并没有使李嘉图停止向把 劳动价值理论看作价格的决定因素的观点倒退，尽管他认为一些 120

无法将其再生产出来的、具有特殊稀缺价值的产品的价格是不受 劳动价值理论决定的——“例如罕见的雕塑和绘画、稀缺的图书 和硬币、只有用在特殊土壤上长出来的葡萄才能酿造出来的质地 独特的酒。”按照李嘉图的观点，除了这些例外，“通常要用两天 或两个小时的劳动才能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价值自然应当是通常只 需要用一天或一个小时的劳动就能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价值的一 倍。”这大概就是李嘉图所坚守的不可退让的表述。[133] 地租问题在李嘉图那里也和在斯密那里一样，主要是和农业 相关的一个问题，因为当时处在十九世纪的转折点上的英国仍然 是一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农业国，而当时的地主则像李嘉图所指 出的那样（尽管事实上他当时也是地主阶级的一员） “喜欢到自己 从未播种过的地方去收获。”李嘉图定义说：地租是“土地产出的 一部分，它是为使用土壤所具有的原始的、不可毁坏的力量而向 地主支付的付出”。就权限情况来说，如果土地仅仅只能够支持对 它进行的耕作，那么，地租就会为零。较好的土地将会生产出剩 余产品，不过从这些剩余产品得到好处的是地主；租用土地的人 口越多，对土地的照管就会越精心，剩余产品也就越多。 “地租的 上升总是国家财富日益增多的结果，是在为土地上日益增多的人 口提供食物的事情上有了困难的结果。” 谈到工资，李嘉图把工资定义为“为使劳动者从总体来说能 够维持生存并使劳动者的种族能够既不增加也不减少地繁衍下去 所必须付出的价格。”这就是“工资铁律”——许多在很长一段时 期中几乎畅行无阻的简化说法中的又一个说法，它意味着：无论 仁慈善良和政府、社会慈善团体或工会怎么做，劳动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永远不会超过为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水平。事实上， 李嘉图曾经大体上对他有关“工资铁律”的看法做过限定，允许 劳动力的均衡价格包括从习惯上来说已经成了对劳动者来说属于 121

必不可少的条件的舒适在内。他还承认：作为技术进步和增加投 资的结果，为维持生存所需的生活水平会提高， “因为，一旦由增 加了的资本带来的对新的劳动力需求的推动作用得到顺从，就立 即会出现由别的增加了的资本造成的同样的结果。不过，他也相 信”在劳[134]动阶级中普遍流行的那种认为机器的采用通常有害 于劳动阶级的利益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偏见和错误之上，而是与政 治经济学的正确原则相一致的。也许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种原因， 李嘉图的结论仍旧是一种悲观主义的结论： “然而，高工资会对人 口的增长起鼓励作用，当劳动者的数量受这种鼓励作用的影响而 增多的时候，工资又会重新回到其自然价格，实际上，受一种反 作用的影响，有时还会回落到比自然价格还低的程度。”这正是公 众所接收到的一个信号，这个信号经过李嘉图的下述评论以后被 放大了——李嘉图评论说： “像所有别合同一样，工资也应当在自 由放任的情况下通过市场竞争来决定，而决不应当通过立法干预 来对之予以控制。” 和其他把价格观建立在劳动价值理论基础上的人一样，李嘉 图在解释何以会出现利润以及利润何以会具有正当性的问题的时 候也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如果价格完全是由在生产中付出的劳 动的问题决定的，如果任何可能作为有利条件带来的结果而出现 的剩余价值都以地租的名义给了地主，那么，付给利润的钱是从 哪里来的呢？对此，李嘉图解释说作为利润的钱来自实业家以提 供基本设备的方式为生产作出的贡献。这种解释很容易批驳，因 为这种贡献不过说的是过去在生产中已经投入了的劳动成本而 已。尤其是，利润的数量往往很大，远不是用这种方法可以说明 其来路的，在这方面，李嘉图自己的财富就是一个很具体的事例。 一个很容易得出且从来都没有被李嘉图成功地驳倒过的结论就 是：给资本家的利润提供保证的是产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资本 122

家并没有为生产做什么贡献，他们不过是把他们无权享有的剩余 价值据为己有而已。[135] 因而，斯密之后追随斯密的主要人物为十九世纪经济学的发 展作出的贡献，是一份令人沮丧、误入歧途的遗产，它很好地证 实了托马斯·卡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 年）对这些人物 的描述是有道理的——卡莱尔把他们称为“沉闷科学中令人尊敬 的教授。”萨伊定律、马尔萨斯关于人口的观点和李嘉图对劳动价 值理论的解释，这些理论结合在一起，注定会使古典经济学中（除 斯密已经阐述过的思想之外）的核心学说难以为未来几十年的政 策作出什么很有用的贡献。它使得对资产阶级国家来说，要想改 善从日新月异的经济中利益最少的那些人或因为别的原因而处于 艰难境地的那些人的状况，似乎是一件不可行的事，从而把公共 行动所应发挥的经济作用降低到了最低程度。与此同时，同样是 对古典经济学起基础性支撑作用的那些关键概念，也为人们批评 古典经济学提供了大量根据。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由他们承 继下来的那些概念性的错误已经被证明缺陷十分严重，足以削弱 他们提出来的那些反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理论理由。英国和其 他地方无疑都在十九世纪取得过经济和社会进步，但却很难说这 种进步是萨伊、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造成的结果，尽管他们拥有很 高的威望和广泛的影响。在以往人们有关他们的工作对古典经济 学的贡献的判断中存在着重大错误，由这种错误造成的影响超过 了他们说过的任何事情所具有的价值。[136]

转变中的古典经济学 在李嘉图发表其《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时候树立起来 123

的古典经济学体系，在随后一段为期 50 年的巩固期中缓慢地改变 成了人们所说的新古典学派。从那以后，这个学派的许多内容— —例如微观经济学内容——都原封未动地保持了原样。它的占主 要地位的政策导向方面的长处，仍然在于它关于自由放任和关于 自由贸易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魁奈那里的关于最大 限度的竞争的学说，至少对除社会主义圈子之外的整个十九世纪 来说都仍然是首要的实用经济处方。主流经济理论的其余部分则 很少得到或没有得到什么实践性的应用——这是在后来几十年中 一直困扰着经济学的一个问题。 不过，这并没有停止十九世纪经济和社会思想在非主流方面 的重要贡献。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虽然 首先是一个律师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还是被马歇尔 （Marshall）称作“总的来说是亚当·斯密的直接继承者中最有影 响的一个人。”他的主要目标是开发出一套完备而合理的法规典 章，以这种身份，他第一个提出了下面这个功利主义的命题，即： 公共政策的目标应当在于寻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提出这 个概念本意在于为公共政策提供一个重要的新指南，但事实证明： 在实践中，它在有些事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被用来保证国 家行为为改善社会状况服务，但也可能被用来为那些借口为社会 的全面利益着想的剥削行为辩护，它亦因此而受到人们的批评。 [137]

然而，功利主义的旗帜却在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1773 —1836 年）那里被高兴着胜利前进。詹姆斯·穆勒也许还以“比 较成本理论（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cost）对经济学做出了贡献， 尽管这个贡献通常被归功于李嘉图。这个精炼的理论说明了下述 事实中的道理所在，即：任何两个国家，即使其中一个国家在任 何产品的生产上都比另一个国家的效率低，但却仍然都能够从相 124

互之间的贸易中受益。与其他国家相比，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某 一种产品方面相对好一些，那就仍然值得与其进行贸易。詹姆 斯·穆勒是李嘉图和劳动价值理论的一个坚定支持者，他在 1821 年出版了第一本经济学教科书，题为《政治经济学纲要》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他还赞同马尔萨斯对人口增长问题的重视， 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有实践意义的问题”——不过，这并没有 挡住他自己生九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就是。 十九世纪早期许多有实践意义的经济学争论都与货币政策有 关，特别是与通货的黄金价格问题有关。由于当时地方银行不能 满足因拿破仑入侵造成的兑换需求，英国在 1797 年暂停了用黄金 支付。从那以后，物价飞涨，由此导致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金银 高价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当时大多数知名经济学家都对该委员会 1810 年发表的报告做过贡献，其中包括李嘉图，他是当时被吸收 进这个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委员。于是，当时和随后一个时期争论 的主题便集中在下述问题上：是什么导致通货膨胀？由此应当采 取什么政策以求尽可能保持物价稳定？以洛德·奥弗斯顿（Lord Overstone）、乔治·瓦尔德·诺尔曼（George Warde Norman）和 罗伯特·托伦斯（Robert Torrens）为首的通货学派（Currency School） 认为：[138]通货膨胀是由于缺乏规制造成的，而之所以缺乏规制， 又是因为放弃了金本位制。与此相反，以托马斯·图克（Thomas Tooke）为为首的银行学派则认为：纯粹以黄金为基础的通货无法 以通货学派所声称的那种方式发挥作用。他们相信银行在发放贷 款的时候会足够小心审慎地提防通货膨胀风险，从而使通货膨胀 的风险不会比使用金属本位的时候所可能存在的风险更大；更大 价格变化首要地是和供需关系而不是和货币因素相关。当时争论 的结果以通货学派的胜利告终，由此使得英镑在经过一次严重贬 值贬值之后于 1821 年恢复到了拿破仑战争前的、 最初由伊萨克·牛 125

顿在 1711 年确定的黄金价值。1844 年的《银行许可条例》（Bank Charter Act）的颁布，宣告了通货学派的最终胜利，把银行系统用 同一黄金价格进一步牢牢拴在一起，从而成功地剪除了任何可能 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实施更积极的货币和汇率政策的余地。当时也 有一些来自工厂主、特别是来自马赛厄斯·阿特伍德（Matthias Atwood，1779—1851）及其兄弟托马斯（Thomas，1783—1856） 的抗议。不过，当时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金融界既得利益集团的 势力实在太强大，使得当时的所有抱怨都无济于事——当时主要 抱怨的是：相对偏高的英镑的黄金价格给工业带来的负担太重了。 这种状况，在随后的 150 年中很少有什么改变。 然而，关于资本家获取其所得的回报的正当性问题仍然没有 得到解决，这是古典经济学中继续存在着的一个弱点；对于这个 弱点，马克思和其他人所做的探讨倒得到了具有根本性重大意义 的结果。纳索·威廉·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 曾企图以其“节欲利息理论” （Abstinence Theory of Interest）来解 [139]决这个问题。这种理论把资本家得到的回报看作是对资本家

为把资源留到以后利用而承受的相互苦行的一种补偿，由于承受 了这种苦行，资本家需要得到奖赏。 “戒绝属于我们的权利的享乐， 或者是追求长远结果而不追求眼前的结果，这些都是人类意志做 出的努力中最痛苦的努力。”尽管这个理论在其被本书第六章会有 更多介绍的“边际革命” （Marginal Revolution）推翻之前曾流行了 大约半个世纪之久，但是，无论是资本家奖励给自己的奖赏的大 小，还是资本家中的许多人所花费的奖赏的比例之大小，都不能 为这种理论提供多少可信度。鉴于“节欲理论”根本没有引起英 国经济制度批评家们的重视，西尼尔又抛出了一个受到马克思痛 斥的声名狼藉的论点来反对 1837 年的《工厂条例》 （Factory Act）， 以此进一步疏远的只有每天最后两小时的劳动。 126

很大程度上由于当时在经济上具有先进性，英国在十九世纪 建立起了一个庞大、坚实的帝国。关于这个帝国，人们看法纷纭。 亚当·斯密嘲笑说这个帝国是一项“极适合于一个其政府受店家 支配的民族”的工程，并赞同它解体。斯密的这种看法是受到他 的早期追随者如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等人坚决拥护的一种看法。 但是，渐渐地人们的看法变得对这个帝国持支持态度了，其中以 爱德华·吉本·威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1796—1862 年）为首。他争辩说：帝国可以为多种多样的目的服务， “一个古 老的社会，其推行殖民化的目的似乎有三。其一，扩大市场以便 处置自己的剩余产品；其二，缓解过多的人口数量；第三，扩大 可资利用的资本领域。”然而，随着十九世纪的结束，诸如英国之 类拥有庞[140]大帝国的国家本土那相对可怜的业绩，很难使人相 信它没有因为控制海外领地而获得巨大利益。 与自由贸易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国内问题，特别是粮 食问题。农业利益集团在英国一直十分强大，足以使谷物保持高 价，禁止或限制谷物进口的立法则可以追溯到十五世纪。1815 年 通过了新的《谷物法》，这个法令规定：如果进口价格低于一定的 水平——例如一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低于 80 先令的话，就禁止进口 谷物。这个法令遭到了强烈反对，特别是当时正处于上升阶段的 制造业利益集团的反对尤其激烈，他们希望看到生活费用的下降。 其结果是：紧跟着前一年在爱尔兰因为马铃薯饥荒而爆发的抗议 行动之后，爆发了一场由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 —1865 年）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1811—1889）领导的 大规模运动，其目标在于废止《谷物法》。这个目标在 1846 年得 到了实现。这次运动的胜利，使得英国将几乎所有的关税全部取 消了。到 1860 年，进入英国的应征税物品的总数已被减到了 48 种。到 1882 年，只有 12 种进口物品需要交税，而且对这些物品 127

征税也纯粹出于国家岁入方面的目的。 接下来对当时的经济学思想所做的主要综合是由在 1848 年发 表了《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5—1873 年）进行的。穆勒对工业化持一种谨慎的乐观 看法，认为——正确地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情况会得到改 善。不过，他同时仍然坚持——特别是在对农业的看法上坚持— —一种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认为“在既定的农业技术和知识状 态下，通过增加劳动并不会使生产以同样的程度得到增长，这是 来自土[141]地的生产规律。他还对经济增长究竟能够达到什么程 度持怀疑态度，认为“只有在世界上的落后国家，才会仍然把增 加生产作为重要目标。在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从经济上来说的需 要的是一种更好的分配。不过，总的来说，尽管特别是由于当时 社会主义者们向古典经济学提出了一大堆批评，他在有些问题上 的态度比李嘉图的态度有所缓和，但是，穆勒和李嘉图走的仍然 是同一条路线。虽然他从从未放弃对功利主义的信仰，或者说虽 然他始终认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比其他经济制度有优越性，但是， 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比他的先驱者们更愿意提倡针对现存制度 的改革，即使这些改革包含着政府对私人利益的干预也在所不惜。 不过，穆勒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理论，并且 在没有对萨伊定律做任何实质性的改变的情况下对这一定律做强 有力的重新阐述。 随着伦敦城作为英国和全世界的金融中心的作用变得越来越 突出，银行系统运作的方式也变得更加老练，同时，尤其是中央 银行即苏格兰银行所发挥的应对危机的功能也更加成熟。英国的 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性即能够经得起剧烈的变化，其中一个 附加的原因就在于苏格兰银行作为经常提供贷款的机构所形成的 一套运作机制，这套机制为银行系统提供了为避免灾难所具备的 128

充足的资产货币互换力，虽然这中间包含着兑换性风险。曾经多 年担任《经济学家》杂志编辑的瓦尔特·巴奇霍特（Walter Bagehot， 1826—1887 年）在提出和阐明这种机制所涉及的许多问题上作出 过大量贡献，从而进一步稳固了英镑的领导地位，尽管这种地位 所赖以立足金本位制直到 1970 年代才成为西欧国际贸易和金融 [142]的基础、在世界其他地方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成为国际贸易和

金融的基础。金本位制也许给伦敦城带来了好处，但它却很少有 助于英国经济绩效的改善——英国的经济比它的大陆竞争对象们 要差得多，1870 年以后尤其是这样。

古典经济学传统 那么，对整个古典经济学从其由以出发的思想开始以来所经 历的全部发展所做出的该做如何估价才是中肯的估价呢？毫无疑 问，对于充分发挥了工业革命的作用以创造出更好的经济业绩并 进而改善人类的命运来说，古典经济学在其早期阶段——尤其是 亚当·斯密提出的那些新观念——确实创造出了一种史无前例的、 更加合适的思想理论环境。中世纪的思想家们习惯于把赈济作为 救治经济匮乏这个长期问题的最好手段。重商主义者们所热衷的 办法实际上是一种此长彼消的赌赛胜负式的把戏，照这种把戏， 一个国家所得到的正是另一个国家所失去的。重农主义者们看到 了冲破自私自利的规章制度之网——它是一切前农业社会的共同 祸根——所可能带来的好处。然而，他们迷信农业，鄙视商业和 工业，力图维护法国绝对君主专制政体并因而反对民主——所有 这些加在一起，使他们对正在来临的工业革命缺乏准备。相反， 事实证明，正是英国自由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开明的自利，为发挥 工业革命释放出来的新经济动力的作用提供了最佳框架。 129

斯密是出类拔萃的，因为他关心的是产出的增长，他所说的 意见，都旨在动员国家采取适当的政策来促进产出的增长。但是， 到[143]了李嘉图时代，强调的重点被转移到探讨生产果实应当如 何分配以及为什么应当如何分配上了，而且，此后古典经济学就 再也没克服这种偏差。其中原因之一就因为在李嘉图体系中起核 心作用的有这么一种观念，即认为：由于自然资源的稀缺，经济 的增长或迟或早总会停滞下来。这是贯穿（到约翰·斯图亚特·穆 勒为止的）古典传统始终的一个主题。它所理解的实质上静态的 状况所包含的一种重要意蕴就是：地主、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必不 可免地存在着对抗关系。如果在总体产出上不存在增长，那么， 一个集团得到的奖赏提高了，别的集团得到的就必然会下降。虽 然事实上在十九世纪英国不同阶级之间确实必不可免地有利益冲 突，但是，任何注意观察和思考的人都会清楚地发现：经济远不 是静态的。几乎对每个人来说生活水平都在提高。这典型地说明 了古典经济学脱离现实世界的程度何等严重。因而，它主要论题 （尤其是在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那里受到强调的那些论题）似乎 对于改善实际经济状况来说并没有多大价值（如果是有价值的 话），尽管其中的有些成分（例如“工资铁律”）对于制定社会政 策来说不无重大意义。对在政府或其他部门工作的、必须就如何 处理实际经济问题作出决策的那些人来说，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 思想的主要构成部分明显地并未提供什么指导。这是一个确切无 疑的事实。 对于思想家们在许多比较枝节性的经济问题上提出的看法则 不能做如上估价。外贸政策、货币问题、英帝国、金本位制、银 行规章制度等等，当然还有功利主义或人口政策对之有影响的许 多问题，所有这些，无疑都要受到那些对事情的结果起决定作用 的人们的思想背景的影响。不过，确保每天或甚至每年无论大小 130

事情都[144]能够得到合情合理的处理，与对十九世纪经济学家们 本来应当集中精力探讨的那些更具普遍意义的经济问题进行思 考，毕竟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关于经济增长赖以实现的过程，十 九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理论，因而，它也从来 没有提出过什么为使经济按照最佳程度实现增长所需要采取的政 策来。同时，几乎普遍无疑的对萨伊定律的信任，杜绝了对失业 及如何避免失业的问题做任何认真研究的可能性。这两个缺点都 使英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的增长程度和稳定性比它们本来应该达 到的程度差得多，从而使它们的业绩受到了在很大程度上以同样 不完善的理论为基础的激烈挑战。 就作为整体来看的古典经济学来说，其伟大成就在于为扫除 从重商主义时期继承下来的对贸易活动和对巩固市场规则来说存 在的多方面障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正当性证明。通过提供这种证 明，古典经济学家们为牢固树立一整套包括政治、社会、法律、 经济及文化状况在内的综合体提供了巨大帮助；正是由于这一整 套综合体，才形成了至少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来说从那以后人们 一直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框架。他们的重大失败之处在于：虽然对 于任何注意观察眼前的现实（当然是利用十九世纪上半叶为止）， 但是，古典经济学家们却没有注意到正在展现出来的由多种现实 的可能性构成的那个范围。生活在最壮观的工业发展起始期的那 些作者们，亲眼目睹了那个时代，但是，除了亚当·斯密是个突 出的例外之外，多数人所看到的却只有大多数人口都在为挣得糊 口度日的面包越来越难以成功地斗争着的、处于绞痛痉挛之中的 经济。他们觉得[145]技术进步和资本的增加最终都敌不过灾难性 的收益递减律。詹姆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中甚至 还为这一点提供了“证明”。换句话说，总的来说，他们所看到的 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出现的情况没有比停滞状态更好的了。使他们 131

的观点出现偏差的是人口压力、日益减少的来自大自然的对人类 为增加食品供给而作出的努力的回报、以及由此形成的日益下降 的工业净收益、或多或少一成不变的实际工资和不断上涨的地租。 他们大大低估了工业革命为英国和为世界其他地方的未来开辟的 成功可能性。由此必定会对古典经济学在其他方面取得的重要成 就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146]

132

第五章

异端思想

人们通常更加相信自己发现的原因，而不大相信别 人发现的原因。 布莱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 虽然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在英国那些已确立其社会地位的 阶级那里被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受到广泛接受，但就是在它们的 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它们也决不是受到普遍欢迎的。十九世纪 期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受到了来自三方面的挑战。第一方 面的挑战最主要地来自德国（同时还有美国）一批由德国历史主 义学派领头的作者和思想家。第二方面是来自激进左派的挑战。 第三种挑战于十九世纪末来自新边际主义学派——关于这个学 派，下一章将做更多的介绍。本章谈论的是前两种挑战，尤其是 来自卡尔·马克思和他的许多同道人的挑战、不过，我们需要从 比马克思更早的来自德国和美国的思想家们的挑战开始谈起—— 总的来说，来自这种挑战的对自由资本主义的反对意见并不像来 自社会主义学派的那样多，而且它们比后者更关心如何在那些当 时并不豫英国那样具备支配地位的国家成功地实现工业化和经济 扩张。 就经济发展来说，十九世纪前半叶的德国远远落后于英国。 [147]这个国家当时被分为许多小邦国，每个邦国都有多如牛毛的

关税和许多其他对贸易的限制。当时德国还有一种与英国大相径 庭的理智传统——与强调个人自由主义的英国相比，这种传统的 一个特点就是对被赋予崇高地位的邦国的需要卑恭屈膝、曲意顺

从；与英国经验主义相比，这种传统则又具有浪漫主义的特点， 这种浪漫主义的有些成分后来逐渐演变成了反理性主义。就德国 历史主义和从德国历史主义发展而来的经济思想来说，以及就由 德国历史主义对英国经济学思想的反应来说，其产生根源有二。 其一根源于对如何能使德国开始接受来自工业化的好处的道路的 探索。第二个根源与第一个根源有部分重叠，那就是要以与德国 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时代精神相吻合的方式来接受工业化的好处。 德国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 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 年）的影响，他 认为研究历史是走向社会科学的正经途径。以黑格尔为榜样的大 多数德国历史主义经济学家都对民族和政府的工作持赞美的观 点，这种观点在亚当·缪勒（Adam Müller，1779—1829 年）—— 一个保守的地主和封建利益卫道士——那里又进一步被放大和膨 胀了。缪勒认为，邦国“不仅是人类的一种基本需要，而且是人 类首要的需要。”缪勒对《国富论》很熟悉，但他却声称亚当·斯 密的观点不适合德国国情。他的这种看法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 年）之类的英国批评家的观点并无根本不同， 后者也把历史浪漫化并反对个人自由主义。由于从根本上反对工 业化，缪勒认为构成生产的要素不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而是自 然、人和历史。这种思想与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148]1762—1814 年）之类的作者所主张的那种绝对自给自 足、不允许因受外来影响而削弱邦国的思想只差一小步。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iedrich List，1789—1846 年）就生活 和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中。他早期积极倡导在德国各邦国之间实行 自由的贸易政策，最终导致 1828 年在普鲁士建立了关税同盟—— 德国内部的一个免关税区。不过，正由于他这么早就倡导自由贸 易政策，他也就得罪了官方当局，并因此被关押了一段时间。获 134

释以后，他最终设法出走到了美国，那里用以鼓励经济发展的政 策与英国古典经济学所倡导的政策大不相同。特别是，一定程度 上由于受像亚力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 年，他为构建《独立宣言》以后的美国经济政策做了大量工作） 这样的作者的影响，美国一直实行一种对外高关税。受这种经历 的影响，当 1831 年重返德国的时候，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 系》（Das nationale System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中提倡关税 同盟对外实行高关税，尽管他所提倡的这种对外高关税比之于美 国的对外高关税来说是做了一些限定的。他主张在农业方面实行 自由贸易，并认为：虽然关税会对正处于建立期并面临世界竞争 压力的本国工业起到一种理想的保护作用，但是。一旦本国的这 些工业成熟了的时候，还是应当撤消这些关税的。他认为：作为 一种学说的不受限制的贸易，只适合于那些已经处于领先地位的 国家而不适合于那些尚处于追赶过程中的国家。因而，与缪勒不 同，李斯特赞赏工业化，认为工业化是每个国家都必须经历的一 系列发展阶段的顶峰阶段。实际上，比之于英国传统，李斯特作 出的具有原创性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把经济发展看作一种需要 国家在其中扮演关[149]键角色的动态的而非静杰的过程。 李斯特的著作对德国和美国各自经济政策的发展道路作出了 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区分，两种路径总的来说都分别给本国经济 发展带来了有益的结果。然而，从那以后，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 家们变得对现实世界不那么感兴趣了，他们更关心的是学术方法 问题。威廉·罗雪尔（Wilhelm Roscher，1817—1849 年）的目标 是要重建一种“以历史的方法为基础的”经济学。这意味着要从 对民族历史的探究中来确立经济发展的规律。注意力不仅应当放 在民族的经济发展上，而且应当放在民族的法律、政治和文化条 件上，所有这些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条件共同形成 135

了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这些方面各是一些相互依赖、相互 决定的部分。他成功地树立了一种具有相当长寿命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从布鲁诺·海德布兰德（Bruno Hidebrand，1812—1878 年）和卡尔·克尼斯（Karl Knies，1821—1898 年）一直延伸到在 德国学术生活中具有特别强大影响的一个人物古斯塔夫·冯·施 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 年），但是，他们所做的 工作却很少产生什么实践结果。虽然对“经济人”的假设持怀疑 态度，但他们总的来说却并不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对贸易和工业 的发展持赞赏态度。不过，关于如何在将来更有效地利用经济政 策而不是关于过去曾经如何运用经济政策，他们的研究却未能提 出任何有用的指导意见来。 李斯特关于运用关税来保护幼稚期工业的观点（实际上这种 观点与斯密的观点并无大的不同，不过斯密并不是一个教条主义 的贸易自由论者）在美国广受欢迎。在 1861 年采用莫里尔关税体 [150]系之前，他的这些观点在美国实际上被用来为实行一种更高

的关税做正当性辩护，目的在于使多数往美国进口批量生产的商 品的事情都成为在经济上完全不划算的事情。德国经济思想对美 国还有别的影响，这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美国大学和德国大学之 间一直保持着一种稳定的相互交往。在这些“别的影响”中，包 括比当时英国流行的对自由放任政策的怀疑态度更严重的怀疑态 度，这种态度招致对社会政策和其他形式的干预持一种更坚定的 态度，从而影响德国将要发生的事情。德国的历史学派经济方法 和美国早年建立的统计数字及历史事实收集制度之间也有一些联 系。 十九世纪，美国产生的经济思想家比英国少得多，但其中却 有一位使自己成功地出了名，那就是查尔斯·凯里（Charles Carey， 1793—1879 年）。起初，他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所做的工作很感兴趣， 136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开始持怀疑态度 了。他赞同李斯特的观点，认为对美国来说对外关税是比自由贸 易更合适的一种政策，并且怀疑对美国来说购买产地远在几千里 外的英国的产品是不是比购买产地离消费者近得多的产品划算。 他还开始认识到：李嘉图式的关于土地持续稀缺和关于静态实际 工资的观点，与他在美国所看到的自己身边正在发生的情况格格 不入。他承认人口压力问题迟早会成为一个关键问题，他甚至指 出：人类迟早会有那么一天，到了那一天，每个人就会只有一片 仅仅能够容得立脚的地方；不过，他认为当时距离这样的时候还 远得很。当时，凯里所能看到认识到的是：人口增长,好处多多。 他声称这是有《圣经》支持的一种观点。 “上帝说过‘要多产多生’。 [151 上帝的话要比马尔萨斯说的‘不要产，不要生’更有益处。 ”

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们还有其英国追随者，其中特别是接 替马尔萨斯担任海累伯利学院教授的理查德·琼斯（Richard ones， 1790—1855 年）。和他的德国同行一样，琼斯也主张使用归纳主义 的历史方法来阐明经济的运做方式，并且对李嘉图和其他古典经 济学家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们没有给现实世界以足够的重视。正 像在德国的历史主义那里一样，这确实是一个有相当大的优点的 指责；问题在于：尽管琼斯成功地作出了一种比李嘉图的说明要 清晰一些的关于地租的说明，并且这个说明还影响到了正处于思 想形成过程中的马克思，但是，事实本身的简单堆积并不足以取 代分析性的深思熟虑。更重要的影响还在于像李斯特这样的经济 学家们的著作对英国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观点 产生的影响——当时，随着十九世纪接近尾声，自由贸易论的观 点已开始逐渐失去昔日的光环，关税改革运动则逐渐强大起来。 不过，这时已出现了一种更富有成效的对古典经济学的攻击，这 种攻击不是来自德国历史主义学派这个方向，而是来自主张把整 137

个制度都彻底推翻的那些方向——即来自激进的左派方向。

早期社会主义思想 所有那些反对资本主义制度（至少是反对在十九世纪所表现 出来的那种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就像事实上在各国所出现的 那样，其思想观点大体上最终可分为两个阵营。其中一个阵营的 人着重强调的是：尽管在当时劳动人民被排除在普选权之外的情 况[152]下所能够采取的政治行动有很多局限性，但是，还是应该 把重点放在采取一些实用的步骤来改良社会状况上，这正是在英 国存在的一种最强大的传统。另一个阵营的人则主要以法国和德 国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只有把资本主义制度整个儿推翻，才是 通向为实现一种更好的社会状况而进行彻底变革的唯一道路。对 在英国和在其他所有处于工业化早期阶段的地方看到的剥削和退 化状况的不满意见有三个主要来源。其一在于未得到兑现的由自 由主义功利传统作出的那些承诺。其二在于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一 定程度上也在其他地方）得到重大复苏的宗教和道德信念。其三 就是由古典经济学本身的缺点提供的理由。 当早期工业化的龌龊和退化现象开始扩散到大陆的时候，早 先在法国和德国出现的对于工业革命的成果——这些成果的影响 当时在英国正变得日益明显——的支持在某些方面便开始衰落 了。让·查尔斯·利奥纳德·德·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ėonard de Sismondi，1773—1842）早先是亚当·斯密的追随者，但是， 后来当工业革命那些不怎么吸引人的后果开始在法国出现的时 候，他却变得比别人更持批评态度了。西斯蒙第越来越清楚地意 识到了资本家和工人在利益上的分歧，正是他提出了关于社会各 险级的概念，其中特别强调（就像他见到的那样）资本家和工人 138

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对抗关系。这是一个崭新的而且很重要的 概念，它旨在“防止把人变成人们从中得不到利润的那种财富进 步的牺牲品” 。人们一直都承认资本家和地主会比工人的日子过得 更好，但是，到西斯蒙第当时为止，对于后者的悲惨境遇，人们 却一直做如下理解：他们自身有着马尔萨斯主义说的人口过剩生 产的趋势，[153]因而使他们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贫困境地，不应 当因为他们的贫困境地而责备处于社会优势地位的他们的那些同 代人。与这种理解相反，西斯蒙第的分析指出：应当对各劳动阶 级的处境负责的，也许正是资本家和地主们的掠夺和贪婪——这 对刚开始浮现的激进的议事日程来说是一笔重要的补充。西斯蒙 第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利用国家的力量延缓技术进步，从 工业化退回到农业和手工业。尽管后来事实证明他关于需求的不 稳定性问题的看法具有持久的意义，但是，他的这种主张却并不 属于面向未来的主流思想。他是在萨伊和李嘉图的观点大行其道 之前对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表示关心的最后一个重要作者。 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对当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持批评态度 的作者们的影响，另有其完全独立的出处。这个出处就是大卫·戴 尔（David Dale，1739—1806 年）和他的女婿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 年）所做的工作。他们在新拉纳克（New Lanark） 建立了一种示范性的工业环境，用它来表明能够为生活和工作条 件的文明化做些什么。不过，即使是在像戴尔和欧文这样富有慈 善心的那些人那里，工作条件依然是很严酷的。刚开始的时候， 受雇于新拉纳克纺织厂的儿童每天要工作 13 个小时，尽管在欧文 后来接手管理这个工厂之后缩短到了 11 小时。欧文既是一个实干 家，也是一个作家，他对马尔萨斯尤其持批判态度，认为马尔萨 斯“并没有告诉我们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能够比一个愚昧懒散的 民族多生产出多少食物来。”在他看来，食物的匮乏和人口的过剩 139

并非人类的一种必然状况，而是由不够完善的制度安排造成的结 果。这正是后来许多社会主义者与欧文相同的一个观点。他们还 [154]赞同他对进一步普及教育和对合作式的工业和商业组织形式

所具有的益处的强调。 欧文对合作的优点的看法受到了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 年）的赞同，后者提出了一 种比欧文的看法还要激烈的异议之见。 “Le propriété，c’est 1e vol” ——“财产即盗窃” （property is theft） ，这就是蒲鲁东的战斗口号， 尽管他不仅并不反对私有权之类的事情，而且还认为私有权对他 所希望的自由社会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他反对的是地主和资 本家对财产的浪费，认为这种浪费与作为社会最重要的目标的正 义是相互对立的。他所鼓吹的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在工人之间实行 合作或成立志愿的工人协会，由具有发行纸币权且不收取利息的 一家特殊银行为工人协会提供财政支持。这样一来，国家就是多 余的了，就该消失了——事实证明：这是和德国某些浪漫主义者 提出的同样空想的那些主张一样不切实际、一样无济于事的一种 观念。不过，这并不妨碍无政府主义成为欧洲左翼思想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由这种思想后来滋生出了一些阴谋集团，这是这种 思想在专制的俄国的一种正常前途，由此产生了既是无政府主义 的头号鼓吹者、又在第二国际领导权问题上是马克思的有力竞争 对手的迈克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1814—1876 年）。 蒲鲁东所持的对由工业革命产生的种种状况的厌恶态度，得 到了另外许多重要的法国作家的赞同。克劳德—亨利·圣西门 （Claude-Henry Saint-Simon，1761—1825 年）提倡将对社会的研 究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基础之上，从而使这种研究能够引导出一种 成为“关于生产的科学”的政治来，这种观点与当时正在德国形 成的 [155] 那些思想有某种相似之处。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140

Fourier，1772—1837 年）认为：与工业的巨大进展相伴随的贫困， 是造成社会混乱的主要原因，由此导致一种重商主义的封建体制。 与欧文和蒲鲁东一样，他也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合作。路 易·勃朗（Louis Blanc，1811—1882 年）认为竞争是贫困和苦难 的渊薮。由于容许自己为之工作的那些企业之间相互争斗，工人 就使自己的工资降低了，而制造业主们之间的竞争则使他们走向 破产。勃朗这位左派最伟大的战斗口号之一——即“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的创始人相信：解决问题的最终出路与其说是合 作，还不如说是国家社会主义。奥古斯特·布郎基（Auguste Blanqui， 1805—1881 年），一位职业革命家，为那些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终究 会被推翻的人们的思想理论库中增添了“政变” （coup d’état）或 “造反”（putsch）这个概念。 与此同时，在德国也有一些与正在法国出现的思想骚动相似 的思想骚动。费迪南德·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4） 认为：合作是走出由“工资铁律”设定的陷阱的唯一途径。曾经 有一段时间做过马克思的亲密伙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bach，1825—1872 年）提出并传播了一种为马克思所接受的观 念，认为通过承认经济力量和经济条件的首要性而不是常规历史 趋势的首要性，黑格尔“就会是用脚立地而不是用头立地了。”同 样，在英国，激进的思想观念也在稳步发展，虽然这些思想观念 中的许多重要观念更多地是受影响于劳动价值理论和李嘉图的遗 产，而不是受影响于大陆的那些思想。比其同伙中的其他成员早 一代人的查尔斯·霍尔（Charles Hall，约 1740—1820 年）是一位 医[156]生，他从他自己的医学实践中认识到了早期工业化时期劳 动人民所遭遇的退化境地。他号召人们起来反对他在 1805 年发表 的《文明的效果》一书中痛斥的不平等性。威廉·汤姆森（William Thompson，1783—1833 年），一个典型的爱尔兰地主；约翰·格 141

雷（John Gray，1799—1833 年），伦敦一家批发商店的职员；约 翰·弗朗西斯·布雷（John Francis Bray，1809—1895 年），一个 印刷商、摄影师和农场主；以及托马斯·霍奇金（Thomas Hodgskin， 1787—1869 年），一位后来成了新闻记者的海军军官。所有这些人 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赞成并提出了剩余价值概念。这个概念指 的是这么一种看法，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意味着付给工人 的工资总是少于工人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这个概念随后广泛流 传开来，成了一种众所公认的对资本主义制度展示出来的剥削、 压迫和悲惨状况的解释。他们鼓吹的解决问题的出路总的来说就 是合作和工团主义。 早期英国社会主义的观点都是理性主义无神论的观点，这种 观点后来在欧文那里逐渐变成了公开敌视宗教；与此同时，还长 期存在着一种出于基督教教会传统的对曾在十九世纪中叶繁荣一 时的公社的关心。弗雷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Frederick Denison Maurice，1805—1872 年） 、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19—1875 年）和约翰·勒德洛（John Ludlow，1821—1911 年） 就是这一传统的领袖人物。虽然基督教教会成员以个人身份参与 左翼政治活动的现象作为一种传统保持了很久，但是，由于内部 政治分歧，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们的影响却很有限。他们的观点差 异纷呈，其中既有莫里斯的保守倾向，也有勒德洛所采取的好战 得多的方[157]式——后者在法国逗留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基督 教思想对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影响发展成了一种特别激进的形式。 然而，基督教社会主义在英国劳动人民中间并未产生什么重大影 响，到 1850 年代末它便销声匿迹了。而另一种形式的对物质至上 主义和对由工业革命产生的许多丑陋现象的反感和厌恶，则以退 回到更加传统的工匠作坊和关注过去的生产方法的形式出现了。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 年）的生活和工作就 142

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事例。 对古典经济学的反对意见和对工业革命的实际意义的见解就 这样出自于许多源泉。其各自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之间也没 有统一性。把对古典经济学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各种异议中的头 绪尽可能多地归拢到一起、并从中锻造出一个有内在统一性的纲 领的人是卡尔·马克思，这个纲领预言资本主义终将灭亡并将先 被社会主义然后再被共产主义所取代。

卡尔·马克思 卡尔·马克思（1818—1883 年）出生在德国特里尔一个富有 的、受人尊敬的家庭。他的父亲是特里尔一位有名的律师，并且 是高等法院的官员。出于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他的父亲在他出生 前不久刚刚脱离了犹太教皈依了基督教。马克思与他家乡的社会 名流相处得很融洽。他的夫人和几经困苦考验的他的终生伴侣燕 妮（Jenny），是特里尔第一公民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男爵 （Baron Ludwig von Westphalen）的女儿。在波恩上了几年学后， 马克思进[158]了柏林大学，在那里接受了黑格尔的影响。在《资 本论》第二版序言中，马克思把自己称为“那位大思想家的学生。 ” 后来，他又到了耶拿，在那里以论述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和 伊壁鸠鲁（Epicunus）学说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成分的博士学 位论文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本来，马克思接下来可以得到一个 大学教师职位，过一种相对平静的学术生活。但是，由于普鲁士 当局对黑格尔主义思想的压制，他被取消了提名。于是他投身到 了新闻行业，在这个行业他又一次得罪了普鲁士当局。当时他在 科伦一家报纸当编辑，就在这家报纸刊登了攻击专制独裁的俄国 政治体制的文章之后，不愿得罪俄国当局的普鲁士政府查封了这 143

家报纸。 从那以后，马克思再也没有稳定的工作。他来到了当时精神 生活的中心巴黎，在那里吸收了法国左派的观点，结识了他的终 身朋友兼支持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 年）。德国哲学和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结合在一起，使马克思 的思想在 1840 年代发生了转变，从一个激进的新闻工作者转变成 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家。在一再迁居之后，他最后定居在伦敦，在 那里他读书、写作和组织车队共产主义运动。尽管恩格斯不时会 从财政上给他一些支持，但他的生活还是朝不保夕，主要作为《新 纽约论坛》驻伦敦的记者，靠给这家报纸写稿子维持生活费用— —这家报纸后来成了美国共和党的主要支持者。晚年时期，他得 到了他的一位仰慕者捐赠给他的一笔丰厚遗产，用这笔遗产，他 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买了一处舒适的房产。因此可以说： [159]正是容许资本主义在不受国家干预的情况下繁荣发展的那些

自由观念，庇护了资本主义的这位最强有力的批评家和敌手。 也许，马克思的著作比几乎所有其他任何作家的著作都更可 以说是一种集光学的深刻见解与沉闷的文体风格为一体的混合 体，它包括着一种严密的学术性的观念结构，其中大多数观念（至 少是就有关经济学来说的大多数观念）都不怎么经得起时间的检 验。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对他的工作产生过主要影响的那三种思 想所得到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德国浪漫主义、法国社会主 义的理想主义，还是他依赖得最多的古典经济学的那些基本原理， 都没有为他提供一种坚实的基础。因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发挥 如此经久不衰的影响，既不是因为他所使用和提出的那种经济学 分析框架经得起推敲，也不是因为他所得出的结论切实可行。相 反，马克思的遗产的强有力之处，来源于他作为一个批评家在下 述两方面所起的作用：其一是他对以往用来推进工业化的那种方 144

式的批判，其二是他对以往用来为工业化的后果做辩护的那种方 式的批判。马克思对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批判的真正成功之 处，在于他对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弱点的深刻揭露。其中有 四点最为突出。 第一，马克思把精力集中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权力分配问题 上面，这个问题是古典经济学完全忽视了的一个问题，它对不受 约束的自由企业明摆着的不公正性未置一词。马克思承认工业革 命的巨大成就。“在它不到一百年的统治中，（它）所创造的生产 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生产力的全部总和还要多，还要大”，它 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 使[160]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它的商 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的重炮。但是，他同 时也强调：正是作为工业革命的结果的阶级和私有制结构，赋予 资本家以统治他的工人的傲慢权力，造成了在其中毫不费力就可 以看到一切剥削的退化的那种状况。资本家“趾高气扬地、走在 前面……拥有劳动力的人们作为他的劳动者跟在后面。一个是得 意傲慢、皮笑肉不笑、一心只想着生意；另一个却羞怯畏缩，就 像一个把自己的脸皮拿到市场上去卖的人一样，除了希望躲藏起 来之外别无所求。”马克思毫不怀疑这种状况应归咎于阶级结构。 他宣告说， “现代的国家行政部门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 事务的委员会罢了”，“每一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始终都不过 是该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思想。” 第二，他集中精力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收入和财产的 不平等分配，这个问题正是古典经济学没有对其正当性给出令人 信服的辩护的又一个问题。马克思的解释很清楚，尽管这种解释 是以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不完善且前后矛盾的。资本 家确实是在侵占本来应当归于工人所有的剩余价值。但是，并不 145

需要用劳动价值论来说服占人口大多数的人相信他们正在受到起 源于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不公正待遇。没有任何福利供应， 大多数劳动人民与他们的社会上层人物相比之下都处于贫困之 中，几乎他们生活的每个方面都缺乏安全感，所有这一切，已经 足以使劳动人民相信他们得到的待遇很糟糕了。不过，正是马克 思公开宣告说：这种状况，并不是一种不可改变的状况，而是能 够而且应当改变的状况。[161] 第三，马克思集中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及其固有 的容易产生危机的趋势。在这些问题上，受萨伊定律的束缚，古 典经济学又一次犯了错误，宣称这种制度具有一种自动、及时地 自我改正的能力。贯穿十九世纪的一连串周而复始的盛衰更替， 以及每一次都与之相伴随的由加剧了失业和苦难状况造成的衰 退，使这种制度的自我改正显得越来越不可能，尤其在那些承受 经济衰退的后果的人们看来更是如此。马克思对导致这种不稳定 性的那种过程的解释，他关于这种过程的发展趋向的解释，以及 他关于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劳动人民——“产业工 人的候补失业大军”——的苦难将越来越深重等等的看法，总的 来看都不够中肯。但是，他相信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说明需求不足 是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严重问题。就这一点来说，马克思是正确 的，而古典经济学家们则是错误的。 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这种不稳定性，导致马克思对生产制度 的第四点主要批判，即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具有的那种越来越走 向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所做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种趋 势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最终必将解体的命运。马克思的写作 风格是经常喜欢长篇大论，让人觉得深奥难懂；但他的有些段落 却是永恒不朽的，像他对资本主义的最后结局所做的描述就是永 恒不朽的： 146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 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 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 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162]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 级的反抗也在增长。对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直 并在这种垄断之下涌现和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 生产手段的集中化和劳动的社会化最后达到了与它们的 资本主义外壳无法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爆裂了。 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被剥夺 了。 由于马克思是一个极其博学的人，所以他的这一响亮的战斗 号召是以大量的理论分析为基础的。与古典经济学所暗含着的根 本的社会稳定性相对立，他吸收了黑格尔关于经济、社会和政治 生活是一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观念。他还接受了黑格尔的正、反、 合概念，但却摒弃了它保守的结论，并追随费尔巴哈，宣称黑格 尔的概念缺乏物质内容，需要使之重新颠倒过来用脚立地而不是 用头立地。把他那来自西斯蒙第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与 他那导源于黑格尔的对历史的经济学解释相结合，马克思力图指 ．．．．．． 出经济关系对现行思想观念的重大影响。 这是一种具有原创性的、 ．．．．．．．．．．．．．．．．．．．．．．．．．．．．． 特别重要的思想，它不仅完全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而且已经构成 ．．．．．．．．．．．．．．．．．．．．．．．．．．．． 了当前思想方式主流的一个部分。 ．．．．．．．．．．．．．．． 通过古典经济学，马克思形成了他关于价值、剩余价值和关 于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理论，以及他关于利润日益下降、工人阶 级的苦难日益加深的理论。随着十九世纪的终结，尤其是随着古 典经济学的地位被边际革命所取代，这些理论以之为基础的那些 147

概念的缺陷也显得日益明显，因而使得这些理论本身也处境不佳， 它们在预言未来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也被证明很有限。另一方面， 马克[163]思关于经济危机和关于所有权集中的预言所立足的理论 基础虽然不够完善，但是，事实证明这些语言本身实际上还是比 当时那些更陈腐的经济学家们的看法精确得多。有趣的是，马克 思对斯密和李嘉图评价很高，却认为英国经济学从这两人往后就 开始走下坡路了，他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做的工作说成是“空 洞的调和”。 因而，马克思的贡献所具有的力量源自于它对两件事所做准 确估价：一是它对由工业革命造成的状况的明显不足所做的准确 估价，二是它对古典经济学这这些状况提供的难以服人的合理性 辩护所做的准确估价。而他的许多（尽管不是全部）理论推演中 则弱点很多，其中大多数理论推演都是建立在一些不够可靠的基 础上的。因此，总的来说，马克思对毛病的认定和揭露是正确的， 而他对事情的总体后果的预测和他提出的医治毛病的药方所立足 的基础，则更多地是一些并不牢靠的基础。工人们并没有像他预 言的那样“贫困化”；相反，他们的生活水平总的来说呈现出一种 长期的不断提高的趋势。虽然当全世界在 1930 年前后受到“大萧 条”的打击时在很多人看来似乎“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来临了， 但是，在整个十九世纪期间，商业周期却并没有明显变得更加短 促。而且，至少直到 1930 年代，既没有再出现过失业人数绝对增 加的现象，利润水平也没有普遍下降，中小型企业也未逐渐消亡。 然而，马克思的经济和政治工作中还有其更严重或甚至更深 层的问题。因为深信资本主义制度注定要垮台，认为这种制度的 内在矛盾将导致其灭亡。由于全神贯注地致力于建树一整套由一 系[164]列理论构成的非常复杂的理论体系来证明事情的结果将会 怎样，所以他忽视了实际上存在着“从内部对这个制度加以改善 148

而不是把它推翻并以别的制度来取代它”的可能。因而，他也就 使自己与最终由他想领导他们朝另一个方向走的劳动人民选择的 那条道路相隔绝了。结果，事实证明，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更 好的受教育条件、工会行动和议会行动、尤其是公民选举权的扩 大，这些才是绝大多数劳动人民选择的用来改善自己命运的道路。 这样一来，该如何看待马克思对经济学思想的发展作出的贡 献呢？马克思的学说使人们的政治看法发生了巨大变化，他的思 想对历史研究和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不过，除了那些 认真对待他关于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劝告的人之外，他对经 济学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有限的。由于他的大多数以劳动价值 论为基础的结论是靠当时现存的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所以，他 像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一样，很早就明确说明了一个问题，即： 如果资本主义不接受最终可能导致福利国家的所有的发展来改革 和驾驭自身，覆灭的风险很可能就会大得难以承受。这的确是一 个挑战。此外，如果说还有过什么进一步的革命的话，这种革命 也很少是以工业资本家为其主要革命对象的。只有针对暴虐的农 业国家（尤其是受到战争蹂躏的那些农业国家）中的地主来说， 革命行动最终看起来才像是唯一有效的救世良方。现在我们就来 看看那些走这条道路的人们在掌握他们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经济 的时候[165]是否成功。

列宁、帝国主义和革命 马克思为他的继承者留下了一笔即使有缺陷却也十分丰富的 遗产。在这笔遗产中，当然包括对资本主义的义愤和不信任，以 及它提出的所有既唯物，又社会的看法——一个始终不乏追随者 的传统。其中对社会运动方式——特别是经济利益对社会运动方 149

式的决定作用——有许多批判的、富有深刻洞察力的看法，这些 看法对以往社会科学方面做过的许多工作都起了基础性作用。此 外还有大量的理论既被马克思用来证明他的看法的正当性，又被 他用来对他关于事情的未来所做的预测直辅助作用。如前所述， 他在这方面的理论是他所有的成果中被事实证明为不怎么成功的 一部分成果。一旦资本主义被推翻，未来的国家——如果说还有 国家的话——会怎样运做呢？毫无疑问，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很 少发表看法，因为按照他那非常乐观的看法，他相信国家机器将 会消亡，而且再也不需要国家机器。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没有人会被限定在某个排他性 的活动领域，每个人都可以在他所期望的每个领域有所 成就。社会对总生产进行调节，因而使我有可能今天做 一种事、明天又做另一种事，上午打猎，下午钓鱼，晚 上饲养家畜或品评晚餐，这一切完全出于我的兴趣，而 不需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猎人、渔夫、饲养员或批评家。 [166]

因而，一旦马克思的继承者们当了权，他们面临的挑战就不 仅是要面对变化了的环境来发展马克思的思想，而且还要恰当地 处理各种实际问题，应对一个再也没有资本主义的了的世界。他 们做得怎么样呢？ 从马克思在 1883 年去世，到俄国革命在 1917 年取得胜利， 这 34 年间还没有共产主义政府当权，因而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理论性的发展。它在十九世纪的扩展主要在于 对主要在各欧洲列强之间展开的争夺殖民地、建立大规模殖民帝 国的事情作出反应。当时遥遥领先的最大的帝国是英帝国，颠峰 150

期的英帝国覆盖了全球陆地面积的大约四分之一。这些事件导致 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的发展，虽然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 是马克思都没有就帝国主义说过什么，并且马克思有次曾经说过 英国在印度是一种进步力量。另一方面，约翰·A·霍布森（John A Hobson，1877—1940 年）曾经论证说：帝国主义主要是受金融 集团和商业集团私利的驱使的，这种观点随后被鲁道夫·希法亭 （Rudolf Hilferding，1877—1940 年）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semburg，1871—1919 年）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接受。他们认 为，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中投资机会的不足，驱使金融资本为提 供新的市场而展开帝国主义争斗。 这种观点已经很接近列宁（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尔扬诺 夫）在其 1917 年发表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 中论述的关于帝国主义应当对欧洲列强的繁荣负责的观点。 “在落 后的国家，利润通常很高，因为资本稀缺，土地价格相对较低， 材料[167]便宜，……输出资本的必要性起因于这么一个事实：在 少数国家，资本主义已经‘过于成熟’，……不能找到有利可图的 投资。”发达国家相对较高的生活水平（特别是这些国家工人的生 活水平也相对较高）有赖于对那些被剥夺了权利的殖民地大众进 行剥削，这种剥削一方面为自己过剩的生产提供了市场，另一方 面为这种生产提供了便宜的原材料供应来源。这是一种雄辩且富 于感染力的论点，它从投资战略动力学的角度，对世界上富国和 穷国之间在发展水平上的悬殊作出了解释，同时也对受此驱使去 争夺海外疆土的政治积极性作出了解释。 然而，这种理论并不是一种经得起深入的经验考察的理论。 虽然十九世纪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建立确实也像大多数人类事 业一样与贪婪和怎么有关，但是，帝国主义肯定还有其他的动力， 包括民族声誉、使命感和军事战略等等，这些动力对于帝国主义 151

的形成也许更为重要。另外，经济方面的理由也难以服人。虽然 在建立帝国初期，欧洲各列强与其各自的殖民地之间的贸易额占 它们各自总贸易额的份额比较高，但是，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 这种份额就已经很低了。1720 年，英国 80%的出口额发生在欧洲 其他地方。到 1780 年代，这个比例下降到了 45%，向殖民地的出 口上升到占主要地位。然而，到二十世纪初的时候，各发达国家 贸易的绝大部分就都是在它们彼此之间进行的了，而不是在与自 己的殖民地之间发生的。投资方面的情况同样如此。没有多少证 据可以表明殖民地对其宗主国来说有什么重大的直接好处。第一 次世界大战前的二十年中，德国用在其殖民地身上的开支（不含 防务费用）比其殖民地贸易的总值还要多。英帝国的有些部分（特 别[168]是与矿产资源丰富的南非相关的那些部分）做得比这要好 一些，但是，在其格外庞大的帝国颠峰期，与其他参与竞争的国 家相比，英国经济那可怜的增长幅度告诉人们：总的来说，它从 殖民地得到的直接好处即使是不负数，也是很少的。 在到 1914 年为止的此前几十年间，大多数正处于工业化过程 中的国家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性，这使得除了 1871 年巴黎公社这 段不成功的短暂插曲之外，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们很少有机会将其 理论付诸行动。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混乱提供了一个机 会，使得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紧随 1917 年俄国革命之后建 立起第一个忠诚于充分贯彻马克思主义纲领——包括废除资本主 义——的政权来。他们继承下来的俄国经济在整个十九世纪末和 二十世纪初这段时间中得到了显著的扩张——其间，从 1870 年到 1900 年的年均增长率为 2.0%，而从 1900 年到 1913 年的年均增长 率则更是达到了 3.2%。主要是作为国家行为的结果，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俄国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铁路体系，也有了 一些工业。不过，当时俄国的生活水平却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的生 152

活水平低得多，虽然比日本还略高一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 的经济遭到了严重破坏，人也死了很多。革命和随后发生的内战， 加上西方列强因害怕“成功地推翻资本主义”这件事所预示的后 果而发动的对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进攻，又使 1000 万俄国人 丧失了生命。结果，提供给统治者的是一个贫穷、落后、支离破 碎的经济基础，直到 1930 年，苏维埃经济才恢复到 1913 年就已 经达到的产出水平。 虽然苏维埃政权刚开始的时候——也就是在其实行新经济政 [169]策期间——还相对开明，但是很快它的姿态就强硬起来了。

1924 年列宁去世，此后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9—1953 年）接了班。斯大林实行了“五年计划”制度，其中前两个五年 计划的时间跨度是 1928 年到 1939 年。在此期间，重工业和轻工 业都得到了发展，农业实行了集体化。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和城市 人口迅速增多两倍，整个国家实现了转变。然而，为此付出的代 价（无论人员方面的代价还是经济方面的代价）却大得惊人：人 员方面，1932—1934 年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发生的大饥荒，加上 政治清洗和肃反，有数百万人丢掉了生命；经济方面，国家政策 为了能把资源尽可能多地动员起来投入到面向未来的建设中去， 把现时生活水平挤压到了很低的水平。 结果，虽然苏维埃经济在 1930 年代得到了相对快速的增长， 但是，由于用于提高产量的资本投入额很高，所以，如果能够达 到西方的资本利用回报标准的话，其发展速度本来还可以更快得 多。从 1928 年到 1940 年，苏维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据估 计增加了 81%，平均年均增长为 5.1%。当然，这与在许多西方国 家显而易见的萎靡不振和缓慢恢复形成了强烈而鲜明的对照，由 此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中间引起了许多对苏维埃经济制度的支持 意见，其中特别突出的有剑桥经济学家莫里斯·多布（Maurice 153

Dobb，1900—1976 年）和一位来自学术圈之外的很有影响的人物 约翰·斯特拉奇（John Strachey，1901—1963 年） 。俄国的工业产 值可能在 1930 年代末就超过了英国，从而使得苏联在其即将开始 进行的斗争中能够实现高得惊人的坦克、大炮和飞机产量。作为 1939 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直到 1941 年，苏联都没有 介入第二次[170]世界大战；但是，一旦 1941 年 8 月德国开始入侵 了，苏联便进入了血流成河、尸骨遍野、大伤元气的四年。人们 相信，由于德国的入侵，大约两千五百万苏联公民丢掉了性命， 被德国人占领的那些地区受到了巨大的毁坏。结果，尽管在新生 产设备上持续不断地投入了巨大投资，但是，1946 年的苏联经济 的产值还是比其 1940 年曾经达到的水平低了 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时期，在苏联是一个产值稳步增长 的时期。直到 1950 年代末，每年才有增长其中 1947 年到 1958 年 的年均增长率估计为 7.3%，比同期除日本和德国之外的所有西方 国家所达到的年均增长率都高得多。这种情况开始使西方，尤其 是使美国越来越感到不安（那个时期美国的年均增长率还不到苏 联的一半），进而促使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1894 —1971 年）在联合国承诺苏联的生活水平将很快超过美国。不过， 渐渐地，这种威胁便显得越来越无所谓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事 实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尽管苏联的经济在大规模基础工业投资方 面取得的效果不错，但是，在不具备相应的市场框架的情况下， 要掌管好一种消费导向型的经济则要困难得多。 尽管苏联曾作出了很多勇敢的尝试，试图使它的经济能够生 产出更多质量过得去的消费品，但是，在斯大林的影响消失、赫 鲁晓夫在 1956 年做了谴责斯大林暴行的报告之后，结果明显很不 成功。当时苏联的经济中，投资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继续保持 着很高的比例，但经济增长率却下降了，消费者仍然不满意。从 154

1959 年到 1973 年期间，苏联的经济仍然以非常令人尊敬的年均 4.9%的增长率增长，但是，从那以后，在勃列日涅夫（Brezhnev） 时[171]代，年均增长率便下降到了 1.9%。在苏联开始解体前，从 1973 年到 7989 年这整个一个时期中，苏联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累 计年增长率只有不到 1%。在军费预算不断增长的情况下，从 1973 年以后，苏联公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便不再增长了，因而当然 也就停留在比美国公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低得多的水平上 了——不过，与此同时，美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实际收入水平增长 状况也与苏联的情况相似，处于明显停滞状态。 无疑，苏联后期的经济绩效之所以会相对较差，在一定程度 上确实是由于当时苏联经济不得不承担过重的军费负担，尤其是 在从 1960 年代中期往后那段冷战加剧时期，苏联经济承担的军费 负担更重。但是，除了诸如此类的其他原因之外，事实证明，制 度方面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在市场信号严重受到压制的情况下， 要想以集中的计划为基础来管好日益复杂的经济，那是不可能的。 这一制度性的根本原因不仅会导致增长率下降，而且还会造成越 来越严重的资源误置——因为资源的划拨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复杂难办，从而降低了生产出来的商品和服务对最终消费者 而言的实际价值。 苏联经济中的问题在当时受苏联左右的所有东欧各国也都程 度不同地有所反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占领了整个东欧 并建立共产党政权之后，按照苏联的命令，东欧各国都被迫实行 了指令性的经济。其中特别有趣的一个典型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即下文说的“东德”——译者），该国在很长时期中都被认为是 苏联所有的卫星国中最成功的一个。在德国重新统一之前，西方 国家估计当时东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是联邦德国（即当时 所[172]谓“西德”——译者注）的四分之三、美国的三分之二。 155

1990 年柏林墙被推倒、东德和西德重新统一以后，人们发现这个 估计高估了 50%。东德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西方人原来 估计的三分之二，这有力地证明了即使在一个相对来说运转得比 较好的指令性经济中也存在着根本性的效能低下问题，突出表明 了前苏联的经济运行中的缺点。 问题出在哪里呢？意大利总参谋部的一位上校、曾当过帕累 托（关于帕累托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下一章会讨论到）的学生 的恩里科·巴罗恩（Enrico Barone，1859—1938 年）在 1917 年以 前很久就证明过能够推测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最佳资源配置 状况。因此，事实证明，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不是理论上而是实际 上如何才能把一种非市场导向的经济搞好。看起来，起初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各交战国在把各自的资源动员起来为战争服务方面取 得的成功提供了一种有吸引力的模式，由此导致尼古拉·布哈林 （Nikolai Bukharin，1888—1938 年）提倡由国家控制所有的生产。 随后，经济政策向着不顾一切地实现产值增长的方向迅速滑去， 在一切可能的地方都实行资本货物优先于消费品的方针，所考虑 的是政治、心理和激励因素，而很少进行福利方面的计算。 苏联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政权，尤其是斯大林时代的政权所 具有的高度压抑性的本性，使得几乎不可能就如何应对国家面临 的经济问题做任何理性的讨论。甚至连像 N. D. N. 康德拉捷夫（D. N. Kondratieff，1892—约 1931 年）提出的关于长期经济周期的理 论这样相对中性的理论也受到了谴责，最后导致作者失踪、死期 不明。在此期间，其他如 E. E 斯鲁特斯基（E. E. Slutsky，1880 —[173]1948 年）这样在 1917 年前就对福利理论作出过重大贡献的 作家，则只好不再发表论著。那些确实试图有所贡献的人例如尤 金·普里奥布拉仁斯基（Eugene Preobrazhensky，1886—1937 年） ， 虽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久经考验的革命家具有崇高声 156

望，最后也得付出生命的代价。普里奥布拉仁斯基——他曾对提 出后来为斯大林所接受的关于如何建立一种强制性的求助体制的 思想作出过许多贡献——是在 1937 年被枪毙的。唯一幸存的一个 重要人物是数学家 L. V. 康托洛维奇（L. V. Kantorovich，1912— 1986 年），他在 1939 年发表了一篇关于线性规划的论文，在随后 的年月——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中，线性规划理 论经过这个领域中另外两个重要发明家的进一步发展，成了苏联 计划和资源配置工作的基础。这另外两位重要的发明家就是奥斯 卡·兰格（Oscar Lange，1904—1965 年）和迈克尔·卡勒奇（Michal Kalecki，1899—1970 年），俩人在波兰都有影响。总的来说，苏 联时期是思想理论界噤若寒蝉的一个时期，尽管这中间自有许多 完全可以理解的理由。从 1920 年代末到 1950 年代初，在俄国， 除了斯大林自己 1952 年写过一篇经济文章——一篇为苏维埃制度 辩护的文章——之外，没有任何人写过一本经济学教科书。 1919 年访问苏联后，林肯·斯蒂芬斯（Linkoln Steffense）在 其写给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的信中有一句著名的评 论：“我完全沉浸在对未来的向往之中了，它确实不错”。事实证 明，这种评论是不够中肯的。事实证明：要在不利用市场信号的 情况下实现高效的资源配置，是一个无法克服的难题，尤其当苏 联经济转向[174]消费品生产的时候更是这样。1962 年，一位身居 领导岗位的苏联数学家兼控制论专家经过计算后说：为做好计划 和行政管理工作所需要的人员数量的增长速度是国民生产增长速 度的平方。他的结论是：到 1980 年，需要把所有的成年人口都用 到计划和行政管理工作中来，才能够适应为在苏联经济中实现资 源的有效配置所要解决的问题的需要。当然，作出这类推断确实 并不难，但是，在这个问题上这种推断却是很说明问题的。事实 证明，消除资本主义、抛弃市场经济，并不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 157

的办法。

福利改革 最终，来自左派的对经济政策和经济实践的发展方式的影响 并不是放弃资本主义，而是要对资本主义加以调教驯服，使之能 够形成一种总的来说更容易让人接受的收入和生活机会根本状 况。这一目标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工人阶级的自助运动——例如工 团主义、合作和工会等等——得到了实现。不过，普遍而言，人 们发现最有效的可用以改善福利的办法并不是增加国民收入，而 是通过利用国家在税收和开支方面的权力来改善福利。但是，对 于促成一个较少不公平性的社会来说，这些方法所能够起作用的 程度是很有限的——至少在缺乏其他相应的配套政策的情况下是 如此。这些方法实际取得的效果，并没有达到它们的某些倡导者 当初所设想、所希望的那种广泛性和有效性。 工团主义专注于运用工会的权力为工人而不是为资本家在劳 动成果中争得更多的份额。至少在工团主义理论的领军人物乔[175] 治·索列尔（George Sorel，1847—1922 年）看来，应当采取的手 段决不仅仅限于为争取较高的工资而施加压力。斗争不仅对准雇 主，而且对准国家，目的在于削弱资本主义秩序，用工会而不是 用以团体为基础的合作来取而代之。 ”工团主义思想在法国比在大 多数其他国家更受拥护，但它在各国还是逐渐被一些更加温和的 工会政策取代了——这些工会政策是以改善工资和工作状况为取 向，而不是以在财产所有权方面实行激进的变革为取向。从 1915 年到 1925 年间，在一位著名社会主义学者 C．D．科尔（G．D．Cole， 1889—1959 年）的领导下，工团主义在英国曾经以“基尔特社会 主义”的名称复活过一段时间，但当事实明确证明这种思想在劳 158

动人民中找不到多少市场的时候，它便销声匿迹了。” 具有更大影响的是各种修正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其早期 领导人是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mstein，1850—1932 年）。 伯恩斯坦出生在德国，在那里马克思的追随者最多。1878 年，也 就是在俾斯麦反社会主义的立法得到通过的那一年，比这个立法 得到通过稍早一些，伯恩斯坦离开了德国，然后先是到了瑞士， 随后又到了伦敦，在那里从 1888 年住到了 1901 年。英国自由的 环境及其扩大了的公民选举权一起，使伯恩斯坦清楚地认识到另 有一条可以选择的、非革命性的道路可以通向一个更平等的社会。 这种看法也更加准确地反映了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演化方式，是一 种越来越受到英国费边社成员们拥护的观点。因此，尽管伯恩斯 坦是一个应该矢志不渝地忠诚于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中的一位重要 人物，但他还是开始探讨“马克思在哪些地方正确、在哪些地方 错误”了。他在他的代表作中做了这件事，那本著作先是用德文 在[176]1899 年出版，随后又被译成英文以《渐进的社会主义》为 题出版。 伯恩斯坦具有深切的现实主义意识和鲜明的务实风格。他不 怕对马克思的预言提出质疑。马克思曾经预言：工业的所有权将 会日益集中，工人的苦难将会日益深重，阶级斗争将会越来越激 烈，并且总有一天会导致严重的危机。十九世纪末，这些预言没 有一条成为显而易见的事实。与马克思相反，伯恩斯坦主张通过 工会和各社会主义政党和平、合法的努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中为 当时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受益较少的人们争取更多的利益——在他 看来，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有能力向这些人们提供更多的 利益。伯恩斯坦亦因而树立起了他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先知的身份， 这种民主社会主义随后风靡所有发达世界，成了所有核心政党中 的温和左派所主张的一种主流态度。 159

不过，诸如伯恩斯坦等人所主张的这些思想，并不仅限于在 政治左派中有其影响。除了利他主义和对可能由过分不让步造成 的后果的担心——正是这种担心激励“富人”乐于向“穷人”让 步——这两方面的结合之外，还有三方面的发展更强有力地朝着 同样的方向推进了这些思想的影响。其一是许多其社会地位已得 到确立的人们——尤其是在马克思的追随者最多的德国——认识 到需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这种思想提出要推翻现存的资产阶级 国家）的传播有所抵制。其二是公民选举权的扩大。这一扩大， 既给了弱势群体和不满现状的人以更多的权力，使他们能够采取 政治行动来处理他们的抱怨，又为确保这些人受到良好的教育并 享有必要的知情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理由——因为，要使他们能 够负责任地行使这种权力，就必须保证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并享 有必要的[177]知情权。其三是：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就需要确保 有一支不仅憧憬更好的境况、而且受到过更完善的教育和培训的 劳动力队伍。 《1870 年福斯特教育条例》（Forster Education Act of 1870） 就是上述第二种影响的典型事例。这个条例在保守党政府于 1866 年扩大了公民选举权后不久，就在整个英国设立了地方学校董事 会。不过，更重要的也许是由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伯爵（Count Otto von Bismarck，1815—1898 年）在德国实行的改革。与自由 主义相对立，俾斯麦是一个独裁式人物，他好像并不是从主流学 术圈中而是从一个相对来说地位比较卑微的社会主义作者即卡 尔·马尔洛（Karl Marlo，1810—1865 年）那里汲取到他自己的灵 感的。1884 和 1887 年，在经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之后，德国国会通 过了立法，这个立法迈出了由国家管理事故保险、疾病保险和伤 残保险的第一步，由此逐渐过渡到了在奥匈帝国受到仿效——尽 管是有些支离破碎的仿效——的社会保险。二十年后，1905 年当 160

选的自由党政府在英国也采取了类似的步骤，由当时担任财政大 臣的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 年） 负责实行。他在 1908 年实行了在德国直到 1927 年才开始实行的 老年补助金制度，在 1911 年设立了健康和失业保险，而他做的那 个被上议院驳回的 1909 年财政预算中，则包含了为实行分级直接 税和土地价值税做的准备。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所有发达国家都 实行了类似的改革。 劳埃德·乔治实行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受启发于费边社所 做的工作，特别是受启发于悉德尼·韦布（Sidney Webb，1859— 1947 年）及其夫人比阿特丽丝·韦布（Beatrice Webb，1858—1943 年）在[178]其他著名的费边社成员如 H．G．威尔斯（Wells，1866 —1946 年）和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 年）的协助下所做的贡献。而对费边社的思想的形成产生影响— —这种影响也许比马克思的影响还大——的，则是美国的亨利·乔 治（Henry George，1839—1897 年）的著作，他的《进步与贫困》 （Progress and Poverty）一书发表在 1879 年，其中明确表达了那 个时代的社会抗议。这种抗议是以乔治自己作为水手、印刷工人、 出版商和新闻记者的生活经历为基础的，而正是这种经历使他能 够正视可怕的贫困。 实际上，使萧伯纳懂得经济问题的重要性并使他对费边社的 工作感兴趣的，正是亨利·乔治在伦敦的一次演讲。 “当我沉浸到 1883 年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之中的时候，”萧伯纳后来写道， “我发现在像我一样沉浸其中的人中间，有六分之五的人都被亨 利·乔治所折服了。”和马克思一样，乔治在关于由资本主义制度 造成的不平等性问题上的结论，也以李嘉图留下来的遗产为基础， 只不过马克思依靠的是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而乔治则依靠的是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乔治不赞同消除资本主义并对社会秩序加以 161

剧烈变革。他提出对土地实行一种“单一税制”，他相信，通过从 日益上涨的土地价值中把那部分不劳而获的增量拿出来给国家， 就既能够为保证政府必需的所有开支提供足够充足的源源不断的 收入，也能够同时在提高平等性程度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虽然乔治的思想的实用性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的 认同，但是，它们还是得到了少数人在口头上的支持。不过，在 维多利亚时代（当时的税率要比现在低得多，基本上仍然是一个 所有[179]权集中程度很高的农业社会，并且很多所有权都掌握在 外地地主手中）就已经可以看到有一种重要的反地主的传统了。 于是，当费边社在 1884 年成立的时候，乔治的意见便注入到这个 组织的思想熔炉中了。渐进就是其格言， “费边社” （Fabian Society） 这个名称本身就是从一位以其拖延战术为自己赢得战斗并使自己 著名的罗马将军昆图斯·费边·马克西姆斯·坎克塔特（Quintus Fabius Maximus Cunctator，公元前 260—前 203 年）的名字中抽绎 出来的。 韦布夫妇是社会工程和经济实验艺术方面的大师，他们特别 强调历史性、经验性的研究——当时其他经济学院派圈子中所做 的许多工作都并不具备这么一种鲜明的特征。他们对那种没有相 应的实际影响、单纯就抽象的经济话题进行的讨论持一种很不好 的看法，由此导致他们在 1895 年创立了一所按照一种更符合他们 的口味的传统建立起来的他们自己的大学，即伦敦经济学院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在费边社成员们看来，所谓那种 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势，也就意味着利用民主政府可以利用的一切 计划和控制权，来尽可能多地实现社会正义。虽然他们并没有鼓 吹彻底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他们还是相信：种种地方企业和国 家企业能够胜任富有成效的竞争，从而逐渐在整个经济中占有越 来越大的份额。 162

总的来看，国家企业的扩张并不怎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 是，费边社思想中的另一个政策要点——即关于发展福利国家的 思想——却要经得起考验得多。在 1909 年发表的他们的第一张蓝 图《济贫法委员会的少数派报告》中，韦布夫妇提出了一个“国 民最低文明生活标准”。虽然他们的有些建议在劳埃德·乔治那里 得[180]到了贯彻实施，并且在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期间还实现 了另外一些相对琐细的改善，但是，在英国，真正充分地贯彻福 利国家政策还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事。正是到了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 1879-1963 年）在其 1942 年出版的《社会保险和联合服务》 （Social Insurance and Allied Service）一书中提出的建议才在二战后的工党 政府那里得到了实施。当时，在美国还有人——其中特别是集中 在威斯康星大学约翰·R．康芒斯（John R．Commons，1862—1945 年）周围的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在此之前就提出了—些与此相 似的建议。 上述集中在康芒斯周围的这个经济学家小组（他们与威斯康 星州政府有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提出了一个威斯康星计划，该 计划试图通过采取广泛的干预政策来消除两次战争期间的经济萧 条带来的后果，其结果是实行了州的所得税制度，并在 1932 年实 行了州失业补偿计划。由此进一步导致了联邦《社会保障条例》 的出台，在全国实行了失业保险和养老金制度，虽然这个制度并 没有得到普遍认可。阿瑟·M．施莱辛格（Arthur R．Schlesinger， 1888—1965 年）爵士就是对这一制度持反对态度的重量级企业界 人士之一，他写道： “有了失业保险，就不会有人愿意工作；有了 养老金，就不会有人去储蓄；其结果将导致道德滑坡、财政破产 和共和国解体。”然而，当时社会保障概念已经十分深入人心了， 以至于像这样无望取胜的巧言令色很少能起什么作用，实行社会 163

保障的潮流席卷了整个美国。健康保险、对有受抚养的孩子的家 庭的援助、对低收人家庭的住房帮助，以及别的许多其他规划都 接踵而至，尽管美国从来都没有达到过在几乎整个欧洲都普遍达 到了的社会保障[181]水平。 福利国家的发展，通过一个事实得到了影照，即：人们在学 术上对后来被称作“福利经济学”的那种思想的兴趣日益高涨起 来了。总的来说，当各种福利规划在所有发达国家逐渐得到实行 的时候，学院派经济学家们的世界对这些规划的实用性并没有很 多可说的话。但是，有关通过更多的福利开支可以得到的理论上 的好处的论著却相当快地增多起来，其中很多论著都转向探讨在 本书下一章将会谈到的诸如“人和人之间的比较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样的问题。最先探讨这方面问题的是阿瑟·C．庇古（Arthur C．Pigou，1877—1959 年） ，他的《福利经济学》一书出版于 1920 年。虽然庇古是一个相对来说较有社会地位的人物，但他还是明 显地受影响于培根对富于成果的科学工作与光彩照人的科学工作 的区分——他很喜欢引用培根的这种区分，并且，在这两种工作 之间，他所喜欢的是前者。有一种古典观念认为：在人和人之间 就额外开支而得到的益处进行比较是不可能的。庇古无论如何不 赞成这种观点。他赞同的观点是：通过把资金从用于富人身上转 变到用于穷人身上，是可以使福利得到提高的。虽然在有关转移 收入的作法的合理性和正当性问题上，当时仍然在进行着一种高 度抽象的经济学争论，但这种观点却无疑反映了政治上的现实。 用本书开头所设定的标准来判断，更有意义的事情在于福利 国家向全世界表明的它在改善人类际遇方面做出的贡献。无论理 论界怎么说，有一个观点却是很少有人能够驳倒的，那就是：从 实践上来看， “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穷人”的做法至少在营造一 个能够和睦相处的文明社会的过程中是有其重要作用的。问题不 164

在[182]于这个原则本身，而在于大规模再分配的可实践性及其副 作用（如果有副作用的话）会在何种程度上抵消由此带来的好处。 在实现带再分配性质的税收和开支的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 题在于：有那么多的税赋（包括直接税和间接税）有可能会落到 那些相对来说属于低收入的人身上，而公共支出的很大比例却是 每个人都受益的，而且往往受益的是那些处境较好的人而不是处 境较差的人。计算表明，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政府税收和开支的 总体效果是把占总数 5%的最高收入者的资源转移到了占总数 20%的最低收入者那里，而其他人的净收入（即扣除税赋、加上从 公共开支中得到的好处之后的收入）却基本上仍然维持在和以前 同样的水平上。很大一部分服务——无论是卫生、公共交通、养 老金还是教育——是由政府提供的这一事实，也许会大大改善每 个人的平均生活质量。但是，这个事实并不一定是同时具有再分 配的性质，特别是，如果考虑到下面这种情况，那么，事情就更 其如此了：有些人拥有信息优势和强势地位，能够对资源的分配 施加影响，从而操纵国家的供应，使之对自己有利。 比这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在大多数发达国家，特别是从 1970 年代初以后出现的一种趋势，那就是：经济增长率越来越低，失 业率越来越高。这对所有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卫生等等一切与 生活机会相关的事情都产生了严重影响，淹没了那些以最好的意 图为出发点的再分配政策的效果，即使在像英国这样有一个一心 想要改善社会分配状况的左派中央政府的国家也是如此。因而， 福利国家设计师们设计的那些目标的成功实现，非常有赖于实行 一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以确保既能赢得合理的高速增长，又 能达[183]到像欧洲在 1950 和 1960 年代所达到过的那种充分就业 程度，使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能够结合得比现在更紧密。 近来宏观经济政策在扩大国家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财富和收 165

入分配方面所起的坏作用，也在某种程度上使得要想消除以往已 经产生的那些影响更加困难。尽管各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都 曾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除对市场的限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 作为全球化的结果，就某些方面来说，市场限制和扭曲现象却反 而比以前更严重了。当然，由此造成的必不可免的结果就是：对 那些受到失业威胁的人或因为裁减员工而很不情愿地提早退休的 人，不得不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其中既有属于个人层面的保护措 施，也有属于来自政治层面的保护措施。这些措施通常的表现形 式是：许多人都把自己归类为长期遭受疾病折磨的人；创设出种 种比以往更加复杂的福利制度——而这些制度又十分容易使那些 从中受益的人误以为他们在享受福利的时候就不值得再找工作 了。许多欧洲国家（尽管英国并不那么相同）都对就业法做过一 些修改，目的在于保护那些已经就业的人免于被解雇，但这种保 护却是以对未就业的人不利的方式实现的。无论这些反应措施再 怎么是一些可以理解的措施，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所 有这些反应，都使得更难创造出能够重新实现充分就业的条件了。 但愿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由于“对得到工作岗位的信心的增加” 和“给税收制度带来负担的那种依赖性的消失”共同为对福利国 家的资源做更合理的利用提供了一种基础，要取得更好的经济业 绩应当还是有可能的。

左派对经济学的贡献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左派对传统经济学观点的抨击为在经 济学中形成一种可以为世界提供其所需要的结果的思想体系所作 出的贡献呢？ 答案必然是：和人类已有的那么多探索一样，左派对传统经 166

济学观点的抨击也像一件既有好的成分也有坏的成分的东西那样 是一个混合体。十九世纪那些与古典经济学持不同意见的主要人 物们（其中尤其是马克思）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并不在于重新创 立一种新的、更好的经济学理解，而在于唤醒一些人的良知，激 起别的一些人的担忧，而在占人口大多数的人们那里，则在于唤 起他们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古典经济学那种清静无为的、其 地位已得到人们认可的思路，并不是唯一可能的思路。尤其是古 典经济学并未对其正当性作出说明的那种严重一边倒的权力、财 富和收入分配状况，更不一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制度也并 不像他们的倡导者所说的那么合理和稳定。现在回过头来看，马 克思及其追随者们犯的根本错误并不在于认识到了市场驱动的、 资本王义的制度可能有其种种众所周知的弊端，而在于没有认识 到：这种制度在其自身内部具有一种为减少其有害件而实行改造 和变革的能力；随着这种制度的成熟，这种能力成了它的关键特 征。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是：事实表明，福利国家资本主义是各种 社会的、民主的政府形式唯一能够在其中得以存在的社会构架方 式。而这些政府形式又反过来为实行有机的、可令人接受的、能 够使经济增长趋于[185]繁荣并能使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变革，提 供了许多最富有成效的途径。 考虑到大量事后的认识所具有的有利条件，也许应当说：对 理论建构工作（theorising）——尤其对马克思所做的为其批判资 本主义提供理论基础的那种理论建构工作——加以谴责，并不完 全公正。没有理论，他所做的那些批判工作还会不会像它们实际 所是的那样富有成效，就是一件很值得怀疑的事了。但是，这种 理论的代价也确实很高，特别是受其影响最大的那些国家——其 中尤其是苏联——为这种理论付出的代价更大，这些国家在很长 一个时期中都十分坚定地致力于在其各自的实践中贯彻这种理 167

论。苏联模式还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很大的 消极作用，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在对本国那些很少产生 或根本不产生附加值的濒临破产的国有企业（它们是许多由国家 创设的工业发展过程留下来的糟糕后果）做过全面调查之后，他 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不过，遭受由这种资源浪费带来的痛苦的 并不只有发展中国家。或者由于管理不善，或者由于受生产者们 的自我利益影响，在所有的发达国家也同样大量存在着这种状况： 国营活动不能为其顾客或消费者提供令人满意的服务。一方面， 国家介入经济活动确实有可能减少由市场造成的有害后果；另一 方面，人们也发现：因背离“惩罚和顾客取向” （这两条是为市场 所必需而又太容易被公有企业所忘记的两条）太远而造成的成本 越来越高、越来越令人难以接受。 代价较低的是左翼不同意见的另外一些副产品，虽然有时候 这些副产品仍然很昂贵。工团主义总的来说是失败的。合作的结 [186]果有成有败，虽然某些合作的成就还是很大的。当工会以争

取改善工作条件和实现适度的收入再分配为其主要目标的时候， 它们总的来说是一种积极的、起建设性作用的因素。但是，当它 们在增加工资的要求上不断加码的时候，当它们为一些不合理的 排他性限制协议（restrictive practices）辩护的时候，就像总的来看 所有的寻租者们的情况那样，它们所起的作用就是消极的了。就 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那些由左派领导的造反行动（这些行动大 多数发生在不发达国家，并且几乎总是针对腐败、谋取私利的乡 村地主而不是针对城里的工业实业家），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福 利方面的总的来讲没有起什么好作用。这些造反行动的确常常是 由各种令人无法忍受的状况激发起来的；但是，那种煽动仇恨、 挑起争端的极左的意识形态，也太容易导致压迫，导致种种民间 的和经济上的分裂了，其结果就是使情况变得比原来还糟糕。更 168

晚一些出现的绿色和平运动，具有明显的中间偏左倾向，它提出 的另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引起的共鸣更加广泛,只不过这些共 鸣各自提出的近期环境目标和各自的远景规划之间的关系各不相 同罢了. 具有更重大的长远积极意义的，是为在世界各地建立社会保 障制度而作出的那些努力，虽然这些努力也有其自身的代价和缺 点。我们已经看到，对于使居住在这些努力对其有广泛影响的那 些国家中的人们的生活总体上变得更加文明一些来说，这些努力 还是有一些其他优点的，但是，对于促成再分配来说，它们所能 发挥的作用却是有限的。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福利国家并不是 普遍有效的万应灵药。在那些生活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拥 有广大受过良好教育因而足以胜任福利国家的运作需要的人民、 “福利国家”这种政策可以 并[187]且具有适当的公德水平的国家， 很好那发挥作用。倘若不具备这些条件，就像在许多条件很差的 第三世界国家那样，实行社会保障政策的结果则很可能是使本来 就不好的情况变得更糟糕。另外，福利国家政策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它们太容易把本来就稀缺的人才吸引到唑给那些本来就 生活不错的人带来好处的制度中去了，尤其是，如果这些制度容 易受到腐败的影响、容易被人操纵的话，这方面问题会更大。当 然，这并不是要反对提供公共服务——例如公共服务可以在其中 很有成效地发挥作用的卫生计划等等。这不过是要告诫人们：对 穷得无法支撑福利国家政策、实行自助政策比实行国家福利制度 效果更好的那些国家来说，福利国家政策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 所在。对这些国家来说，并不是唯一现实的解决问题的出路就在 于：争取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尽快得到 提高，为保证将来能够公正地、富有成效地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提 供一种足够广大的资源基础。 169

关于左派对经济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可以提出的主要的 基本指责也许应当是：他们在应当如何分割蛋糕的问题上花费注 意力太多，而对于如何把蛋糕做大则关心不够。如前所述，即使 是马克思，也并不怀疑资本主义制度在创造财富方面的能力。事 实证明，过分紧盯在如何分配成果的问题上而不是考虑如何把有 待切分的整个成果做得更大，这并不是创造更好的生活水平的最 佳办法。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再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也 不否认公共开支可以被用于营造一个更加文明的社会。需要吸取 的教训是：尤其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如果想要提高生活水平，如 果想把[188]穷国带到一种可以实现合理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境 地，唯一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尽可能提高增长率，尽可能实现充 分且富有生产率的就业。通过税收和支出来实现再分配，这确实 会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与大大得到改善的种种经济政策所可能 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种作用仍然是一种相对较小的作用。 因此，中间偏左的那些人在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所遵循的道路 的影响上所起的关键作用，就是推动人们注意寻找一些途径，使 工业革命和经济扩张能够给尽可能多的人带来好处。事实证明， 这是一件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像它的倡导者想象的那么容易完成的 一个任务。无论是激进的制度变革还是各种福利计划，都不能提 供包医百病的万应灵药；惟有一个事实是无可否认的，那就是： 这并不能降低“在实践中尽可能使生活机会均等”这一目标的重 要性。如果人类想要有一个适当稳定和长久的未来，那么，不发 挥财富和收入再分配的重要作用是不可能的。最近几十年日益扩 大的贫富悬殊和明显是由这些悬殊导致的各种紧张局势，便是一 些预兆，它们预示着仍然需要有左派提出的人道主义议事日程来 对未来的政策发挥一种主要影响。关键在于要找到一些办法，以 便能够使它足够卓有成效地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无疑，要做到 170

这一点，在将来也会像在过去一样难。左派留下的主要既在于唤 醒人们对这个议事日程的必要性的认识，也在于为减轻某些至少 是可以避免的贫困和可以避免的对生命的摧残提供一种总的来说 虽然不够完善但却必不可少、至关重要析影响。[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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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专业化发展

也许正是一种历史感使优劣经济学相互区别开来。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1908 年生） 经济学在其刚开始的时候，主要是非经济学专业人士——如 企业家、行政管理人员、公务员以及政治家、革命者甚至是士兵 ——手里的一个学科。大约从 1870 年代开始，情况逐渐发生了变 化，经济学变成了主要（尽管不是排他性地）属于学院派经济学 家范围中的事了。学科也从原来被称作“政治经济学”变成了被 称作“经济学”。但是，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一个名称。经济学成 了主要掌握在学者们手里的一个学科而不是主要掌握在从事其他 工作的人手里的学科，这明显影响到从此以后应当如何确实其主 要参与者们的工作着重点和聚焦点。学科的性质也微妙地脱离了 它的实践之根，由原来试图解释世界以便改变世界变成了一种更 加抽象的理论探讨，解释就是或几乎就是一切，解决实际问题的 具体方略则无足轻重。政治经济学的首要关怀在于对政策发生影 响，而经济学从那以后的主要目的则在于使自己更像一门科学的 学科，其关心的主要是拿出一些令人信服的关于各种关系的理论 来，其中匡世济时，、政策导向性的内容则越来越少——与此不同 的例[190]外情况尽管很重要但却很少见。 这些约束并没有妨碍经济学在理论上的大发展，其中有的发 展就世界的运动方式提出了比原有的解释更令人信服得多的解 释。这些解释有的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有的形成了一些政治见 解并为现存状况提供了或多或少的正当性证明。但是，总的来说，

由经济学经历的角色变换带来的影响还是在于：它一方面使得对 常规经济理论有一定程度了解的人的数量极大地增多了，另一方 面则削弱了经济学思想本来应有的对大多数实践决策的影响。对 于都曾经对决策界的事情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凯恩斯革命和货币主 义的出现来说，这种说法是不适用的；但是，对于经济学从 1870 年代以来所取得的绝大部分发展来说，这种说法还是适用的。尤 其是从 1870 年直到 1930 年，各国政府和其他为决定哪些是必须 做的事情操心的人们，都是按他们自己认为最好的想法来做的， 他们很少得到来自理论经济学的实际帮助，理论经济学在关于采 取某一政策比采取别的政策有什么优点的问题上总的来说处于无 话可说的状态。 遗憾的是，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当时存在的脆弱 的平衡（这种平衡主要应归功于战前形成的相对稳定性和所取得 的成功）之后，政策制定者们急需可靠的经济学指南。除了凯恩 斯之外，当他们在战后缔结凡尔赛条约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这种指 南，由此给将来积下了麻烦。1929 年，当世界跌进大萧条的时候，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主流经济学理论能够提供的有用的参谋意见 都更少。现实是，经济学在此前和此后很长一个时期内都使自己 背离了为现实世界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的道路。该做的事情还是 在[191]做，用于进行经济学分析的工具正在得到改善。不过，关 于在此期间取得的整体上的成就，还是需要将其放到在两次世界 大战期间逐渐加剧的灾难性经济状况的背景中来评价，对于这种 经济状况，常规经济学并未提出什么有用的药方来。由于它的缺 陷，世界将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并且，可以提出来说的是，至少 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来说，这种惨重代价本来也许是可以避 免的。 173

边际革命 十九世纪末，经济学理论经历的最大变化就是：后来被人们 称作“边际革命”的理论取代了劳动价值理论的地位。虽然关于 这种变化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的过去，但是，它之成为一 种大获全胜的观念变革，则是当它在 1870 年代得到充分发展的时 候的事。 如前所述，直到边际革命出现之前，劳动价值理论一直保持 着其作为有关价值和价格的主流解释地位。不过，很长时期以来， 一直就有一系列思想家对这一理论不怎么满意。他们相信，无论 怎么计算生产成本，都一定会有更多的方法可以用来说明价格和 价格的形成，而不是只有“用生产成本来说明”这一种办法。边 际革命体现的一条实质性原理就是：在任何商品的实际价格都是 由边际买方和卖方（the marginal buyer and seller）确定的情况下， 价格并非只由供给方的成本决定，而是由供需双方之间的相互作 用决定的。当每个购买者考虑做进一步的购买的时候，每个追加 单位（additional unit）的边际效用就下降了，而边际成本却上升 了。当[192]供需平衡并因而达到均衡状态时，价格就定下来了。 最终作为边际革命繁荣兴旺起来的那些概念有其久远的历 史。一位那不勒斯牧师费尔南多·加利亚尼（Ferdinando Galiani， 1728—1787 年）在 1751 年发表了一本名为《货币论》的书，其中 就预料到了后来出现的理论中的一大部分。在十八世纪期间，劳 和杜尔哥都曾经提出过主观主义的价值理论，认为任何事情的价 值都不仅取决于其成本，而且取决于其效用。孔狄亚克和萨伊都 曾经指出过劳动价值理论的不完善性，认为：在确定价格的时候 不仅应当把供给成本考虑进去，而且应当把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174

也考虑进去——这是也得到马尔萨斯同情的一个观点。利昂 （Léon）的父亲奥古斯特·瓦尔拉斯（Auguste Walras，1801—1877 年）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关系， 认为稀缺是价值的一个附加的源泉。约翰·亨利希·冯·杜能（Johann Heinrich von Thǚnen，1783—1850 年） ，一位有造诣的庄园主，其 主要著作《孤立国》 （The Isolated State）以分期、分册的形式出版， 经历了 1826 年到 1863 年这么长的一个时期才出齐，他把边际原 理用于他的土地价值研究之中。杜能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就一片 连绵不断、环绕着一个城市的土地来说，把不同农业形式（其中 靠近城市的地方是精耕细作的园艺区，园艺区之外是耕作粗放的 牧场区）的生产成本都考虑在内，那么，决定这片土地的使用价 值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他的分析最后形成的结论是：当边际产 品的价值等于边际要素的成本时，净收益最大。 更大的进步出现在理查德·沃特利（Richard Whatley，1787 —1863 年）那里。他后来成了都柏林的主教，同时兼任牛津大学 教[193]师职位，并被要求每年至少必须在牛津大学开一次讲座。 这一要求导致了他在 1831 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入门讲座》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olitical Economy）一书的产生，在这本 书中，他表述了这么一种观点：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交换问题的 科学” （science of exchanges）。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抵制了“劳动对 于创造价值来说至关重要”的观点。在他的一段被人们多次引用 的文字中，他表明了自己对于成本和价格之间的真实关系的看法。 他说： “珍珠卖得一个高价，并不是因为人潜水把珍珠捞上来的缘 故；相反，人之所以潜水把珍珠捞上来，是因为珍珠可以卖得高 价。”对几乎有关边际效用学说的各方面内容所作的更充分的阐 述，见于 1834 年出版的蒙蒂夫特·朗菲尔德（Mountirdrd Longfield， 1802—1884 年）的《政治经济学论集》（Lectures on Political 175

Econnmy）。朗菲尔德是都柏林三一学院政治经济学教席的首位执 教者，该职位是沃特利在自己受命担任大主教职位后捐赠设立的 一个职位。朗菲尔德坚信：价格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供给背 后是生产成本，需求背后是效用。朗菲尔德之后，威廉·纳索·西 尼尔（William Nassau Senior）又做了进一步的工作，他在 1836 年把财富定义为“一切可能用以交换的东西或一切拥有价值的东 西。为得到这种结果，有三种品质是必须具备的：可流通性、相 对稀缺性和效用性。”他还指出：随着所有商品的供给都得到增加， “快乐就会以急剧加快的速率消失。 ” 虽然马尔萨斯早在 1814 年就曾暗示说微分学有可能会在经济 学和其他相关学科中得到应用，但是，直到十九世纪过了很长一 段时间之后，人们才开始较多地把复杂的数学方法用于阐明经济 学问题。最先将这种方法用于经济学的人是法国数学家和[194]哲 学家奥古斯汀·古诺（Aubustin Cournot，1801—1877 年），他在 1838 年出版的一本题为《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 （Research into the Mathematiocal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of Wealth）的著作中首次 使用了这种方法，其中包括对厂商理论所运用的边际原理的第一 次系统而详尽的阐述。这本书的风格属于笛卡尔式传统中那种高 度抽象、高度演绎性的风格，由此树立了后来为许多人所追随的 一种风尚。正是在这本书中，与“边际收入”和“边际成本”等 等相关概念一样， “需求表”、 “需求函数”、 “下斜需求曲线”等等 才第一次进入经济学文献。虽然古诺的著作在其出版的当时并未 产生重大影响，但是，它的重大意义在后来的作家们那里还是逐 渐受到了重视。第一个以边际原理为基础提出了一种完整的消费 理论的人是一个莱茵兰人赫尔曼·亨利希·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 年） ，他在 1854 年出版的一书本中提出了这 种理论，该书的特点在于“坚定的功利主义、一种消费路径和数 176

学方法”。遗憾的是，虽然作者本人对这书寄予很大希望，但这本 书在当时却很少受到重视，尽管它的贡献也像古诺的著作的贡献 一样在后来得到了人们的认识和承认。 也许令人瞩目的是：就在戈森的著作出版后几乎不到 20 年， 在沃特利、朗菲尔德和西尼尔做过其所做的工作之后不到 40 年， 就有三个人各自通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几乎在同一时间都认识到了 有关价格的价值的决定因素问题的答案。这个答案并不存在于任 何一种具体产品的供需平衡之中，而在于同一时间市场上所有产 品的供需总均衡之中。1871 年，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 年）在英国出版了他声《政治经济学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一书。同一年，卡尔·门 理[195]论》 格尔（Karl Menger，1840—1921 年）在奥地利出版了他的《国民 经济原理》 （Griundsǎtze der Volkswirtscharilehre）此后仅仅很短一 段时间，一个本来属于法国国籍但当时却生活和工作在瑞士的人 利昂·瓦尔拉斯也分上下两册于 1874 年初版并于 1877 年再版了 他的《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 （Eléments d’ Economic politique pure）。 上述三个作者最后得出的结论虽然实质上相同，但他们各自 所由以得出这种结论的那种路径却像他们各自所属的传统一样大 相径庭。因为家族企业破产，杰文斯不得不中途辍学，在澳大利 亚悉尼的一家铸币厂工作一段时间后，他又回到伦敦继续完成学 业。他真实是在曼彻斯特开始担任学术职务的，后来到了伦敦继 续从事学术工作，再后来在年仅 47 岁的时候死于一场洪灾。他的 起点是效用理论——即认为物品的价值源于物品的有用性的理 论。从这一理论出发，他推衍出了另一种理论，用来说明不同物 品的价值是如何在各该物品被用于交换的时候被确实下来的。他 的著作的各章节围绕着劳动、地租和资本展开，其中经常提到边 沁和功利主义。在杰文斯看来，因为经济学要处理数量关系，所 177

以经济学需要数学方法；同时，由于他要考虑的是一些连续的变 量，所以他相信微分学和图表说明法对经济学尤其有用。作用于 早期得到的自然科学方面的训练，他很热衷于将在物理学和化学 中屡试不爽的那些方法照搬到经济学中来。 与杰文斯相反，卡尔·门格尔是一位法学毕业生人年到 1903 年，他一直在维也纳大学讲授政治经济学，当时这所大学依然在 一个庞大而分散的帝国中保持着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地位，[196]他 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王位继承人的导师和知心朋友。他所继承的理 智传统，与在英国流行的那些传统大不相同。在形成自己解答价 格和人命问题的思路时，他所面临的方法论上的反对派势力要严 峻得多，这种势力来自那些顽固地坚持归纳主义方法德国历史学 派经济学家们。虽然这些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在奥地利的影响 比在德国的影响要微弱一些，但是，与杰文斯在英国的工作所处 的那种理智氛围相比，这些人并不造成进行抽象的经济分析。现 时，门格尔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影响于当时所有德语国家流行的一 种起源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 年）的哲 学唯心主义的强有力的传统。康德的著作把人所面对的外部世界 的种种现象都解释成人的心灵的创造物，从而提供了通向主观主 义价值理论的桥梁。另外，他还拥有阅读杜能和其他作者用德语 写成的著作之便，并从中汲取了广泛的教益。 利昂·瓦尔拉斯（（Léon Walras）则出版另一种理智背景，这 种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既受到古诺的影响，也受到历史悠久的法国 抽象思维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可追溯到笛卡尔。他起初是巴 黎一所矿山学校的学生，后来，在他受父亲的鼓励而决心献身于 经济学之前，还当过新闻记者和商人，尽管在献身经济学之后有 一段时间他仍然对他的生意很有兴趣。由于没有必要的文凭，他 便无法在法国得到学术职位任命。他最终之所以会去了瑞士，正 178

是由于这一原因。1871 年，他在瑞士获得了终身教授职位。他在 发展一般经济均衡思想方面作出的理论贡献，以及他在以一个同 步均衡系统的方式来阐明一般经济均衡思想方面所作出的理论贡 献都超过了杰文斯和门格尔。人们公认的他所取得的最大成就， 正在于[197]他的工作所具有的这些特征，因为他提出的一个公式 使得人们能够（至少是在原则上能够）以一种定量的方式把构成 一个经济整体的所有市场都联结在一起，并且能够表明何以会同 时在所有这些市场中间建立起均衡关系。至于这种构思究竟是否 能够像瓦尔拉斯所希望的那样（哪怕是在理论上）造成一些确定 的结果，这是一个在后来受到挑战——特别是受到来自亚伯拉 罕·沃尔德（Abraham Wald，1902—1950 年）的挑战——的问题， 它是对瓦尔拉斯自己曾经表达过的怀疑的一种回响。不过，这种 构思所产生的影响却仍然是巨大的。 边际原理一旦得到确立，它就有可能继续向前推进疆界。在 随后实现的新发展中，包括无差异曲线（indifference curve）和边 际生产力理论（marginal productivity theory），前者最初由弗朗西 斯·伊西德罗·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oworth，1845—1926 年）在其 1881 年出版的《数学心理学》 （Mathematical Psychics） 中提出并加以阐述，后者则贯穿于菲利普·H·威克斯蒂德（Philip H Wicksteed，1844—1927 年）发表的所有著作之中。无差异曲线 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得人们能够把任何一种产品或服务的供需平 衡都与别的产品或服务的供需平衡联系在一起，当消费者相信可 得到的任何一个追加单位的产品或服务都是同等合乎需要的时 候，就达到了无差异点。威克斯蒂德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种 观念，即认为：在各种供选方案中所做的选择，是理解各方面资 源配置问题的关键所在。这种观念十分强调每一次选择所包含着 的机会成本。而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约翰·贝茨·克位克（John 179

Bates Clark，1847—1938 年）则是在美国带头宣传边际革命的人。 虽然克拉克的主要著作[198]的出版时间比杰文斯、门格尔和瓦尔 拉斯的主要著作的出版时间晚了大约 10 年，但是，他的这些著作 中包含的思想看来仍然是他自己独立钻研的结果，尽管克拉克曾 经留学德国并有可能至少在那里形成了他后来提出的这些思想的 一些萌芽。 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进一步发展的人是一位意大利知名人士 兼工程师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rredo Pareto，1848—1923 年）， 他在 1893 年继承了利昂·瓦尔拉斯在洛桑的席位，这个时间在他 一生中是一个较晚的时间，当时他已经作为铁路和重工业方面的 业务主管经历了成功的职业生涯。帕累托的主要贡献在于清除瓦 尔拉斯体系中残留的功利主义和主观价值判断痕迹。借助于埃奇 沃思的无差异曲线概念，帕累托能够证明： “效用” （utility）是用 以衡量某一特定产品或服务在一个消费者看来所可能具有的有用 程度的度量标准的简单表达方式，不用对效用做任何假设也可以 达到均衡。取代效用假设的是：只需要就“哪些物品的组合具有 同等可接受性”这个问题给以经验性的说明就行了。尽管帕累托 的构想包含着一种重要意蕴，那就是它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比较 成了不可能的事，但是，这种思路的优点在于：它避开了：把一 个人对有用性的看法同另一个人对有用性的看法加以比较“这么 一个难办的问题。由帕累托所做的工作继续向前，就形成了福利 经济学所做的重要工作，这些工作既通过恩里科·巴伦（Enrico Barone，关于他所做的工作，将在本书最后一章提及）对社会主 义传统产生了影响，也对随后的主流经济学思想产生了影响。这 里，帕累托的无差异曲线分析给下述观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任由市场自行运动，它应该会造成资源的最佳配置；因而，不应 当使市场受到比最[199]低限度的国家干预更多的国家干预。 180

帕累托对经验式研究（他希望在这种研究的基础上确立起一 些一般原则）的热衷，还引导他形成了另一个有影响的概念，即 人们所说的帕累托定律。以来自许多国家的、具有广泛时间跨度 的许多时期中的统计数据为基础，帕累托定律声称它要说明收入 的分配遵循的是一种恒定不变的模式。该定律的言下之意就是说： 任何试图通过税收和公共开支手段来改变收入分配所遵循的方式 的企图，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对于那些出于别的原因而希望附 上带有分配性质的税收的人来说，这无疑理一个很有吸引力的命 题。事实上，帕累托的这个观点及其由以得出这个观点的那种统 计程度所受到的批评，足以削弱这个定律的有效性；但是，这种 定量的、经验式的研究问题的思路，却典型地体现了在二十世纪 日益得到广泛承认的那些手法。 由边际革命造成的影响，无疑废黜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对 价格和价值问题上的主流观点起基础性支撑作用的劳动价值理 论，但是，它对随后的年月中经济学的发展所遵循的道路的影响， 远比这广泛得多。从此以后，经济学强调的重点几乎完全离开了 经济学本来应当将之作为主要议题予以关心的经济增长和财富增 加问题，而在背后激励亚当·斯密的工作的正是这些问题。取而 代之的是：兴趣焦点转移到了一种更加技术性的思路上了，其目 的在于在一个资源总量既定的框架中确定均衡和最佳状态。经济 学成了一门科学，亦即成了蓄意排除规范性陈述、以考虑如何配 置给定的资源总量为主的学科，这就意味着很少关心诸如“这些 总量是如何确定的？”、“如何才能使这个总量得到增长？”之类 的问题。边[200]际革命就这样彻底完成了背离政策取向的过程— —这种政策取向，正是标志斯密所做的工作的特点、但却在古典 传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到削弱的东西之所在。到十九世纪末， 经济学几乎完全变成了如今会被叫做“微观经济学”的东西，呈 181

现出微观经济学的许多当前形态。它变得高度抽象，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多了一些数学取向，并且在提出政策方略方面甚至比十 九世纪的古典经济学还要软弱无力。

主流新古典主义 紧接着边际革命之后出现的，是一个将古典经济学重构成人 们所说的新古典主义的时期。古典经济学和边际革命之间的第一 个大综合，出现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rred Marshall，1842— 1924 年）于 1890 年初版的《经济学原理》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一书中。此后，这本书在马歇尔有生之年连出 7 版（其中最后一 版出在 1920 年），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的影响之大。马歇尔的背 景是作为一位数学家的背景，不过，在关于“数学抽象方法的用 处”这个问题上，他比他的许多同代人都持更加谨慎的态度，认 为“数学在一本经济学专著中的恰当地位应当是背景性的地位。” 李在 1885 年走上剑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并且成功地把 他所在的大学变成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经济学研究中心。马歇尔是 一个热心肠的慈善家和人道主义者。他在研究他所面对地主题的 时候所具有的那种务实的紧迫感，使他的著作无论与奥地利人的 效用理论相比还是与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体系相比，都更具现实 感而较少[201]抽象气息。在马歇尔那里，既看不到忽视传统的倾 向，也看不到贬低传统的倾向。连续性是他的格言，出现在他的 《原理》一书扉页上的题词“自然不事跳跃”（natura non facit saltum）就清晰地展示了这一点。他的意图在于尽可能天衣无缝地 继续李嘉图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树立起来的传统。 马歇尔的兴趣十分广泛。除了对到当时为止积累起来的经济 学知识加以综合之外，他还做出了自己独创性的重大进步。他格 182

外擅长于清晰地阐明他所关心的思想和观念。例如，通过对诸如 短期、中期和长期等不同时间格局加以考虑，通过既承认生产技 术对于决定相对价格的重要性，又承认消费者的偏好对于决定相 对价格的重要性，他便使这些思想的概念升华了。就某些重要方 面来说，新古典主义思路是对古典经济学的一大推进。劳动被包 括在边际分析中，从而同时既允许工资比维持生存所需的工资水 平高得多，又完全适合于允许包括资本在内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朝 能够得到最佳回报的地方流动的那同一个框架的要求。不过，马 歇尔的工作也受到了当时影响到所有经济学的那种习气的不良影 响。显然，新古典学派对长期稳定的均衡状态下决定价格的途径 有其严谨而精炼的解释；然而，尽管如此，正像马歇尔清楚地意 识到的那样，这种分析远离现实，用一种欠恰当的替代物替代了 他本来可能希望提出的具有政策取向的经济学。 新古典主义世界观中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如果对需求或对供 给的限制是由具有行使垄断权的那些人（无论这些人是生产者还 是工会）强加的，那么，价格的确实显然就不会达到最佳。在此 类情况下，价格就不会反映供需之间那种不受限制的平衡关系， 而是[202]向偏向于对垄断者有利。对于期望一方面降低来自财富 的自然资源方面的问题、另一方面提高来自工业的回报的马歇尔 来说，这种情况，正是他希望当这两方面的倾向处于均衡状态的 时候能够避免使其在各厂商之间作为一种一般状态出现的那种情 况。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虽然在欧洲来说并没有把垄断性的限 制当作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加以考虑，但总还是需要反垄断的。至 于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在美国，马歇尔的著作影响很大—— 尤其是 1911 年一本与马歇尔的著作所论问题非常相同的著作的问 世，更是促成了这种影响。那本书就是弗兰克·W. 陶西格（Frank W Taussig，1859—1940 年）所著的《经济学原理》（Priciples of 183

Economics）。陶西格当时在哈佛大学任教，是当时半个世纪中美 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垄断者或托拉斯威胁到资源的最佳 配置。这种现象当时在美国受到重视的程度比在大西洋彼岸要高 得多。实际上，新古典主义在实践上的重大结果之一，就是使反 托拉斯活动成了当今政策决策过程中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构成因 子。不过，无论哪种理论，都未能令人信服地说清楚垄断究竟是 对社会总体的利益有益呢，还是有害。虽然原则上来说都支持竞 争，但是，在欧洲，尤其是在欧洲大陆，政策的总趋向还是更有 利于那些联合企业和卡特尔，因为这些形式能够造成更强大的公 司。在欧洲表现出来的偏向，总是与在美国表现出来的偏向大相 径庭。 马歇尔对“降低成本” （其带来的好处被垄断遮蔽了）一事的 关注，引发了另一种思维方式；由这种思维方式产生的结果，就 是出现了种种有关不完全竞争或垄断性竞争的理论。有时候会存 在一些为数不多、彼此相互竞争的厂商，为避免竞争，这些厂商 都能够[203]彼此共谋，结成程度或高或低的同盟。不完全竞争政 府或垄断性竞争理论讨论的就是这种情况。最初是当时就职于剑 桥的一位意大利经济学家皮罗·斯拉法（Piero Sraffa，1898—1983 年）在他 1926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竞争条件下的回报律》 （The Laws of Returns under Competitive Conditions）的研讨会论文中提到探讨 这个问题的。斯拉法的文章的主旨，在于呼吁人们从垄断的而不 是从竞争的角度来分析厂商。现实世界中，其成本随产量的提高 而下降的批量化生产正变得越来越常见，尤其是制造业领域更是 如此。与此同时，广告、商标的发展和产品的细分也变得日益普 遍。显而易见，至少，某种程度的垄断正在成为一种标准或规范， 而远不只是一种例外现象。随着“生产成本的降低”在许多工业 领域都成为一种广泛流行的的现象，对于厂商来说，妨碍扩大销 184

售的障碍已经不再是“承生产的增加而成本不断增加”带来的威 胁，而在于市场不愿意接受更多数量的商品。与常规统计分析所 断定的情形相反，随着产量的增加，成本不是上涨而是下降了。 这一事实意味着：在解释市场将如何对这些状况作出反映的时候， 需要用一种新的思路来考虑问题了。 还有另一个例子表明：在这个问题上，不止一个人实质上同 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近来有人对这些人用来解决问题的思路的 有效性提出了指责，但是，尽管如此，从这个例子中我们还是可 以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众所公认的解决办法。这里说的例子涉及 两个人，一个是当时在美国哈佛大学任职的爱德华·H, 张伯伦 （Edward H. Chamberlin，1899—1967 年），另一位是当时任职于 英国剑桥大学的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1903—1983 年） ，两 人都是在[204]1933 年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见解。其见解的关键在于 这么一种认识：在现实世界中，大多数企业都既不是作为完全垄 断性的企业在运转，也不是作为在毫无差别的产品上进行完全自 由竞争的企业在运转。在大多数情况下，产品供应者的数量都是 有限的，他们彼此间只有部分的可想互替代性。这种情况在张伯 伦那里被叫做“寡头卖主垄断”（Oligopoly），这个术语显然是一 个很快就在经济学界得到了广泛流行的新术语——尽管有趣的 是，无论是这个词还是这个概念，都可以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 （Utopia）一书中看得到。在这种情况下，厂 商们将拥有一种有限的但并非必然无足轻重的控制自己的价格的 能力。另外，在存在寡头卖主垄断的状况之下，对每家厂商来说 可以追求的合理政策，都将是实行一种有限的竞争，以便大家都 能够从高价格中受益，而无论这种结果是不是由正式的勾结中串 通行为造成的——至少在美国来说，正式的勾结串通行为是受到 严厉禁止的。不过，由于扮演领导价格潮流的角色的往往是一家 185

厂商，其他厂商往往落在后面，因而，事情的结果总的来看却与 在存在着一家卡特尔的情况下，所出现的结果相类似——至少在 美国经济处于繁荣斯的 1920 年代是如此，尽管在 1930 年代有不 少人曾经怀疑寡头卖主垄断似乎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大萧 条负责。无论如何，总的来说，由于种种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发展， 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常识性的认识，即：种种垄断状况的存在程度， 比人们以往所设想的要普遍而深入得多，从而使人们更难以对垄 断提出指责了。这些垄断状况在原则上来说可能是错误的，但它 们在实践中却得到了人们的接受。[205] 当这种分析工作向前推进的时候，在其他领域，经济学手段 还在别的方面取得了稳步改善，其中某些最重要的改善就表现在 统计数字的收集、整理和传播方面。在英国，早期进行这方面工 作的是阿瑟·鲍利（Arthur Bowley，1869—1957 年），他于 1919 年成为伦敦大学新设立的统计学教授职位的第一位就职者，是抽 样调查方法的首倡者。他的主要著作就是 1920 年出版的《工业产 品分类》（The Division of the Product of Industry）一书。他的工作 得到了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1905—1989 年）的继承，后 者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工作后为自己树立了作为国民收入估算工 作的开拓者之一的地位。他是第一个提出和使用“国民生产总值 （Gross National Product） ”这个术语的人，并且还将国民生产总 值分解为如今被当作选题国民生产总值的标准要素的那些要素。 在 1937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做出了最早的一份不同国家国民 生产比较估算。1940 年，他又以他的《经济进步的条件》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duct）一书继续了这方面工作，这本书不仅在经济 学家中间重新激起了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而且为说明世 界上穷国家和富国之间在生活水平方面的悬殊差距提供了第一份 有实质性意义的统计数字证据。由鲍利、克拉克和其他的人所做 186

的这方面工作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英国设立了一个“经济顾 问委员会（Economic Advisory Council） ”，来负责监督统计数字的 收集，并在 1941 年设立了“中央统计办公室”（Central Statistical Office）——该办公室最初下设在内阁办公室（Cabinet Office）里。 在美国，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1901—1985 年） 也做了与克拉克在英国做的工作相似的工作，尽管比他更早一些 时候[206]在那里已经有了由欧文·费雪（Irbing Fisher）开创的这 方面工作的先例——费雪在其 1906 年出版的《资本与收入的性质》 （Nature of Capital and Income）一书中明确给自己确定的任务是： 要提出一些适用于经济核算的概念来（关于费雪，本书将会在第 八章更多地涉及）。库兹涅茨出生在俄国，在移民到美国之前，曾 经在早期苏维埃政权时期的乌克兰统计局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 头。和克拉克一样，他也是从以现在通用的那种方式对美国的经 济统计数字加以整理开始，进而提出了国际增长和发展研究理论， 并因此获得 1971 年诺贝尔奖。库兹涅茨的成名作写于 1933 年， 随后，在此基础上，1941 年又出版了他的《1918—1938 年的国民 收入及其构成》（National Income and its Composition 1919—1938） 一书。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经济学所取得的其他在某种程度上为 凯恩斯铺垫道路的技术性进展当中，还包括逐渐复苏的对货币政 策问题的兴趣。大约从 1870 年到 1914 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新 古典主义体系几乎完全由直接以均衡边际规则（eaui-marginal rule） 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思想构成。这种体系所要求的，是在假定具 备充分竞争的前提下对为使全部经济整体中所有物品和服务的供 求关系都能保持平衡所需具备的种种条件加以详尽探讨。由货币 状况的变化造成的影响几乎被完全忽视了。一定程度上由于思路 上的这种局限性，使得新古典主义从来都未曾对萨伊定律的有效 187

性提出过什么挑战，因为它对商业周期和货币经济学很少有什么 见解。事实上，马歇尔自己在谈到他的《原理》一书时就曾经说 过： “在这本书中，我们也许完全忽视了可能出现的货币的一般购 买力的变化。 ”甚至直到 1932 年，当时身为伦敦经济学院资深经 济学[207]教授的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 年）还在一篇当时很有影响的题为《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的文章 中写道： “经济学应当被定义成一门探讨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的科 学。”不过，其他人却持一种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 间隔期中当经济状况日益来华的时候，更是如此。在拉尔夫·霍 特里（Ralph Hawtrey，1879—1975）、凯恩斯和丹尼斯·罗伯逊 （Dennis Robertson，1890—1963）的带领下，人们日益关注价格 和货币政策以及和信贷政策之间的关系，日益关注这两种关系的 变化给商业状况带来的后果。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霍 特里就曾经预见到了后来的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要点，认为“所有 的生产成本都是某些人的收入”，强调要重视货币政策的变化给经 济活动水平造成的影响。在霍特里看来，商业周期的衰退与银行 政策有关，当银行发现自己面临现金萎缩时，它们就会紧缩信贷。 这种看法是走向凯恩斯正在形成的那种构想的一个重要进步。 那么，该如何估价新古典主义阶段呢？有一点很重要，那就 是：新古典主义的学说反映了它在其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个时代的 特征，尤其是在当时的英国来说更是如此——与其他国家相比， 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其权力的鼎盛期。它那遁世主义的思路，正好 适合于在所有人看来其成功都已显而易见的那些国家的口味，尽 管事实上当时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出现了一些至少属于相对衰落的 迹象——因为，与其大陆竞争者相比，当时英国的增长率处于降 低的状态。它所保存着的与旧古典主义传统之间的连续性，也与 188

国家保持社会稳定性的需要相一致，尽管它所强调的重点有所转 移，但[208]这种转移本身也再一次反映了当时那个变化着的时代。 长期以来，深受牛顿式的均衡概念和科学上的成功发展带来的影 响，一直存在着一种传统，认为经济学应当比历史学或生物学更 多地具有物理学、化学或天文学的气质。新古典主义那种描述性 而非规范性的气质，正是对这种传统的反映。尽管古典经济学和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声称自己是一种普适性的体系，但实质上古 典经济学所关注的首先是生产、供给、成本和社会结构——地主、 劳动者和资本家，而新古典主义则更注重于消费、需求、效用和 个人的作用。当时，英国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正在消失，但是， 在英国取得其令人瞩目的发展的新古典主义却从来都既没有就其 中的“为什么”提供过分析，也没有就“如何才能遏制这种现象 的继续发生”开出过什么药方，尽管当时人们已经广泛意识到了 正在成为事实的这一不利趋势。例如，从 1872 年到 1879 年，英 国的出口额从 2.56 亿英镑下降到了 1.92 亿英镑。这种下降虽然在 很大程度上由当时价格的下降得到了补偿，但却并未完全得到补 偿。直到 1890 年，出口额记录才超过 1872 年创造的记录。就制 造业的情况来说，总量上的重大损失直到 1903 年才得到恢复，整 整晚了 30 年。对于由这些变化造成的实际后果，当时政策决策圈 中的人们心里很清楚，这一点明显地体现在 1887 年发表的《皇家 委员会关于工业和贸易萧条的最后报告》中。然而，严峻的商业 现实与十九世纪后期经济学学术界之间的鸿沟太大了，以致当时 英国工业绩效的相对下降及作为这种相对下降的重要构成部分之 一的绝对贫困都未能对当时经济学的学术话题及与经济学学术相 关的其他话题产生什么重大影响——如果说曾经产生过什么影响 的话。[209] 事实上，马歇尔作为一个十分雄辩的领导者所倡导的那种体 189

系，其理论兴趣取向并不在这类问题或由这类问题造成的后果上 面。尽管它的分析头头是道，但是，它对经济增长却毫无理会， 它否认有可能存在结构性失业，假设不存在价格变化，没有提供 任何有关缓解贫困的信息，没有认为认识到地球的生态容纳能力 的有限性。当然，任何世界观都必不可免地会打上时代的烙印。 但是，如果经济学要想对人类际遇作出有价值的、政策取向性的 贡献的话，那么，它就既要远离维多利亚末期英国的那种沾沾自 喜。

来自异端的声音 当主流经济学满足于新古典主义构想的时候，也还是始终存 在着一些不同程度地与新古典主义持不同看法的异端人士。对新 古典主义的批评、攻击和种种新思路，来自于各个不同的方向。 异端人士之一，是年轻时曾在伦敦和伯明翰铁路上当过民用 工程师的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他在 很大程度上属于自学成才，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早期热情支持 者，并把达尔文进化论为我所用。他在这方面的最高成就体现在 他 1884 年出版的《人与国家》（Man versus the State）一书中。无 论对古典经济学还是对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它们都面临一个悬而 未决的问题就是该如何解释和论证十九世纪在市场取向的经济中 显得特别突出的财富和收入悬殊。斯宾塞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断定：这是事情本身自然而然的一种秩 序。1859 年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的问世，削弱了基督教上帝 创世说[210]的确实性。提出了一种与《圣经》中的解释完全不同 的有关世界上动植物的解释。不同动植物演化的原因不是出于上 帝的善举，而是出于一个残酷无情的竞争过程——就像那个时代 190

的评价艾尔弗雷德·丁尼生（Alred Tennyson，1809—1892）十分 贴切地开窍的那样，这个过程的本性就在其“血淋淋的凌牙利爪” 之中。这种学说使得只能用“适者生存”这个属于其宾塞而不是 属于达尔文的警句来论证为什么应当避免对那些不能在工业制度 中生存下来的人感到可怜。 照斯宾塞的看法，穷人是弱者，他们不能生存、不能繁荣兴 旺，这是自然界伯改善物种之道。 “我只不过是把达尔文先生的观 点应用到人类身上而已。……只有那些能真正（顶住制度的压力） 提高自己的人……最终才会生存下来……（这些人）一定是他们 那一代人中的出类拔萃者。”诸如此类的说法，距离说“这个过程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而应当任其自然”只有一步之遥。 “一方面 通过剔除那些发展程度最低的物种，另一方面通过对那些永不停 息地磨练自己的物种给以扶持，自然界就为那些既懂得什么是生 存条件、又能够适合这些生存条件需要的物种的成长壮大提供了 保障。要想对这条法则有任何程度的违拗都是不可能的。” 这种观点在有些地方很受青睐，尤其在美国更是如此——在 那里，整个十九世纪，与既被生活在美国工业化末期的那些人所 经历到、又被在此期间移民到美国去的数以百万计的穷人所经历 到的那种困苦状况形成对照的是，对财富的夸耀愈演愈烈。尽管 斯宾塞曾不无勉强地承认慈善事业可能会对缓解穷人的苦难有所 帮助，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本意却是禁止国家倡议慈善行为 [211]的。例如耶鲁大学教授、当时美国最著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代

表人物格雷厄姆·萨姆纳（Graham Sumner，1840——1910）就曾 经说过“百万富翁是物竞天择的产物……是为某些特定的工作自 然而然地选择出来的社会的代理人。他们拿着高工资，过着奢华 的生活，但这种交易对社会来说却是一件好事。 ” 然而，有一位更加尖锐的批评家，并不接受这种世界观，他 191

批判了处在二十世纪转折点上的美国经济运作方式。这位批评家 就是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1857—1929）。凡勃伦 虽然来自明尼苏达的一个农民家庭，但却是在美国许多大学的职 位上度过了他的全部成年生活。他的家庭祖籍挪威，因而被周围 的盎格鲁—撒克逊居民看不起。早年的这种经历也许是影响他后 来对商人和权势之人的态度的一个因素。他最初出版的东西是他 在 1900 年前后写的一系列短文，其中对当时盛行的经济学思想提 出的抨击，认为它们不是对事实真相进行探求的结果，而是一种 为那些已然处于优裕境况的人们的私利辩护的幌子。他开窍说经 济理论是一种无视实际经济生活的动态本性、在固定的“礼仪性 得体”中进行操练的活动，忽视了实际经济经验的动态性质。以 此为起点，他对以往既有的所有动机都提出了一种总批判，对已 然受到人们接受的所有思想都提出了质疑，对哪怕看起来是出于 最好的意愿而采取的公共行动也提出了挑战。他的风格几乎完全 是破坏性的。以改善绩效为目的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这并不是 凡勃伦的特长。 1904 年，凡勃伦发表了他的《商业企业理论》（The Theory of Business Enterprise）一书，其中把工程师及科学家们的专业技术 和生[212]产潜能与他们的活动受到的来自以维持价格和利润为首 要目的的人们的那种显然属于寄生性的控制做了对比。1914 年， 他写出了《追求工艺的本能》 （The Instict for Workmanship），对工 业体系提出了抨击，认为这种体系压制普通工人或手艺人出于工 艺目的而表现出的对自己的产品质量的关心。而他在 1918 年发表 的《美国的高等教育》 （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则揭露出 美国的大学在何种程度上是受商业利益控制的，指出：正是商业 利益导引着大学的课程表，以保证教学工作与它们的世界观相一 致。不过，使凡勃伦一举成名的还是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有闲 192

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此书发表于 1899 年。 该书论述的主题是他称之为有闲阶级的美国的越级富翁，他 以一种充分科学的姿态对这个阶级的行为做了一番透彻的分析， 从而令人不得不信服他得出的问题。借助于人类学方面的分析， 他宣告说“在外邦文化发展的较高阶段上，可以看到有闲阶级的 习俗的一种登峰造极的表现。”无论是在原始社会还是在纽约和新 港， “奢侈的招待活动——诸如炫财宴和盛大舞会等等——都被特 意用来为适应最终的目的服务。”“作为一种古老习俗经如此法定 演化后所形成的后果，起初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中本来都是 作为男人的苦力的奴隶——即作为为男人生产消费品的生产者— —而存在的妻子，现在则变成了男人生产出的产品在礼仪上而言 的消费者。”正是凡勃伦发明了“炫耀性的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这个词语；也正是凡勃伦对富人持一半钦佩、一半 厌恶的态度，在他看来，对富人来说， “唯一实际的可用以炫耀自 己的金钱能力的手段……就是不断地演示付出能力。”[213] 凡勃伦对富人们行为的抨击和他所具有的那种更具破坏性 的、使富人看起来荒唐可笑的能力，在美国的富豪们中间产生了 持久的影响，以至这些富豪们在花钱的时候不得不有所谨慎。具 有同样持久影响的另一种传统是由亨利·乔治树立起来的传统— —前文曾经提到过他对费边社的影响。乔治·亨利在这方面的体 验，主要来自于他在美国西海岸的经历，在那里，尤其是在 1849 年加利福尼亚淘金热兴起后的那些年里，他亲眼目睹了那些拥有 土地的人赚得的无数金钱——在很多情况下，无论这些人是否在 改善土地方面做过什么，他们都照样赚钱无数。他相信这正是导 致他身边那些不平等的根源。 “只要由现代的进步带来的财富的增 长只不过是积累起巨额财富、提高奢侈程度并使贫富之间的差距 更加明显，那么，这种进步就既不是真正的进步，也不可能持久。 ” 193

乔治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实行单一税制，以此来剥夺因 土地价值（这种价值并非来自土地者们所做的什么积极贡献，而 是来自于人口和财富的总扩张）而赚得的那些本不该得的收入。 乔治相信，这种单一税的税率应当高得足以提供国家所需的资金， 从而使除土地所有者之外的所有的人都可以免除缴税的义务。尽 管这种主张本身存在的问题一开始就很明白，但是，要求实行这 种主张的呼声却很高，并且迄今为止一直都没有中断过。日益上 涨的土地价值并不是导致人们不劳而富的唯一原因。在单一税制 的主张中存在着一种不可避免的“没收充公”的成分，由这种成 分导致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政治上的反对意见。作为主张限制税收 的一位先驱者（虽然他有一种左派倾向），尽管乔治曾明确声称说 土地税收会给国家开支设定一个最高限制，但是，随着国家开[214] 支的增长，有一个事实却是越来越明显了，即：仅仅以一种税收 来提供收益是不够的。然而，主张实行单一税制的呼声却仍然存 在，在一种残留的对财产投机事业的不信任情绪中，在对公有土 地及对创造出了诸如伦敦的绿化带之类的空间那种体制的支持 中，它仍然保持着它的合法性。主张单一税的政党在大选中很少 获得成功，尽管曾连任两届纽约市市长的亨利·乔治如果不是在 选举日前不久去世的话也许会在 1897 年的选举中现将成功。 如果说斯宾塞、凡勃伦和乔治对经济思想的发展所产生的影 响微不足道的话，那么，从正面对古典和新古典思想体系发动攻 击并最终在自由贸易问题上获得相当大成功的那些人们的影响则 富有成效得多。自亚当·斯密开始，尤其是在英国，主流经济学 家们就一直倡导要取消关税并消除其他贸易障碍，虽然这些想法 的吸引力在其他国家——包括在欧洲大陆各国和在美国——总的 来说要小得多。自亚力山大·汉密尔顿时代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 以来，美国的市场一直受到重重保护。一定程度上出于受英国的 194

影响，欧洲大陆多数国家在 1860 年代中期开始，却又将已削减的 关税予以恢复。到十九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舆论开始认识到英国 正在失去优势地位——至少是相对于欧洲大陆各主要经济来说正 在失去有利地位。特别是在 1870 年代期间，英国向欧洲其他地区 和向美国的出口总额下降了，而向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向英帝 国各领地的出口额却得到了相当引人瞩目的增长。由此导致在 1881 年创立了“公平贸易同盟” （Fair Trade League），提出了一些 相对而言比较适度的关于设置报复性关税的要求，以之对那些给 进口英国产品新添了种种限制[215]的那些国家予以报复。不过， 在这个阶段上，英国制造品的出口额仍然几乎有其进口额的五倍 之多，所以，当时作为执政党的自由党在反对保护主义倾向方面 很少有什么困难。 然而，到二十世纪初期的时候，原来五比一的比例下降成了 二比一，并且其中大部分盈余来自与英帝国内部各地间的贸易。 由此导致原先对公平贸易同盟的政策持反对态度、时任贸易委员 会主任的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改 变了原先的想法。1903 年他发起了后来成为“关税改革同盟” （Tariff Reform League）的那个组织，该同盟以一种对帝国说属于 互利互惠的制度向一种仍然属于相对温和的贸易保护形式提供了 支持。这件事导致来看阿尔弗里德·马歇尔的以财政部名义发动 的反攻，这一反攻十分典型地清楚表现出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心态： 另一方面，对于实现英格兰在世界上保持一种高超 的地位的希望来说，下面的见解决不只是一种应急之策， 而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即：她应当利用一切机会来提高 她的工业人口特别是她的制造业人口的警觉性，而对于 实现这一目的来说，没有什么对策会比以下对策更有效 195

了，那就是要使自己的市场保持对来自其他民族的产品 开放，尤其是对出自富于发明才能的美国的产品开放、 对出自德国的系统思想和科学训练的产品开放。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关税改革同盟并未能成功地改变英国 的关税政策；但是，在经济更加困难得多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那[216]个时期中，反对自由贸易的势力却有所高涨，其结果就是 转向一种比原来要广泛得多的关税体系，并在英国于 1931 年停止 实行金本位制的时候转向采取帝国特惠制。和许多别的国家一样， 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本能及时认识到下述道理，即：自由贸易可 以带来很多好处，但只有当汇率得到正确调整的时候，才会带来 这些好处。

发展中的专业手段 从 1930 年代到进入二十一世纪，经济学在这段时期中经历了 两次重大的剧变。其一是作为下一章论述的主题的凯恩斯主义革 命，其二是作为下下一章论述的主题的货币主义的强烈反扑。不 过，当这两种观念大变革发生的时候，经济分析方面的专业技巧 仍在继续演化，为当时正在做的工作提供了一种更加有利于理解 问题、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却更加令人气馁的深奥背景。本节将 对这些发展中某些意义比较重大的发展及其对经济理论的演化所 起的作用加以着重介绍。 首先，有一批分布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学家提出了计量经济 学（Econonetrics）。“计量经济学”是最初由一位思拉格那·弗里 希（Ragnar Frisch，1895—1973）的挪威经济学家使用的一个术语， 此 人 在 1930 年 与 欧 文 · 费 雪 一 起 创 立 了 计 量 经 济 学 会 196

（Econonetrics Society）。这是一种经济学手段，其中包括要首先 建立一些描述经济关系的数学模型，然后再对照实际经验数据对 这些假设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加以检验。用来做这件事的方法，就 是运用数学手段特别是运用相关性测量手段，来确实一种变量对 另一种变量的依[217]赖程度。例如用这种方法来检验：在大多数 情况下，当任何一种具体商品的价格下降的时候，对这种商品的 需要是不是就会增加？ 在美国，除了欧文·费雪（关于他的主要著作将在第八章予 以讨论）之外，还有亨利·L. 穆尔（Henry L. Moore，1869—1958） ， 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1893—1938）和保罗·H. 道格拉 斯（Paul H. Douglas，1892—1976）也都是这一手段的先驱者。道 格拉斯和一位叫查尔斯·E. 科布（Charles E. Cobb）的数学教授 一起提出了人们所说的“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1928 年，他 们曾经用这个函数来估算增长了的劳动和资本投入对美国经济的 影响，这一估算表明：大体上来说，劳动投入每增加 1%，会使国 民生产产值提高三分之二个百分点，而资本投入每增加 1%，则会 使国民生产产值提高三分之一个百分点。在欧洲，这方面的念头 人是荷兰的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1903—1994）和英国的理 查德·斯通（Richafd Stoner，1913 年出生）。丁伯根的专业领域先 是商业周期研究，后来又涉及穷国发展研究；斯通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开始时则从事的是“对可被动员起来用于战争的资源予以测 定”的工作，这种工作反映的是与在美国当时取得的成就相似的 盛衰。1969 年弗里希和丁伯根俩人因为各自所做的开拓性的工作 而共同获得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1984 年，斯通也获得了类似的 荣誉，此前的 1980 年，美国的劳伦斯·R. 克莱因（1920 年出生） 领先得到了这方面荣誉——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在运用计算机 建立比原有的经济模型更加复杂得多的美国经济模型的工作中， 197

克莱因起了示范作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中，对计量经 济学的推广使用在德国比在欧洲其他国家要慢得多。缺乏充足的 国家[218]统计数据（后来很晚才有了这方面的统计数据），这很可 能是德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之所以难以像他们本该可以做 到的那样富有成效地把其经济动员起来的原因之一。 与计量经济学研究做了特别令人关注的应用的，是那些关心 失业、增长和通货膨胀三者之间相互关系的人们。在美国，阿瑟·奥 肯（Arghur Okun，1920—1980）发现：在 1950 到 1960 年代，失 业率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实际国民收入将比潜在的国民收入下降 3 个百分点，失业率和国民收入之间的这种联系就是人们所说的“奥 肯定律” （Okun Law）。在此期间，奥尔本·菲利普斯（Alban Philips， 1914—1975）在他 1958 年在《经济学》 （Economica）杂志上发表 的一篇文章中报告了一种有更大影响的明显相关性。该文提出了 一些经验证据，力求表明货币工资百分比的变化和失业有重大联 系；失业率越低，有案可查的平均工资就增长得越多。这就是人 们所说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ips Curve）。它意味着：在人们所追 求的低失业率目标和低通货膨胀率目标之间，有一种不可兼容的 关系，人们必须在两种政策之间作出选择——要么是减少工作岗 位，要么是容许物价有所上涨。到后来，这一点便成了货币主义 者用来攻击凯恩斯主义的重磅炸弹。 在另一部分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手段上还是在 实践手段上也都显著地得到了升华，这部分经济学理论就是增长 理论。曾经对不完全竞争理论作出过重要贡献的罗伊·哈罗德爵 士（Sir Roy Harrod，1900—1978）在对单个厂商的增长意图与资 本和劳动的可获得性之间的关系做了探讨之后指出：虽然从直觉 上来说持续呈指数增长也许是不可能的，但是，从理论上来说， 却[219]并没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不可能持续呈指数增长。 198

事实上，在所有发达国家有可靠统计数据可查的过去的至少 130 年中，作为国民收入的一种比例关系，一方面是储蓄和投资，另 一方面是消费，两方面之间的比率一直明显地相当稳定。人均国 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也是如此，大约是年增长 2%左右。哈罗竿—多 马模型就指出了为形成这种均衡增长所必须满足的条件，那就是： 因投资造成的新的生产能力形成的产出要能够被同样因投资造成 的收入的增长所吸收。这方面的工作后来在约翰·希克斯（John Hicks，1904—1989）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升华和抗扩充——约翰·希 克斯还对福利经济学作出过重大贡献。 哈罗德和希克斯之类的作家们所做的工作，都是高度抽象的 理论性的工作，因而很难在任何实践意义上把它与实现世界联系 起来。当哈罗德和希克斯之类的作家们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别 的一些人则走了另一条路径，那就是：对经济增长所表现出来的 其所由以增长的方式做经验的考察。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一个时期里，在像英、美这样其经济增长明显比同时期其他大 多数发达国家慢得多的国家中，这件事是特别受人关注的一件事。 当时这种事态，激发人们广泛研究不同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 献，就美国而言，这种研究在爱德华·F. 丹尼森（Edward F. Denison，1915—1992）的著作中显得尤其突出。在英国，类似的 关注也通过像安德鲁·肖恩菲尔德（Andrew Shonfield，1917— 1981）这样的作家表现出来。受到肖恩菲尔德特别关注的，是公 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一种什么样的框架能够使公 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其中实现最佳合作。[220] 在那些沿着一种理论性的路径来研究经济增长的人和那些主 要是用经验的方式来思考经济增长的人之间，还出现了第三种尝 试，那就是试图就世界上各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道路提出一种模 式，这种模式既重视经验性的数据，也要对使持续增长得以发生 199

的那种过程加以解释。在尝试进行过这种综合性工作的作家们中 间，最著名的要数瓦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 1916 年出生） ，他在 1960 年出版了《经济增长诸阶段》）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其中提出说：社会经历了五个阶段的发 展。这五个阶段是：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的准备阶段，这时， 增长已经成了经济的标准特征；追求成熟的阶段；最后一个阶段 是在起飞阶段之后大约 60 年左右出现的一个阶段，即大众消费时 代的来临。对于罗托斯的这种发展阶段论，人们一方面赞同说它 就经济演化过程提供了一种有用的洞察，另一方面也对它提出了 批评，因为并非所有的增长和发展都遵循的是完全相同的路径。 在过去的近几十年中，经济学思想受到的其他重大影响来自 相关研究领域中的发展，尤其是来自与数学有关的那些研究的发 展。约翰·冯·纽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是博弈论 （game theory，又译“对策论”——译注）的最初发明者，他是 （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的）奥匈帝国崩溃后的那个时期中 涌现出的许多杰出天才人物之一。这一理论关心的并不是数学家 们早就对之感兴趣的那些靠运气决定胜负的“运气博弈” （games of chance），而是由对弈双方的技巧决定胜负的“战略博弈” （games of strategy）；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并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选择，而 是也取决于参[221]与博弈的其他对手们的行为和反应。在这种情 况下，合理的行为并不是由试图从可利用的资源中尽可能得到好 处的每一个参与者个人孤立地决定的，因为最后结果也取决于别 的参与者的行动。这是一种包含着对诸如不完全垄断之类的环境 的深刻见解的理论，对这些环境来说，传统的边际分析有可能会 得出一些无效的结论。为了演示博弈理论在这种环境下的适用性， 冯·纽曼与一位叫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1902 —1977）的普林斯顿经济学家合作，在 1944 年出版了他们的《博 200

弈理论和经济行为》一书。 来自另一个不同方向的贡献是由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 1910 年出生）提供的，由于他做的工作，他在 1991 年获得了诺贝 尔经济学奖。科斯所做的工作是重大意义概括地体现在他 1937 年 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这篇文章题为《厂商的 本性》（The Nature of the Firm），而这篇文章又是以若干年以前他 还是一个本科生的时候写的一篇论文为基础的，当时他正借助于 一笔奖学金在美国访问。在这篇文章中，科斯问道：在一种自由 企业经济中，工人们为什么会志愿以被雇佣在一个企业的方式服 从指挥而不是到市场上直接向消费者出售他们的产品呢？他的答 案是：厂商的效率比较高，因为它降低了市场运作成本，能够通 过发现价格、供应源和其他信息等等，使规模经济得到发展。不 过，这些益处并不是可以无限增多的，就像至少在某些事例中表 现出的那样，为掌管一个非常复杂的组织所需付出的日益增加的 成本，会大过由共享的知识带来的收益。虽然“交易成本”这个 术语是直到 1960 年代才发明出来的一个术语，但是，科斯正是从 这些洞察之[222]见开始才进一步发展到提出人们所知道的“科斯 定理”的，那个定理发表在他 1959 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个定 理讨论的是社会成本问题，并且把产权效率当作产权配置的一种 方式加以关注。它阐述说：假定存在着一种完全自由的市场，在 这个市场中，收益的最佳分配将通过这些产权之间的交易来得到 实现，例如通过“污染环境的工厂对遭受污染的工厂给以补偿， 并且补偿的力度达到了再没有别的交换能够产生出比这更好的结 果的程度“这么一种交易来得到实现。 数学理论由以对经济学产生重大影响的另一条途径，起源于 特里格夫·哈维尔莫（Trybve Haavelmo，1911 年出生）开创的工 作。哈维尔莫是一位挪威经济学家，也是 1989 年的另一位诺贝尔 201

奖获得者。他的最重要的论文《计量经济学的概率方法》（The Probability Approach to Econometrcs）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 国发表。在这篇文章中，他强调了经济数据的非精确性，指出： 在一定程度上，任何经济数字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只是一个核心估 计数，围绕这个核心估计数，存在着一个由诸多可能的结果构成 的地带，其中有一个结果也许是真正正确的结果。这是一个重要 警告，尤其对那些过分依赖有关未来的结果的规划——例如关于 下五年国民收入的规划——的作法来说，这个警告更有其重要性。 尽管规划之类的预见总是有必要的，但它们却必不可免地要以过 去的付诸估计为基础，而这些估计则未必就一定正确，这就可能 使得在对未来（它本身也是一个并不确定的过程）的规划中夹杂 着错误。哈维尔莫指出了出错的可能性如何可以被量化，以及由 这种预测带来的风险如何可以通过适当使用数学上的概率分析而 得到控制。[223] 过去的几十年中不仅经历了种种新的分析工具的创新，而且 也经历了经济理论方面有意义的重组。在这方面，从所公认的二 十世纪最重要且影响最大的经济概念综合，就是保罗·萨缪尔森 （Paul A Samuelson，1915 年出生）那本题为《经济学》的著作。 该书初版于 1948 年，在随后的 50 年中则出取了第 12 版。由于这 一点，加上他做出的其他贡献，他在 1970 年获得诺贝尔奖。另一 位在 1973 年也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是瓦西里·里昂惕夫 （Wassily Leontef，1906—1999），他运用矩阵代数和现代计算机 技术建立的投入—产出表，揭示了现代经济各构成因素之间的相 互作用和相互联系。这些创建，都是在他的那本书出了两版的《美 国美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the Aweican Economy）一书中提 出来的——其中第一版出版于 1941 年，涵盖的时间范围是 1919 年到 1929 年；第二版出版于 1951 年，其涵盖的时间范围扩大到 202

从 1919 年到 1939 年。 其他发展出现在国际贸易理论领域。最初来自瑞典的波提 尔·俄林（Bertil Ohlin，1899—1979）和来自英国的詹姆斯·米德 （James Meade，1907—1995）因他们各自在这个领域的工作而共 同获得 1997 年诺贝尔奖。奥林因为在其发表于 1933 年的题为《地 区际及国际贸易》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中重建国 际贸易理论而得到举世承认。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以前集中精 力考虑的是由贸易带来的收益，俄林的出发点则在于考问贸易究 竟为什么会带来收益。他认为，贸易之所以会带来收益，是因为 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之间在生产资源禀赋方面不平等之故。在他 以前的老师艾力·菲利朴·赫克歇尔（Eli Filip Heckscher，1879 —1952）的[224]共同参与下，他提出了“赫克歇尔—俄林贸易理 论”（Heckscher – Ohlin Trade Theory），该理论的实质性观点在于 阐述了这么一个道理，即：任何国家的出口贸易才有一种发展趋 向，那就是侧重于出口由它们各自在资源禀赋方面条件较好的那 些要素投入——如土地、劳动和投资等等——所形成的产出，而 在其资源禀赋状况较差的那些方面则诉诸进口。然而，后来进行 的经验研究却表明实际贸易模式常常并不是按照实现预定的模式 进行的，这件事暴露了从貌似可靠的基本原理中抽绎出复杂结论 的做法所包含的危险，那些貌似可靠的基本原理也许无法承当人 们赋予它们的重担。米德的主要贡献（这种贡献是通过一系列著 作表现出来的）主要在于：他清楚地揭示出了与企图同时在对外 贸易中实现多方面目标——包括实现令人满意的贸易平衡、适度 的通货膨胀和充分就业等等——的做法相联系的问题。他强调（最 初由于丁伯根阐述过的）需要的重要性，因为实际上可供利用的 政策手段总是至少和有待实现的目标一样多。 因为在经济增长理论方面所做的工作而于 1987 年获诺贝尔奖 203

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24 年出生），也对线性规划理 论（linesr programming thieory）强调技术的改善对于经济增长所 具有的重大意义，反对仅仅考量资本投资规模的做法。线性规划 起初是用于安排后勤计划和兵力部署的一种技术，现在却无论在 工业还是在其他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它的基本原理无论对市 场经济还是对非市场经济都同样适用，这一技术的某些早期发展 之所以发生在前苏联，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此。虽然线性规划主要 是一门用于确定解决诸如找出最[225]佳投入结构以便用尽可能低 的成本获取既定的产出“之类的问题的学问，但是，它也适用于 说明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的运行路线，而不是只适用于那些与中 央计划有关的事情。 因而，二十世纪见证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手段的稳步发展。然 而，这些发展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使人们更容易认识到什么是为使 经济学成为一门更富有成效的学科的所需要做的事，则是一个大 有争议的问题。现代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和新 古典经济学关于纯粹竞争、关于完全知识和关于生产要素能够为 自己找到最佳配置等等假设的前提。虽然说这些假设使现代经济 学能够轻而易举的创造出各种适合于做数学处理的模型来，但这 却至少要付出两种沉重的代价。第一是，在现实世界中，即使确 实存在所谓纯粹竞争，也是极为罕见的。现实世界中常见的总的 情形是：差不多每个人都缺乏与其需要作出的决策相关的重要信 息。由于这一原因，同时也由于事实上资源的配置总的来说受支 配于许多其他因素而不是受支配于受理性的经济男女决定的那些 因素，结果，经济的实际运行方式与理论上讲的应有的发生方式 之间常常很少有相似之处，至于实践完全符合理论的状况则更为 罕见。第二是，许多经济模型的制作所包含的玄奥性和困难，实 际上使得除了那些非常透彻地熟悉先进数学技术的人以外，谁也 204

不能充分理解这种模型所力图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更不要说能够 很好地发挥其作用了。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虽然有在十九世纪初以降的先前各个时 期中所取得的那么多的经济学发展成果，但是，在最近几十年为 升华经济学方面的技巧所做的汗牛充栋的工作中，大多数工作都 并[226]未对提供政策制定者们更清楚地理解他们所面临的选择范 围的能力直到多少相应的促进作用。其中的大多数工作，也没有 有“帮助政策制定者们以经济决策上持一种明智的看法“方面体 现出其就有的价值。毋庸置疑，这些工作中的某些工作——确实 是很有价值的工作，尽管经济学家们是否对这些数据做了就有的 充分利用也还是一个值得置疑的、其答案决非显然肯定性答案的 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发现一条能够把经济理论与实际政策问题更 加紧密地联系起来的前进道路。 本书所持的论点是：即使提炼数学模型是一件值得作为之事， 经济学的未来也只能是在一种有限的程度上有赖于做好这件事。 比这更加紧迫得多的事情是：需要找到一些更清晰易懂的可用以 把诸多急需解决的重大经济议题与可以得到的数据联系起来的方 式方法，进而开发出一些相对简单直率的用以解释和应用这些数 据的方式方法来。至关重要的一点是：这件事要做既能让政策制 定者们理解，也能让一般公众理解。这种论点既不是主张过分简 单化，也不是要无视定量方法的重要性。不过，其中确实包含着 这么一种意思，即：要使问题尽可能简单化，以便每个想理解它 们的人都不仅能够领会到它们究竟是怎么回事，而且能够理解环 绕在有待作出的关键抉择周围的那些论点。[226]

205

第七章

凯恩斯革命

观念塑造历史的进程。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几乎是世界各地尤其是各经 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且社会状况保持相当稳定的几十 年，但是，对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来说，却无论如何 都不能这样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签定的凡尔赛条约，共同 见证了由以构成战前世界的那种脆弱的关系格局所遭到的明显无 可修复的破坏。战争期间，各主要交战国所经历的不同程度的通 货膨胀率（在美国是 50%，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分别是 80%、100% 和 200%），使相对竞争力遭到严重破坏——要想补救所遭到的破 坏，只有对汇率做重大调整，而这种调整却又是不受欢迎的。战 争赔偿——即强迫战败的德国因其所犯罪行及其破坏行为而向战 胜的各同盟国支付补偿——造成了一种深重的不稳定性影响。战 争状态结束后，所有参战的国家都遭遇到了经济衰退。从 1913 年 到 1919 年，法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40%，而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直到 1927 年才恢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水平。1923 年，德国遭 受了一场可怕的极度通货膨胀。作为 1920 年代世界各国经济中最 [228]不成功的经济之一，英国在从 1920 年到 1929 年期间的年均

失业率接近 8.5%。 然而，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呢。越来越热的投机事业，使从 1920 年代初期开始加速的美国的经济繁荣一直持续到这个年代快要完 结的时候，然而，1929 年，当纽约的股票市场开始急剧下跌的时

候，这种繁荣却顷刻间就破灭了。在最高峰时曾达到 381 的道琼 斯指数，在 1931 年跌到了最低点。在 1920 年代期间，受美国贷 款的支持，在要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仍然保持了相当的繁荣的 德国经济，在美国撤消贷款后也经历了与美国相同的遭遇，社会 信任度一落千丈。从 1929 年到 1932 年，德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下 降了近四分之一，工业生产下降了近 40%。1932 年，德国 30%的 劳动力没有工作可做，而美国在 1933 年没有工作的劳动力也有 25%之多。英国当时的状况没有这么糟糕，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在 1931 年放弃了金本位制，在三个月内使英国货币相对于黄金而言 的价值下降了三分之一。然而，尽管如此，一年以后，也有三百 二十万投保的劳动者没有工作可做。 这在这场灾难席卷世界的时候，各地职业经济学界纷纷提出 了种种令人沮丧的馊主意。一些经济学界头面人物如当时哈佛大 学的约瑟夫·A. 熊彼特、伦敦经济学院的莱昂内尔·罗宾斯和当 时美国经济理论领头人欧文·费雪，都主张对这种情况听其自然。 必须听任大萧条照其自身的轨迹推进。惟有时间能够医治制度的 失衡。照熊彼特的说法，经济复苏会自动来临，并且， “这还不是 全部：我们的分析引导我们相信，只有当经济复苏确实是自己来 临的时候，这种复苏才是实实在在的复苏。欧文·费雪宣称：”有 美国[229]人民那种被禁令予以强化了的忍耐力，没必要为严重的 萧条感到害怕。由于仍然受到萨伊定律的局限，当时几乎全都处 在古典传统中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衰退都无话可讲，除了要人们 坐等局面自动改善之外，就再也开不出什么救治的药方了。 不过，这种严重的欠适状态非但没能使最初属于经济学家中 的少数派的人们——特别是决没有能够使凯恩斯自己——相信无 法解决世界面临的迫在眉睫的经济问题，反而激励这些人采取进 一步的行动。虽然凯恩斯革命在大萧条席卷全世界之前很久就已 207

经有其先驱了，但是，为构想和颁布新政策提供紧迫性的，却正 是 1930 年前后出现的严重经济衰退。

凯恩斯的先驱们 经济学史在相当明显的程度上是由来自两个虽然有着值得自 豪的过去但相对而言却属于小国的人们所做的工作塑造起来的。 其中一个国家是奥地利，在这个国家，直到哈布斯堡王朝在第一 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崩溃为止，维也纳一直是一个庞大帝国的首都。 另一个国家是瑞典，这个国家虽然论人口至少从 1905 年与挪威解 除了联合关系之后便是个小国，但却在以前几个世纪中一直是一 支富有实力的军事力量。奥地利的遗产就政治方面来说主要是一 种右翼政治，而瑞典的传统则主要是一种左翼传统，或者用美国 人的术语来讲，是一种自由主义式的。与此相伴的是另一种怪事。 造成奥地利思想家们的倾向的原由之一就是：它是对用德文写作 的马克思和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一种反动。相反， [230]大多数令人瞩目的瑞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受到的教育则来

自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1866—1944），此人是斯德 哥尔摩大学的经济学和公共财政学教授、当时瑞典人中的栋梁人 物，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欧洲经济保守主义的支柱性人物。 在卡塞尔的那些最重要的门生中，包括古纳尔·米尔达尔 （Gunnar Myrdal，1898—1987）、伯迪尔·俄林（Bertil Ohlin，1899 —1979）、艾里克·伦德伯格（Erik Lundberg，1907—1987）和达 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yŏld，1905—1961），后者曾任联 合国秘书长，在担任这一职务期间去非洲公干途中因收音机失事 而去世。对于与凯恩斯相关的经济观念变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的 成分之一，就是由这些人帮助发动的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瑞典 208

进行的那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改革。其中的改革之一，就是特别为 抵消大萧条造成的影响而设计并有一套发展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 做支持的一项改革，即：精心使用政府预算，以便用一种反周期 的方式来维持社会需求和就业。其结果就是：后来凯恩斯提出来 作为救治萧条局面的药方的许多政策，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 那段时期中就在瑞典得到了实施，而且获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功。 就应对本国出现的大萧条局面而言，瑞典人的经济思想比其 他任何地方的经济思想都要富有成效得多；而作为其思想根底的， 则是一位在时间上更早一些的、起初以对边际效用的研究而赢得 声望的经济学家克努特·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1851—1926） 所做的工作。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分别是同一个区间的两个极端，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许多市场组织形式。他的这种观点，预料 到了后来由张伯伦和罗宾逊所做的工作。后来，威克塞尔转向研 究[231]利率理论。虽然他关心较多的是能够保持价格稳定的政策， 而不是能够提升就业率的政策，但他特别感兴趣的还是价格水平 的变化与货币性商品总需求（the general monetary demand for goods）高于或低于其供给的程度之间的关系。他对利率在货币政 策中所扮演的角色进行的研究，以及他在利率对投资状况和对经 济活动总体水平所具有的影响方面所做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为 瑞典在 1930 年代所采取的干预主义政策提供了基础。在理论层面 来说，它们也导致了俄林、米尔达尔和林达尔在 1920 年代到 1930 年代之间所做的对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而这些研究对 于凯恩斯的分析来说则具有十分关键的意义。尤其是，他们特别 强调指出了“储蓄计划也许是无法用相应的投资意图来与之匹配 的”这一事实，从而使人们有可能认识到萨伊定律不可靠的。古 纳 尔 · 米 尔 达 尔 1931 年 出 版 的 《 货 币 均 衡 论 》（ Monetary Equilibrium）一书就已经预示了凯恩斯《通论》中的许多方面。 209

凯恩斯革命在英国也有其另外一些先驱者。前文已经提到过： 拉尔夫·米尔达尔·霍特里就已经认识到了货币并不会像马歇尔 和新古典主义者们所设计的那样发挥一种几乎完全中性的作用。 霍特里相信：收入和支出的变化影响价格水平和经济活动的总量； 对于决定公众在货币持有量——即“现金均衡”——方面的愿望 并进而对于决定公众将以何种方式花费他们所能得到的任何一种 货币来说，利率起着一种重要作用。沿着这些思路所做的更多的 工作，是由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son，1890—1963）完 成的——罗伯逊所做的工作，集中在商业周期及其相关问题上。 他认为商业周期是货币因素与诸如收成的丰欠、局部生产过剩、 投资机会的暂时枯[232]竭等等市场现象相结合的产物。 凯恩斯在美国也有其先驱者。威廉·特鲁芬特·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1879--1950）和瓦迪尔·卡钦斯（Waddill Catchings， 1879—1967）在 1920 年代就发表过一系列著作，并在其中强烈敦 促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来维持和扩大需求。在他们于 1928 年发表的 《通向富裕之路》 （TheRoadcoPlenty）一书中，他们把攻击的目标 对准萨伊定律： “经济理论界的这些大腕儿们（即古典经济学家们 ——引者注）在甚至连证据也不尝试着提供的情况下，就一味地 假设对生产提供财政支持的做法本身便会给人们提供购买手段。” 如果说福斯特和卡钦斯尚不属于经济学主流之中的人物的话，那 么，别的一些与经济学主流关系较密切的人们——特别是在 1934 年发表了《美国的货币供应和控制》（The Supply and Control of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的劳克林·科里（Lauchlin Curric， 1902—1993）——也同样在许多重要方面预示了凯恩斯的思想。 一旦大萧条真正发生了，实践上的必然性便使凯恩斯后来对其合 理性做了论证并使其显得令人敬重的那些医治办法得到应用并发 挥作用了。尽管有正统经济思想的种种规则，但是，随着大萧条 210

的深化，事实证明要想靠收入来偿付政府的支出是不可能的。其 结果就是：事实上的赤字财政开始在抗衡经济衰退的过程中发挥 重要作用。到 1936 年，亦即凯恩斯的《通论》一书公开出版的那 一年，美国的国库收入只占其费用支出的 60%，而赤字数额则占 到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 4.2%。 对于凯恩斯革命，还需要联系到由在苏联和德国发生的那些 事情构成的背景来考虑。当时在很大程度上与资本主义世界断绝 [233]了关系的苏联经济，在 1930 年代得到了迅猛发展，几乎不存

在什么失业问题。无论人们会因苏联的残酷和低效率而对她提出 怎样的指责，她在促进增长和就业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使得人 们无论是就增长还是就就业方面来说都很难再争辩说各主要西方 国家经济的那种低迷状态在当时是一种别无选择的结果。就深刻 理解苏联和美国各自经济绩效的对比和差异而言，有两位先是从 波兰移居到西方、在二战之后又返回自己的祖国并担任重要行政 职务的经济学家，他们比其他许多人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两 位经济学家就是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和米 哈尔·卡莱茨基（Michal Kaleeki，1899—1970）。兰格的专业特长 在于对商业周期的研究，卡莱茨基则独立提出了凯恩斯的《通论》 中所包含的一些实质性思想，并在他 1933 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论 商业周期理论》 （Essay on Business Cycle Theory）的论文中公开了 这些思想。 对于说明“如果抛弃常规经济政策之后还有什么可做”来说， 1933 年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及其纳粹党 掌权后的德国的状况，提供了一个甚至更有说服力的事例。无论 他们所实行的那些种族主义、军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策应当受 到怎样的诅咒，这个新政权在扭转德国经济局面方面所创造的记 录都是令人瞩目的。在 1932 年曾经超过 30%的劳动人口失业率， 211

到 1938 年被降低到了只有 2%多一点。”在同一时期中，工业生产 总值累积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4%，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达 9%。军费开支在一定程度上是造成这种提高的原因之一，但直到 1937 年，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也没有超过 9.6%。平均 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从 1932 年到 1938 年，消费品支出几乎[234] 提高了四分之一。通货膨胀也不成其为一个问题。从 1933 年到 1939 年，消费品价格总共只增长了 7%——年均增长幅度只有 1%。 这一经济成就，大部分是由国家开支的巨大增长予以财政保障的， 而国家开支的巨大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举债而为，其中有些是 通过发行公债借得，很多则是在德意志国家银行总裁雅尔马·沙 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的怂恿下通过银行系统借得 的。与此同时，类似的发展也出现在日本。纳粹德国所采取的政 策，与紧接在纳粹出现之前执政的亨利希·布鲁宁（Heinrich Bnming，1885—1970）总理（此人后来就职于哈佛）所采取的政 策形成了再鲜明不过的对比。在社会民主党反对派的支持下，他 执政的时期涵盖了德国经济下滑的整个时期，但却未能提出任何 可以有效地遏制经济下滑局面的政策来。相反，他的政府实行了 压缩公共开支的政策，从而加剧了经济衰退局面，并通过削减失 业救济金的做法促成了希特勒的出现。 于是，随着大萧条局面的深化，摆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面前 的问题就不只是“按产出来衡量，它们的资源在遭受浪费，它们 的社会资本在下降”。而且他们还面临着另一个问题，即：对于人 们以往设想到的所有经济运行方式来说，还存在着另外一些也许 更成功的选择方案，而这些方案中的某些方案所具有的威胁性足 以马上使世界再一次陷入战争之中。人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 成的共识是：唯一能够用来恢复到战前的稳定性的办法就是重建 金本位制；如果从此以后任市场自然运转，就会使世界重新回到 212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普遍存在的那种蒸蒸日上的局面。 “经验证 明这是一个导致灾难的馊主意。市场并没有表现出足够胜任的自 我矫[235]正能力。大萧条带来了物价下跌、通货紧缩、失业、贫 困和痛苦，在此情况下，迫切需要一些应对之策，来消除由于在 没有任何可以自然而然地实现均衡的征兆的情况下实行自由放任 政策而导致的险恶后果。于是，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十分需要经济 政策方面的革命，而对于这种革命的到来，凯恩斯做出的贡献比 其他任何人都大。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 出生在一个杰出的学术之家。他的父亲约翰·内维尔·凯恩斯（Jolm Neville Keynes，1852—1949）是一个凭自身实力获得成功的著名 经济学家，并且是剑桥大学一位很重要的行政管理人员，其职位 名称叫做剑桥大学教务主任，”他的儿子在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又返 回到了这个岗位上。”1905 年获得数学学位并同时获得剑桥大学学 生会主席身份”后，年轻的凯恩斯用了一年时间师从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研究经济学。随后，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在印度事务办 公室度过了两年，从这两年的经历中，形成了他 1913 年发表的他 的第一本著作《印度的通货和财政》 （1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1908 年，他回到剑桥讲授经济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凯恩斯又回到了公务员队伍中， 这一次是在财政部任职。在财政部，他所具有的出色才能使他能 够在 1919 年担任出席凡尔赛和平会议的财政部首席代表。他对会 议拟签署的《和约》中的条款所持的激烈反对态度，导致他最终[236] 辞去了在英国代表团中的职务并埋头写作《和约的经济后果》 213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这本书使他在全世 界范围内一夜成名，光是其英文版发行量就达到了 84000 册。该 书对出席凡尔赛和会的几位主要人物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中称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是一 位“又聋又瞎的堂吉柯德式的人物” ，而法国首相乔治·克列孟梭 （Georges Clemenceau，1841—1929）则被称为“对法国报着幻想 而对人类则颇有醒悟的人”。除此之外，凯恩斯在书中还痛斥了《和 约》中各项条件的不切实际性。德国在什么时候也不会被容许赚 到足够多的出口盈余来支付人们要求其支付的战争赔偿，即使得 到了这种容许，由此导致的金融和贸易混乱也将会使整个欧洲受 到惩罚。 不再当公务员后，凯恩斯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时间用在 了从事一系列涉及范围很广的活动上：除了写作，他还投身到艺 术之中，帮助设立了艺术联合会（Arts Council）并在 1925 年和俄 国芭蕾舞演员莱狄亚·罗珀库娃（Lydia Lopokova，1892—1981） 结为伉俪；他是一家保险公司和一家很有影响的周刊《新政治家 与民族》（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的董事会主席；他为一 个有重要地位的“财政和工业调查委员会”服务；另外，他还是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董事和财务主管，虽然他已不再是那里的讲 师了；为了补充他从这些活动中所得到的相对来说总量较小的收 入，他还投身于股票交易活动。在这方面他有赔有赚，有一个阶 段还到了需要他的父亲和他在伦敦的朋友们予以接济的境地，尽 管他后来在这方面做得成功得多。1921 年，他发表了《概率论》 （A Treatise on Probability）一书，该书是他在 12 年前就开始准备 的一篇博士论文[237]的修改稿，1923 年他又发表了该书的后续之 作《货币改革短论》 （A Tract on Monetary Reform）。这些著作进一 步加强了凯恩斯的学术声望，帮助奠定了他与常规经济学准则之 214

间的下一次重大冲突的基础。这次冲突就是在有关恢复英镑的金 本位制一事上的冲突。1925 年，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温斯顿·丘 吉尔（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通 行的平价标准（即 4.87 美元兑一英镑）恢复英镑的金本位制。在 一篇题为《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的小册子中，凯恩斯指责说：因为当时对英镑的估 价高了大约 10%左右，所以这一政策注定会导致更严重的通货紧 缩。他嘲笑说丘吉尔“不具备避免犯这一错误的本能判断……[他] 被常规金融理论的喧嚣声搞聋了；并且受到了他的专家们的严重 误导。” 1930 年，凯恩斯出版了他的《货币论》 （A Treatise on Money） 一书。这本书中已经包含了后来出现在《通论》中的许多关键思 想，尤其是对萨伊定律的抨击。 “也许可以设想——而且人们经常 设想——投资总量必然等于储蓄总量。但是，进一步反思就会发 现事情并非如此。”不过，凯恩斯思想的充分展示还要再等六年以 后，这六年间，在经历了大量针对《货币论》提出的批评之后， 凯恩斯也对他的思想做了进一步提炼和升华。直到 1936 年，他的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at，Interest and Money）才问世。 1939 年，当战争再次爆发的时候，凯恩斯回到了财政部，出 版了一本很有影响的题为舶《如何支付战争开支》 （How to Pay for War）的小册子。其主要意图在于提出一个项目，以便既能为英国 的战[238]争努力提供财政支持，又不导致通货膨胀，他在这本小 册子中倡导的办法就是实行强制储蓄。到 1943 年，他已经开始展 望战后的事情了，并为此以备忘录的形式写下了《长期充分就业 问题》（The Long Term Problem of Full Employment） ，其中认为也 许有必要使“总投资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是由公共或半公共机 215

构使用或是在公共或半公共机构的影响下形成的，从而表明他一 直在担心可能会出现不利于维持充分就业的需求不足。不过，此 后在百忙之中凯恩斯一生的其余时间中，他对英国的政策作出的 主要贡献却在于他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所起的领导作用。这些谈 判最初从就持续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始终的“美国给其盟国的借 贷”支持进行的讨论开始，随后转到了有关美国应当在 1945 年批 准给予英国一笔战后特殊贷款的那些议题上。在完成这些任务的 同时，他还承担了作为 1944 年签署的《布雷顿森林协议》的主要 设计者之一的角色，正是这个协议设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和“重建与开发银行（世界银行）” ，并且为 1945 年后的世界创立 了国际经济框架。长期持续不断的艰苦工作使他精疲力竭，再也 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健康乐趣，1946 年春，凯恩斯去世。 凯恩斯在其有生之年撰写的著作，确实可谓卷帙浩繁；而且， 毫无疑问，他一生都坚持不变的那些思想观点确实是逐渐形成的， 有些还是经过反复精心思考的。然而，他最终实际向政策制定者 们提供的关键经济信号，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信号。它 实质上是一个与萨伊定律反其道而行之的信号。没有理由能够说 明为什么经济活动总会为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就业创造出充足的需 求。尤其是，虽然每个人的现实支出不得不成为别人的收入，但[239] 是，对于其收受者打算将其储蓄起来的那种收入来说，情况就并 非如此了，除非恰好有一些与这种储蓄计划相协调的投资意图。 假若投资意图弱于储蓄意图，就会出现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则 将导致需求不足。最终，作为一种会计结算特色，投资和储蓄—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借人和借出——双方还必须相协调。但是， 它们之间的协调却很可能会是在这样一种层次上的协调：整个经 济不能够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相当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厂房、 机器和其他生产设施都处于闲置状态。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要 216

保证国家能够正确地应对和处理需求不足，而正确应对和处理需 求不足的办法，则在于要从打算储蓄的那些人那里借得比私营部 门打算投资的数额更多的资金，并将收益都用到当前的消费中去。 通过这种办法，可以保障经济活动的生产能力能够得到充分利用。 值得强调指出的是这种构想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观点之间的 不同之处。诚然，新古典主义者们确实也承认存在着商业周期这 么一个事实，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些周期只是一种充分就业均 衡状态的暂时中断，市场自己必然会自动使这种被中断的均衡得 到恢复。这种恢复，将作为下降的工资与较低的利率两者之间自 然而然相结合的一种结果而发生，而这两者之间的自然结合将既 会鼓励扩大就业，也会鼓励更高水平的投资。如果失业和消费不 足还会持续存在，那是因为降低工资的灵活性还不够充分，解决 问题的出路就在于劝说劳动力接受削减工资的做法。 与此相反，凯恩斯论证说：虽然这种做法对个别工人或企业 来说也许会有所助益，但如果将其应用到整个经济中去，就会存 在一种合成谬误。降低工资的结果将远不是使事情得到改善，而 很可[240]能是进一步减少了整个经济的需求总量，从而使需求不 足比以前更加严重。凯恩斯承认，如果总体物价水平的下降速度 能够像工资下降速度一样快，那么，随着低物价和低工资一起恢 复到原来的状况，上述不良结果也许会得到减缓。这就是所谓“庇 古效应” （Pigou effect），这种效应会因为下述事实而增强，即：下 跌的物价将会使经济中存在的任何闲置的现金结存升值，从而鼓 励人们把这些闲置的现金用掉。不过，凯恩斯仍然断言：虽然对 低工资和低利息成本作出响应的那些企业也许会对扩大需求起帮 助作用，但是对国家来说，依然很有可能通过在向公众借款之后 将钱花在公共工程或其他支出形式上，从而在“扩大需求”这件 事情上发挥作用。另外，下跌的物价需要由提高实际偿还借贷成 217

本来支撑，从而造成了一种需要由国家干预来予以抵消的额外的、 影响重大的通货紧缩性因素。 来自凯恩斯的这一提议，还冒犯了受到新古典主义支持的另 一个历史悠久的信条，即：政府预算应当像一个慎重小心、精打 细算的家庭预算那样是一种平衡预算。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亚 当·斯密。亚当·斯密就认为： “在每一个私人家庭中属于精明审 慎的行为，在一个广大的王国中也很少会成为荒唐愚蠢之举。”当 许多经济学家都承认扩大了的政府支出也许会在短期内奏效的时 候，他们都只是把这当作一种不可能提供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的 治标之策来看待的。这种理解方式，在那种认为公共工程只会把 储蓄和劳动力从私有部门分流出去的所谓“财政部观点” （Treasury View）那里又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因为在财政部存在着一种共识， 认为公共工程的生产率总是比私有部门低，因而把储蓄和劳动力 [241]从私有部门分流出去的结果只会是使局面变得更糟。与此相

反，凯恩斯指出：由于企图通过削减开支来保持预算平衡的做法 将使商业信任消失并加剧经济衰退，其结果只能使恶劣的局面变 得更加恶劣，就像在经济衰落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曾经明白无误地 发生过的事情那样。 至于因为物价水平的下跌提高了现金结存的购买力而带来的 好处，凯恩斯同意说这也许会以下述方式起作用：通过朝一种积 极的方向来影响人们的流动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来提高人 们愿意借出的现金的总量，从而降低利率并鼓励投资。但是，他 认为，通过“增加货币供应从而降低利率”这种国家行为，也可 以取得同样的效果。不过，这些政策本身究竟会在多达程度上富 有成效，是有其一定的限度的。如果没有投资机遇，其结果也许 只会是积聚起更多的闲置现金结存。无论是否有削减工资相伴随， 除非由国家造成的开支被用来填充差距，否则经济将难以被激活， 218

与之相伴随的还会有长期失业和资源利用不足。 在古典经济学体系中，决定国民收入波动状况的是就业水平， 就业水平反过来又由实际工资水平所决定，而流通中的货币总量 则决定着物价水平。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是由利率造成的—— 在萨伊定律看来，假定国民收入是围绕由商业周期造成的平均值 波动的，就总会实现这种平衡而不致造成资源闲置。在凯恩斯理 论体系中，这种平衡是决不可事先假设的。虽然从过去的事实来 看，作为一个决算问题，储蓄和投资总是会彼此相等的，但是， 只有当采取了一些独立的措施来确保经济生活中有足够的需求以 保持所有的生产要素都能被充分利用的时候，才能够在一个足够 广泛[242]的范围内保证实现充分就业。如果每一种有助于增加需 求的变化都会撞击并激发出一种“乘数”效应，亦即每一项新增 加的开支都能够进一步引起新一轮的附加开销，就更容易实现上 述事态（“乘数”这个概念是理查德·卡恩[Richard Kahn，1905— 1989]对凯恩斯思想作出的一个贡献） 。而且，凯恩斯论证说，利率 是由货币供应量决定的，而不是由投资资金需求与储蓄的可利用 性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决定的。 凯恩斯的分析所具有的革命性本质是显而易见的。按照凯恩 斯的揭示，大萧条决不是由一种具有自我矫正功能的体系的暂时 失衡造成的后果，而是由诸多结构性的缺陷造成的后果。但这些 结构性的缺陷并非一些不可补救的缺陷，恰恰相反，一旦人们认 识到了缺陷之所在，补救办法就会既比较简单也不那么痛苦。不 过，凯恩斯的影响远不仅仅止于改变经济政策处方。它还使经济 理论由以影响现实世界的那种路径发生了重大转移。在凯恩斯之 前，经济分析所关心的主要是在价格理论、价值和分配等等话题 下面来描述如何有效地配置资源，并且所有的描述都以服从局部 或总体均衡的需要为基础。一言以蔽之，以往的经济分析几乎全 219

都是有关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而从凯恩斯往后， “宏观经济学”这 个由创造了“计量经济学”一词“的拉格那·弗里希创造出来的 词——但是直到 1930 年代才创造出来——开始占据主导地位，经 济学关注的焦点开始放在国民收入的构成和实现充分就业问题上 了。在凯恩斯之前，大多数经济理论都只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可靠 性，因为这种理论虽然能够声称自己是可以从一系列假设的前提 中合乎逻辑地推论出来的理论，但是，由于它的分析远离现实， 便很难对它[243]进行经验性的检验。这些特点，很清楚地说明了 为什么从寻找政策处方的目的来看这种理论的时候，它就没有什 么价值了。凯恩斯革命之后，至少是宏观经济学与政策制定者们 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多了。由于它所关注的那些主要总量可以很 容易地和国民核算概念联系起来，所以也很便于度量，从而相应 地向那些不得不就经济该如何运行进行决策的人们提供了有用的 帮助。 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在凯恩斯之前，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在于稳定价格，而用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在很大程度上都是 一些自我调控式的货币金融行为，把降低实际工资当作在发生经 济衰退的时候劳动力资源借以赢得市场的一种途径。在凯恩斯之 后，那种认为有一种会自动实现稳定的过程在起作用的观念便消 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至少在货币主义出现之前）：以国家行为来 维持充分就业，成了首要的政策目标。还有，对货币政策的态度 也发生了改变。过去，至少因为对货币供应所能提供的货币总量 和经济产出水平之间的联系缺乏明确的认识，储蓄和投资之间的 平衡被视为是随利率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人们一直在很大程 度上认为货币所起的作用是一种中性的作用。凯恩斯之后，人们 开始认识到流通中的货币总量才是经济活动总量的首要决定因 素，利率水平是受政策决策影响的，而不是什么对市场上的资金 220

供求关系起平衡作用的东西。在社会态度方面也发生了变化，尤 其是在那些与对节俭的看法有关的态度上更是如此。与主张实行 平衡预算的观点相互呼应，长期以来，节俭一直被人们当作首要 的美德。凯恩斯的分析则向人们表明：开支造成收入，当出现资 源闲置和失业的时候，公共的和私人的节俭就都不再成其为一种 美德。与此[244]相类似，受到削弱的还有一种有时候被古典经济 学体系用来为收入分配不公做合理性辩护的观点，那种观点认为： 富人会比穷人储蓄得多，因而必然会留下较多的可用于投资的资 源。 正是所有这些变化所涉及的范围，清楚地表明了凯恩斯所取 得的成就的广泛性。在凯恩斯之前，也有一些人预料到了许多最 终以《通论》中的成果表现出来的思想。但是，除了在像瑞典这 样的地方有一、两个例外之外，相对来说，他们的思想对广大经 济实践者们（更不要说对无论是以政治家身份还是以公务员身份 负责公共事务的那些人）的影响都是无足轻重的。由大萧条引起 的种种问题的严重程度（尤其是在美国和德国这些受大萧条危害 最深重的国家），使那些面临处理这些问题的任务的人们采纳了凯 恩斯作为实践上必不可少的事情提出的一些救治办法。其中包括 诸如“赤字财政”这样一些政策，这种政策之所以必要，是因为： 一方面，有许多迫不及待的开支理由要求必须开支；另一方面， 却又不具备足够的税收基础来增加储备以支付开支。然而，这些 政策的实行，却都是在没有从理论上对正在做的事做任何明确的 合理性论证的情况下进行的。结果是，尽管实际后果是明显有益 的，但是，所采取的许多救治行动却还是遭到了诋毁和攻击，被 诋毁和攻击的理由就是：这些行动缺少理论上的合理性证明，所 以仍然是一些被误导的、错误的行动。甚至直到 1936 年，富兰克 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h，1882—1945），即实行罗斯福新 221

政的美国总统，还对当时 3.5 万亿美元的联邦赤字感到惊慌，因而 削减政府开支，紧缩美国经济，导致国内生产总值在 1937 年到 1938 年之间下降了 4%，工业产值下降了将近三分之一，失业率从 14.3%上升到了 19%。自[245]从凯恩斯思想的全部重要性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最初的几十年中被美国人所接受以后，就再也不允许 发生这些事情了。凯恩斯的伟大成就在于：他不仅富有说服力地 构想出了与他的名字相连的那些思想，而且还拥有广泛的关系， 占据着关键位置，赢得了掌权者们的倾听，从而使他能够把自己 的思想在世界上广为传播。

凯恩斯思想的传播 凯恩斯所具有的那种与别人一道共事的能力，从来都是他的 伟大之处之一。虽然他是他所发动的那场革命的主谋者，但他在 发动这场革命的过程中始终都得到了来自一大批助手的巨大帮 助。这些助手中的许多人（虽然不是全部）都来自剑桥大学，其 中包括理查德·卡恩、詹姆斯·米德、琼·罗宾逊、皮鲁·斯拉 法、拉尔夫·霍特里和丹尼斯·罗伯逊。如我们所知，这些人都 各从自己的角度对经济学做出过重要贡献。与这些人的接触，对 于凯恩斯思想的传播很有帮助，不过这种帮助作用却是在相对较 晚一些时候、当人们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最严重的经济 状况之后才有的事。当《通论》在 1936 年问世的时候，大萧条时 期中最糟糕的阶段已然过去了，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正在逼近。 因而，凯恩斯革命对当时经济的复苏所起到的引导作用的程度是 有限的。比之于固守金本位国家集团的那些国家的经济来说，那 些相对较早地通过货币贬值而掌握了竞争优势的国家——如英国 是在 1931 年、美国是在 1934 年——的经济状况要好得多，前者 222

因受金兑换标准的影响，直到 1936 年出现利昂·勃鲁姆（Leon Blum，1872—1950）的人民[246]阵线政府为止，其经济一直都处 于一种更加严重的停滞状态。 “不过，为所有西方民主国家所采取 的那些政策之所以会被采取，在很大程度上却并不是出于什么清 楚明白的理论考虑，而是受当时各方面环境逼迫的结果。 然而，1930 年代却是经济学家们，尤其是年轻的经济学家们 逐渐归附凯恩斯式思想方式的年代，这个进程在美国显得尤其突 出。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由此前在华盛顿开展的一 场具有开拓性的有关经济衰退的成因的争论造成的结果，那场争 论是以雷克斯福德·盖伊·特格韦尔（Rexford Guy Tugwell，1891 —1979）这样的人为领头人的，而特格韦尔的思想方式所具有的 务实性和统计学取向，比传统经济学家们要多得多。因而，至少 就罗斯福新政初期那些年来说，凯恩斯的影响在学术界中比在美 国政府中传播得更快一些。1933 年末，凯恩斯曾以在《纽约时报》 上发表的公开信的形式向罗斯福总统提出呼吁，信中“全面强调 了以借贷方式为政府开支提供财政支持以扩大国民购买力的绝对 必要性”。比之于随后与美国总统之间那次不很成功的会晤来说， 这封公开信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反应。 但是，在学术界，尤其是在哈佛大学，由于阿尔文·哈维·汉 森（Alvin Harvey Hansen，1887—1975）在其中所起的特殊重要作 用，对凯恩斯思想的反应却要有利得多。汉森起初对凯恩斯的思 想是抱怀疑态度的，他当时说《通论》 “从为一种‘新经济学’奠 定基础的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一个里程碑……与其说它是一块可 以在其上建立起一门科学的基石，不如说它是一种经济学倾向的 征兆。”然而，在经过进一步反思之后，他改变了看法，变成了凯 恩斯思想最[247]坚定的鼓吹者之一，并且在他 1941 年出版的《财 政政策与商业周期》（Fiscal Policyand Business Cycles）一书中清 223

晰地概括总结了他的观点。1947 年保罗·A.萨缪尔森的《经济分 析的基础》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Analysis）一书的出版，对在 数以百万计的经济学凄业学生中传播凯恩斯的思想起了更加重要 的作用，在这本书之后，1948 年他又出版了《经济学》 （Economics） 一书，从 1985 年第 12 版起，该书开始变成与威廉·D. 诺德豪斯 （William D Nordnaus，1941 年出生）合著。 但是，在美国，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在对凯 恩斯经济政策思想的看法上，仍然有许多陈腐的观点，它们或者 是对之持怀疑态度、或者是持明显敌对的态度。虽然社会主义在 美国从来都没有真正成为对共和主义思想的威胁，但是，当时还 是有一些人认为凯恩斯的观点为集体主义和国家干预提供了一个 令人反感的聚合点。这种看法促成了在一定程度上以 1932 年出版 的一本题为《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 （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Property）的书为重要依据的对有关大萧条的成因的另一种 解释。该书作者是一位叫阿道夫·A.勃利（AdoffA.Bede，1895— 1971）的律师和一位叫嘎迪奈尔·C.米恩斯（Gardiner C.Means， 1896—1988）的经济学家，书中指出美国在何种程度上已经远远 背弃了古典理论所假定的充分竞争条件，变得与具备充分竞争条 件的经济毫无相似之处。据书中估计，最大的两百家非银行公司 所拥有的非银行资产几乎占了全国非银行资产的一半——几乎占 全部国民财富的四分之一。这些公司的管理权，主要掌握在拥有 自我选举权的董事会手里，而广大股东们则被置于被动的或甚至 无足轻重[248]的地位。这些无可辩驳的事实促成了一种看法，即 认为：关于]930 年代持续不断的经济停滞状态的解释，也许应当 从当时现存的以公司化集约经营和垄断的方式表现出来的那些正 统准则之中来寻找。这种看法，又因下面这个事实而得到强化， 那就是：裁员和失业现象在那些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大公司比在 224

充满高度竞争性的农业中更容易发生。由此带来的实际后果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中止的反垄断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又重 新得到强制实行，并且至今是美国工商业政策的一个显著特征。 在关于“造成大萧条的原因究竟是不是由于信贷创设太多而 不是由于信贷创设太少”这个问题上，也存在着值得注意的不同 意见。有一个很有影响的思想流派认为：过分便宜的信贷酿成了 过度的股票投机，为形成 1929 年的股市暴跌提供了台阶。他们担 心的是：如果中央银行在物价刚刚开始下降的时候再次插手扩大 货币供应量，其后果可能是又一轮以另一轮经济衰退为后果的过 度股票投机。因此，救治的办法就是要允许对过度扩张的企业加 以清算，来实行一场清洗整肃。 尽管当发生凯恩斯革命的时候在常规经济学家们中间有这么 一些反应，但是，还是有一些早就手握权力且富有影响的归附凯 恩斯思想的人开始采取措施来改变]930 年代的局面了。其中一人 是罗伯特·布赖斯（Robert Bryce，1910 年出生） ，他既在剑桥也 在哈佛读过书，他对加拿大政策产生的影响，帮助加拿大在与大 萧条的抗争中取得了与瑞典在这方面的斗争中曾经得到的成功有 些相似的成功。另一人是劳克林·柯里（LauchlinCurrie，1902— 1993），他 1934 年出版的《美国的货币供应和货币控制》 （The Supply and[249] Control of Money in United States）在很多重要方面都预料 到了凯恩斯的思想。然而，对于把凯恩斯思想和那些懂得如何贯 彻凯恩斯思想的经济学家们推上权威宝座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来临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因素所起的作用都大得多。其中部 分原因，在于（如我们在前文已经考察过的那样）与凯恩斯革命 同时出现的在国家统计手段的发展方面取得的良好进展。事实证 明，宏观经济学和在有关国民生产的构成因素方面的详尽知识相 结合，是一种极富威力的力量。能够获得并利用精确可靠的统计 225

数字，这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同盟国利益来说是一件巨大的 好事。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即使是在那些相对先进的国家，经济 规模和经济结构也都几乎是一个完全不受重视的问题。甚至在一 些事关紧要的重大事情上面，也常常缺乏数据。例如，直到大萧 条局面已经出现了很长时间以后，美国都还一直没有有关失业水 平或失业分布状况的数据。”迅速弥补这些缺陷，便成了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为充分发挥美国经济潜力的作用所需要解决的重大事 项之一。一旦有统计数据可以利用，由罗伯特·罗伊·内森（Robert Roy Nathan，1908 年出生）准备的“胜利方案”（the Victory Progranane）便清楚地说明了美国经济在 1930 年代的表现是何等 低劣，从而表明经济产值何以可能实现事实上从 1939 年往后确实 实现了的那种巨大增长。英国在这方面取得的类似的进展，与德 国在这方面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德国，缺乏任何可比数 据便意味着纳粹政权无法精确估量他们的经济所具有的最大生产 潜力。其结果是他们大大低估了这种潜力。”由于不知道资源正在 被如何利用，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民用消费和对民间人力 的使用始终都[250]高得难以控制。正像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 一书中所说的那样， “没有二十世纪的这一伟大创举……宏观经济 学将会在一片杂乱无章的数据汪洋中漂泊”，“就像纳粹政权实际 上所处的那种境况一样。 因而，在美国和英国都节节胜利的为战争作出的努力，大大 增强了本来十分适合当时的集体主义情趣的凯恩斯思想的可接受 性。这两个国家都在成功实现经济巨大增长的同时把通货膨胀控 制在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情形——尤其是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美国的情形——好得多的状态。在大西洋两岸，因战争而高涨起 来的种种期望都在有关“充分就业将成为将来的一个重大政策要 226

点”的宣言中得到了反映，尽管 1946 年出台的美国《就业条例》 （Employment Act）冲淡了这些宣言——在那个条例中，“就业” 只不过是一种目标，而且从那以后还仅仅是对那些“有能力、愿 意并追求就业”的人来说的目标。与此同时，伦敦则正在为实施 《贝弗里奇报告》 （Beveridge Report）做准备——威廉·贝弗里奇 （William Beveridge，1879—1963）自己把这个报告作为附录收入 在其 1944 年出版的《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一书中，其中建议把 3%的失业率作为一个目标。 3%这个数字很快就成了后来的政府政策参照点。 随之而来的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凯歌 局奏、如日中天的巅峰时期。在这两个十年中，不仅是发展中国 冢，而且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都既实现了比在以往任何持续发 展时期曾经达到过的增长率都高得多的增长率，又实现了比以往 仕何持续发展时期中曾经出现过的失业率都低得多的失业率。此 [251]前经济受到严重破坏的那些国家，不仅迅速得到了复苏，而

且迅猛发展，经济扩张的速率比英国和美国更快。总的来说，北 欧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的累积增长率是 4.6%。美国这方面的 数字是 3.9%，亚洲各主要国家的这方面数字是 5.2%。同一时期中， 上述各家的平均年失业率分别是 2.4%、4.6%和 1.6%，虽然最后一 个数字只是与日本有关。这是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好的业绩水平。 在 1870 年和 1913 年间，全球总产值的累积增长率是 2.1%；从 1913 年到 1950 年，累积增长率只有 1.9%。从 1950 年到 1973 年，累积 增长率是 4.9%，几乎是此前 80 年中曾经实现过的累积增长率的 2.5 倍。 这些数字也许是衡量凯恩斯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的最好尺度， 虽然随后出现的衰退表明凯恩斯革命所形成的体系既有其长处也 有其弱点。在 1970 年代表现得那么突出的对凯恩斯革命的看法的 227

转变，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与一种理智背景有关的——有些人，他 们从来都不相信凯恩斯所实现的变革有人们说的那么重要，从来 都不相信凯恩斯所实现的变革的方向是正确的。甚至就在集体主 义的战时努力的高峰时期，弗里德里希·A.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1899—1992）就在他的《通向奴役之路》 （The Road to Serfdom）一书中提出警告说，“只有当竞争畅行无阻、亦即只 有当个别生产者不得不使自己适应价格变化而不能够控制价格变 化的时候，价格体系才能够履行其……功能。”部分问题在于下面 这么一个事实之中：凯恩斯的追随者们给凯恩斯思想赋予的左倾 色彩太浓，浓得超过了凯恩斯自己所可能赞同的限度。结果，当 1960 年代人们对中偏左的救治措施的信任开始下降的时候，也就 为在[252]1970 年代放弃凯恩斯主义准备好了场地。然而，人们之 所以对凯恩斯主义的救治办法丧失信任，最紧要的原因还是来自 于诸多事件本身的发展方式，尤其是在美国于 1971 年实行美元贬 值的做法之后——这种做法导致了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的解 体。如果凯恩斯当时还在世的话，他也许会指点政策的航船绕过 前面的礁石，但他却已经在这之前四分之一世纪就去世了。当时 世界所面临的急需关注的问题，已经不同于世界在进入二十世纪 最后二十五年的时候所面临的那些急需关注的问题了。

凯恩斯的遗产 既然凯恩斯革命有那么多的显著成就，那么，在从 1960 年代 到 1970 年代之间曾经那么牢固地树立起来的那么多思想，为什么 会在 1970 年代的前半个时期中（至少就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们所关 心的事情来说）就那么快、那么彻底地随风飘逝了呢？其中部分 原因，与（恰好在种种外部事件导致人们原有的共识破灭的时候 228

登场的）货币主义的强大吸引力有关。不过，这并不能完全说明 问题。凯恩斯主义体系有其伟大的长处，也有其弱点，其中有的 弱点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已经变得日益 明显。别的一些弱点，则是在很久以后、当后二战的货币安排在 1970 年代初期开始崩溃的时候才清晰地表现出来。 较早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在 1930 年代，通货膨胀在各地很少成其为一个问题。相反，在这个 年代的大多数时期中，主要的政策关注都放在对付由价格下跌和 [253]

凯恩斯的遗产 既然凯恩斯革命有那么多的显著成就，那么，在从 1960 年代 到 1970 年代之间曾经那么牢固地树立起来的那么多思想，为什么 会在 1970 年代的前半个时期中（至少就大多数政策制定者们所关 心的事情来说）就那么快、那么彻底地随风飘逝了呢？其中部分 原因，与（恰好在种种外部事件导致人们原有的共识破灭的时候 登场的）货币主义的强大吸引力有关。不过，这并不能完全说明 问题。凯恩斯主义体系有其伟大的长处，也有其弱点，其中有的 弱点在紧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已经变得日益 明显。别的一些弱点，则是在很久以后、当后二战的货币安排在 1970 年代初期开始崩溃的时候才清晰地表现出来。 较早为人们所关心的问题主要集中在通货膨胀问题上。在 1930 年代，通货膨胀在各地很少成其为一个问题。相反，在这个 年代的大多数时期中，主要的政策关注都放在对付由价格下跌和 [253]货币收入导致的通货紧缩问题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

后的一个时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那时人们 229

认为其中的原因应主要归咎于战争状态结束后出现的混乱状态。 然而，经过了紧随战争之后出现的战后复苏时期之后，当真正开 始进入经济增长时期的时候，持续不断的通货膨胀便开始作为一 个相当严峻的挑战显现出来了。在英国 1950 年代初期，尽管事后 物价又恢复到了一个更加平衡的水平，但是， 由于为应对朝鲜战 争而重整军备的做法导致经济负担过重，当时还是造成了物价的 急剧上涨。在法国，在整个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中，价格水平 上涨始终都是一个受人特殊关注的问题。在所有发达国家——其 他国家也一样——都出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如此持续不断的、 物价稳步上涨的状况。 从 1950 年到 1973 年，欧洲的累积平均物价上涨率是 4.2%， 美国是 2.7%，而处于强劲复苏之中的日本经济在这方面的数字则 甚至更大，达到了 5.2%。这些数字，与过去长时期中明显大体稳 定的物价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诚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 过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程度稍低一点的通货膨胀。而且，有些 国家，特别是 1923 年的德国，还经历过因极度通货膨胀而使其货 币完全丧失价值的遭遇。然而，这些通货膨胀都是一些彼此孤立 的事件，而且可以用导致这些通货膨胀的那些特殊环境来解释。 除此之外，虽然物价水平波动相当大，但是，随着金本位制的稳 定性得到确定和体现，价格的上涨部分又会被后来出现的下跌所 抵消。而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出现的那种看起来没完没了的物 价上涨则是另外一[254]回事。 此外，工资成本压力也显得日益沉重，开始成为一个严峻的 问题。这种情况在英国尤为突出。在那里，由于经济绩效相对较 差，导致在工资问题上的共识比在其他大多数发达国家要少一些。 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英国的消费品价格平均上涨率比除法 国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高。一定程度上由于要消化这些压力， 230

英国分别遭受了 1952 年和 1958 年两次年度增长率下降，遭受了 1960 年代中期到后期连续几年很低的增长率。英国低劣的经济业 绩体现了由国际比较表明的其他实质性价格变动。在有些发达国 家，物价上涨幅度高得相当吓人，尤其是在法国，如前文已经指 出的那样，在 1950 年到 1973 年期间，物价上涨幅度达到了年均 5.0%，而德国的年均上涨幅度则低得多，只有 2.7%。这两个国家 之间在几乎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中存在的年均 2.3%的通货膨 胀率差异，不可避免地要求进行汇率调整，虽然事实证明：用消 费品本身价格的上涨状况作为国际竞争力的指南，完全是一种容 易产生误导的做法。日本就属于一个极端的例子，在日本，从 1952 年到 1979 年， 消费品价格年均上涨 5.8%，出口价格年均上涨 1.2%， 而同时英国的消费品价格年均上涨 5.8%，出口价格年均上涨 6.0%。在这些条件之下，日本的出口额比英国的出口额增长得快 得多，并因而导致日本的整个经济比英国的经济增长得快得多， 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这种情况却并没有那么明显地需要做什 么汇率调整。事实上，对国际竞争力来说，真正的决定性因素在 于出口价格而不在于整个经济的通货膨胀率；然而，对于政策制 定者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并不那么容易理解的道理[255]。 由此导致了战后的制度安排中存在的第二重大问题，对于这 个问题，凯恩斯确实难辞其咎，尽管那些主要机构的最终受权范 围并非完全出于凯恩斯的选择。这些机构是作为 1944 年布雷顿森 林协议的构成部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其中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是特别负责平抑汇率的。在有了 1920 年代和 1930 年 代的经历之后，当时的政策制定者们之所以想要确保最大限度的 汇率稳定，是有其当时的紧迫理由的。两次战争之间发生的货币 贬值，对贸易保护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新的制度安排在其 设计上便旨在抵制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汇率灵活性鼓励了动荡的 231

资本流动。当时的美国经济显然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经济，但是， 查对于它的国民生产总值来说，它的对外贸易开放度却比较低， 因而需要将它锁定在新体系之内。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运 行方式，却使它在对那些在平衡国际收支问题上陷入困境的国家 加以惩罚方面比在对那些通过积累越来越多的储备金而获得国际 收支盈余的国家加以限制方面要富有成效得多。由于所有的盈余 （这些盈余特别是由德国和中国台湾于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在 丝毫不受管束的情况下积聚起来的）都必然要通过别的国家的逆 差反映出来，所以，逆差的重负（英国在很多时候都是担当这种 重负最重的国家）就变得越来越不堪负担了。当美国的国际收支 状况在 1960 年代后期开始急剧变化、并在 1970 年代初期出现逆 差状态的时候，事实便清楚地表明美元的价值被人们估计得过高 了。正是这种事态，导致了 1971 年在华盛顿美国商务部召开的史 密林会议（Smithsonian Conference），在那次会议上，美国宣布今 后不再维持“美元和黄金挂钩”这一作为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的 基础[256]的做法。随后，美国取消了它做过的“按照 35 美元一盎 司的兑价或任何其他兑价，为官方性质的外国美元持有者提供黄 金”的承诺。 结果是：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通行的那个虽然固定但其标 界点又可动的汇率体系遭到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从那以后几乎通 行全世界的一种有管制的浮动汇率体系。然而，令人遗憾的是， 在经受过几十年由布雷顿森林协议的制度安排加以实施的管束之 后，许多国家的政府在这些管束消失之后所作出的反应，都是采 取了扩张主义的政策，由此导致世界上的货币供应量巨大膨胀、 全球总产值急剧增长、商品价格急剧上涨。随后，在以色列和其 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的赎罪日战争（即 1973 年 10 月 6 日爆 发的埃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反击以色列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232

译注），导致了近来成立的“欧佩克（OPEC，即石油输出国组织 ——译注）将石油价格从原来的每桶 2.50 美元左右提高到了每桶 10 美元。其结果是把世界抛进了凯恩斯主义体系对之无话可说的 通货膨胀的旋涡之中，从而为随之而来的货币主义开辟了道路。 凯恩斯主义式的制度安排所具有的这些结构性问题，说明了 凯恩斯主义体系为什么是有裂缝的，而这些裂缝则意味着它开始 表现出并不像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了。在这些 裂缝中，最根本的裂缝也许就在于凯恩斯革命既没有提供一条可 通向持续高速增长的途径，也根本就不是真正为提供这么一条途 径而设计的。倘若它的确是为提供一条通向可持续高速增长的途 径而设计的，那么，它可能就能够很好地应对 1970 年代出现的那 些异常问题。凯恩斯的追随者们之所以会在布雷顿森林协议作出 [257]的制度安排解体后各种经济问题成堆出现的时候丧失其理智

上的卓越地位，其中原由就在于他们对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解体及 由此导致的那些问题毫无准备。如此从凯恩斯主义者们手中割让 出的地盘，便由认为控制通货膨胀比保持持续高增长率重要得多 的货币主义者们取而代之了。其结果是：世界综合经济增长业绩 从 1950 年到 1973 年间的年均 4.9%下降到了 1973 年到 1992 年间 的年均 3.0%。尤其在那些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中，问题显得更加突 出。在这些国家中，经济增长率下降得最厉害，从原来的 4.4%左 右的年均增长率下降到了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 事情的真相在于：虽然凯恩斯主义体系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确实曾造成了持续高增长率，但它并不是为实现持续高增长 率而设计出来的体系；它的真实取向在于避免失业现象，1950 年 代和 1960 年代的持续高增长率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它的副产品而 已。凯恩斯考虑的主要问题是要避免再次出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 间出现过的资源浪费和种种悲惨景象，而不在于造成后来出现的 233

持续高增长率，对于后来出现的持续高增长率，他事实上是持怀 疑态度的。正如凯恩斯在他的《通论》中所陈述的那样，他认为， 在一个富有的共同体中，资本的边际效率——或者叫做发达经济 寻求对投资做富有生产率的利用的能力——是注定会趋于下降 的，因为“它的资本积累已然是很庞大的了，吸引进一步投资的 机会所具有的吸引力比较小。的确，在凯恩斯看来，用不了几十 年，当经济增长消逝的时候，经济状况就会达到一个上升后的稳 定时期，那个时候，大多数希望都已得到了满足——事实证明这 种看法肯定是不正确的。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他写道， “经 济问题并[258]不是人类的永恒问题。事实上，凯恩斯确实离谱到 了这样的程度，以致竟然推断说：由于希望都得到了满足，短缺 已不复存在，所以经济学的作用将变得不那么重要。 “如果经济学 家们能够设法使人们把他们看作是像牙医那样并不那么才干辉煌 的人，那就太好！” 不过，在对经济的持续增长所具有的重要性的认识上的这种 错误看法，也可能与和凯恩斯的遗产有关的那些奇怪悖论中的一 个悖论有关，这个悖论就是：与凯恩斯关系最密切的两个国家即 英国和美国，都在战后几十年中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增长业绩最差 的国家。尤其是英国，其在 1950 年到 1973 年期间所实现的累积 增长率只有西欧国家同期平均增长率的三分之二，而美国在此期 间的累积增长率虽然比英国稍高一些，但也比其他发达国家在此 期间的平均增长率低得多。特别是在英国，当经济业绩的落后变 得显而易见的时候，正是凯恩斯传统中的许多有影响的作者都纷 纷提出了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和救治之策。 安德鲁·肖恩菲尔德（Andrew Shonfield，1917—1981）认为， 在保证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合作和相互支持关系方面，英 国的成功程度比其他国家差一些。托马斯·巴洛夫（Thomas 234

Balogh，1905—1985）的看法则更左倾一些，他认为解决问题的 出路在于要实行一种以强有力的收入政策为支撑的更大程度的公 共干预，这个观点总的来说得到了尼古拉斯·卡尔多（Nicholas Kaldor，1908—1986）的赞同。不过，卡尔多更倾向于使用诸如“就 业选择税”（Selective Employment Tax）之类富于革新精神的税收 措施（这种税收措施在当时受到高度赞赏，但如今却被人们普遍 认为其产生[259]的结果适得其反），而不是使用直接干预来实现其 目的。詹姆斯·米德（JalTleSMeade，1907—1995）主张实行各种 收入政策来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他认为国际收支平衡是当时为在 英国实现更好的经济增长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安东尼·克罗斯 兰（Anthony Crosland，1918—1977）写了一本很有影响的书，那 本书在 1956 年出版，题为《社会主义的未来》（The Future of Socialism），书中对英国的经济业绩状况更加漠不关心，他的思想 的主要聚焦点，在于应当如何管理一种工业经济才能使之实现更 大的公平。就这一点而言，他思考的主题在美国的约翰·肯尼思·加 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18 年出生）所做的工作中得 到了反映。加尔布雷思对美国社会以往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批判， 但却并未就从整体上改善美国的经济业绩状况提出什么具体计 划。要而言之，所有这些作者，都并未就他们所关心的英国或美 国经济提出过什么能够真正影响其增长率或其他经济业绩指标的 政策建议来。也许这是衡量凯恩斯本人应对之负责的经济成就的 最好标准，因为没有其他任何标准能够对他作出相同的评价。 因此，尽管人们有可能对凯恩斯的遗产提出很重要的批评意 见，但是，对于这些遗产，还是应当用历史的眼光给以正确看待 的。凯恩斯必然要首先关心如何应对他那个时代最为迫在眉睫的 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世界普遍存在的 经济混乱问题和大萧条问题，而不是在 25 年以后才实际存在的那 235

些问题。在凯恩斯去世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世界经济取得了如 此辉煌的成就，这个事实足以证明凯恩斯为人类福祉作出的贡献。 并不是因为凯恩斯缺乏远见才导致了 1973 年以后所发生的世界 [260]经济业绩滑坡，而是因为在凯恩斯之后没有出现有才能的继

承者能像凯恩斯当年那么成功地处理二十世纪最后 25 年新出现的 那些经济问题。[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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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硬通货

人们应当为有钱有势的人太多地为其自私的目的而 扭曲政府行为感到懊悔。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1845）

硬通货的历史是一个漫长的历史。那些有幸能够继承或积累 起财富的人，总是有一种强烈的兴趣，希望能够看到这些财富的 价值得到保持，特别是希望看到自己的财富中已经以现金或其等 价物的方式持有的那一部分得到保值。因此，在所有社会中，总 有一种来自有钱有势的人的压力，要求把通货膨胀保持在低水平 范畴内并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不过，对属于世界上的借债人的 那些人来说，也有一种与上述压力相对应的趋势，即希望看到价 格上涨成为有助于减轻他们的实际债务负担的一个途径。在这类 借债人中，一般总会看到企业家、农场主和年轻而没有承担责任 的人，就像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 —1925）所发现的在十九世纪的美国所存在的情况那样，他们并 不总会那么容易形成问题。边疆地区欠东部沿海地区的债，东部 的银行家们希望边疆地区用黄金而不是用纸币即美钞来偿还债 务。布赖恩的名言是：“你们不应当把这面荆棘编就的花冠（“荆 棘编就的花冠”是[262]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头上戴的一 种花冠，一般又用来比喻“苦难”或“冤屈”。——译注）压在劳 动者们头上。你们不应当把人类钉在黄金这个十字架上。”这句名 言后来常常被人们引用，但当时它却被当作耳旁风，就像类似的

告诫在将来也常常会遇到的情形一样。美国到底还是采用了金本 位制，而不是采用了布赖恩的支持者们所主张的比较柔软的银本 位制。结果，物价下降了，而债务则相应地变得更难偿还。 不只是个人，也不只是由个人构成的团体才会是借债者。借 债者中还包括国家，尤其是那些陷入战事、总有种种困难而难以 在近期积聚足够的税收来为其支出提供财政支持的国家。就像二 十世纪的两次主要战争和许多较小的国家的情况那样，美国、法 国和俄国革命也都是靠纸币做财政支持的。经济学史和经济政策 的嬗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下述两方面的力量之间的张力锻造 而成的；一方面来自有钱人的力量，他们希望以很高的利率把钱 借贷出动而不希望看到本金贬值，另一方面来自借债者们的力量， 他们所关注和希望的正好和前者相反。 在借债者和放贷者之间起主要中间人作用的总是银行，最早 的银行是在阿拉伯数字的传播使得复式记账法成为可能之后于十 三世纪在意大利出现的。起初的银行都是由私营公司开办的—— 尽管这些银行经常向皇家借债者放贷，并且其中相当多借债者最 后都是信用程度很差的借债者。然而，随着这方面实践的积累， 便逐渐建立起了一家起主导作用的、为其他处理商业借贷和公共 借贷事务的银行提供靠山作用、实质上由国家牢牢掌握控制权的 银行。每一个具有这类中央银行性质的银行是 1609 年建立的阿[263] 阿姆斯特丹银行，跟随其后的是于 1694 年成立的英格兰银行。以 这些银行为开端，逐渐演化出了现代银行业。 但是，银行的作用并不只是从拥有多余资金的一方借来钱并 将其借贷给需要额外财政资源的那一方。银行还创造货币。银行 之所以还创造货币，是因为大多数银行交易都并非以钱币和期票 这类现金形式，而是以支票或别的金融手段的形式进行的。假若 能够维持信用，银行就可以设立一些账户，从这些账户可以开出 238

支票，而支配积累的价值，会达到数位于银行实际向这些账户存 入的现金所具有的价值。而之所以能够形成这样的效果，又是因 为：在支票支付中，实际上只有很小一部分需要用硬币或纸币来 偿付。大多数支票支付只需要将结存余额从这个账户划转到另一 账户。另外，相当大一部分起现金作用的东西实际上是银行纸币， 这些纸币通常（虽然并非总是）只由中央银行发行，它们在货币 金字塔的结构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对硬币币制产生影响。不过，银 行也受到一种重要限制，使得它们只能在一定限度内扩大其信贷 额度而不至于冒破产的风险。它们必须使它们的信贷创设和它们 随时能够用于满足兑付要求的货币资产之间保持适当比例。它们 必须能够不只是以允许再从它们已经开设的账户中提款的方式来 支付货币，而且还要能够以现金或以（诸如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 之类因可以立即上市而能够起现金等值物作用的）现金等值物来 支付货币。 问题一直很清楚：如果保持这种提防性的比例的需要被忽视 了，这么一种体系就可能被滥用。事实上，从法国革命前发生的 约翰·劳的“罗亚尔银行（Banque Royale）”的崩溃，到像 1991 年发生的“国际信贷和商业银行（Bank of Credit and Commerce International） ”[264]的垮台和 1980 年代发生的尼日利亚中央银行 （Nigerian Central Bank）的暂停兑付，历史已经一再展示了属于 信贷创设方面管理不善、马虎草率的事例。实际上的确既需要有 由中央银行行使的在全国层面上实行的控制和调节，也需要有由 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类的全球性机构实行的控制和调节。当 今，各国中央银行所起的首要作用，就在于作为“最后保留的借 贷者”而发挥作用：即当银行体系面临压力的时候，为保持银行 体系的偿付能力而提供足够的流动资金，其他银行则必须以储蓄 为基础保持最低限度的储备金，并遵从其他预防性的要求。 239

货币政策关注的首要问题，是要对允许银行系统创设额外信 贷的程度予以调控。这一点，在任何时候都会从中央银行那里得 到鼓励——中央银行可以通过提高各结算银行持有的资格保证 金，从而即提高这些银行的放贷能力，又不改变各种防备性的限 制。所有中央银行或所有政府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必须做的事，就 是向各结算银行发售更多的公债。各结算银行由此可以持有的追 加的政府债券，将会使货币基础得到扩大；而结算银行由此可以 依据这个基础安然放贷。与各结算银行因此而膨胀起来的放贷意 愿相匹配的，往往是更低的利率。这种更低的利率既会对借贷者 一种鼓励，也会促成一种增加货币供应以适应货币需求的更加宽 松的金融环境。更加宽松的信贷环境往往会造成更高的增长率和 一种较接近于充分就业状态的情形，但也很容易加剧通货膨胀， 尤其是，如果过度实行这些政策的话，就容易加剧通货膨胀。 由此提出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经济政策应当在何种程度上 对借贷者与放贷者之间的平衡给以影响。一方面是更低的通货膨 [265]胀率，大致而言它将会使现有的财富拥有者受益；另一方面

是更高的经济增长率，总起来说它将会给每个人都带来好处。两 方面之间的平衡点究竟应设在什么地方呢？有关诸如此类的问题 的答案，反过来又受到对下面这个问题的看法的重要影响，即： 人们如何才能寄希望于国家恰当而负责负责自主运用资源和权 力？尤其是，比之于给其他事情的优先地位而言，政府能够在多 大程度上优先考虑维护货币的价值？而这个问题反过来又涉及一 些更大范围的问题，例如：拥有财富的人应当在多大程度上可以 按照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来利用财富而不受国家干预和控制？在 很大程度上可以把经济史看做一个前后相继的试图描绘经济运作 方式的过程，其中对社会各色人等的利益及与此相应的各色人等 对经济业绩的信任都极为重要视。正像亚当·斯密的著作提供了 240

一种反映各新兴工业阶级的利益的学说一样，货币主义及其先驱， 实质上就是财富拥有者们信奉的信条，凯恩斯主义是两次世界大 战之间的动荡和萧条打击最重的那些国家的大救星。虽然并不能 由此得出结论说那些严重受到私利影响的观点必然是错误的观 点，但是，在对待这些观点的时候还是应当警惕一些。 那种认为货币流通量和物价水平的运动有关联的观点有其久 远的历史，其历史可以追溯到让·博丹（Jian Bodin），他曾经指出 过西班牙白银和黄金对欧洲物价水平的影响。洛克、劳、休谟和 坎蒂隆都承认博丹的观点的正确性，这种观点也是人们公认的诸 如李嘉图、穆勒、西尼尔等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们的思想背景的构 成部分之一。整个十九世纪期间，在英国、法国和德国，都有许 多人曾试[266]图更精确地确实货币和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但最 终成功地提出了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构想的人却是一个美国人 即欧文·费雪。这种构想即他的“交换方程式”（Equation of Exchange）。 欧文·费雪在很多领域都是颇有成就的知名人物。他真实是 一位数学家，后来又是一位先驱性的计量经济学家、指数和一种 卡片索引系统的发明者，他这种卡片索引系统卖给雷明顿·兰德 赚了很大一笔钱。他还是一个优生学家、一个热诚宣传禁酒令的 积极分子和一位股票投机商，所说由于直到 1929 年秋他还在纽约 股票市场上下了很大的投资，所以损失了 800 万到 1000 万美元。 1898 年，当时才 31 岁的他便被任命为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正是在这个岗位上，他于 1911 年发表了他的《货币的购买力》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Money）一书。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交换方 程式”，即： P＝（MV＋M’V’）/T 其中，P 代表物价，M 代表流通中的纸币和硬币的数量，V 241

表示周转率，M’表示活期活期存款账户中的可使用资金，V’表示 活期存款的周转速度或周转率，T 表示交易量，或者更广泛地讲， 表示经济活动。在随后许多讨论中，MV 和 M’V’之间的区分常常 模糊不清，因此这几种因素之间的关系便显得更简单了：P＝ MV/T。因此，这个公式也就等于说：如果交易总量至少是在短期 内是相对持续不变的话，那么，流通中的活期存款的周围速度就 保持稳定；因而，在经济活动总量不变的情况下，货币供应即Ｍ 的增加将会自动导致物价水平发生或多或少与之相似的上涨。假 若这种构想正确的话，那么，为维持物价稳定所必须做的唯一的 事就是：经济[267]中的运作方式，要能够使货币供应量Ｍ和经济 活动总是Ｔ之间的关系保持持续稳定，或尽可能与经济总产值的 实际增长率相接近。 这是一种很简单但却很有说服力的思想。它很容易理解和掌 握。它看起来比较容易贯彻实施。它所意味着的那些政策举措， 不仅很容易得到大多数有钱有势的人的由衷拥护，而且也会得到 其他有赖于货币保值的人的由衷拥护。然而，这些政策在实践中 究竟是否能够像它们在理论上那样成功，究竟能否对整个人类带 来福音而不只是给那些已然生活得很好了的人带来好处，还有待 时间的检验。

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 “货币主义”这个词语是直到 1968 年才由卡尔·布伦纳(Karl Bnmner，1916—1989)概括提出的一个词语。最终形成货币主义的 那些思想的发展所受到的重大影响，来源于许多不同方面。其中 有些影响起源于欧洲诸如古斯塔夫，卡塞尔（Gustav Cassel）之类 的人物。作为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教授，卡塞尔 242

和他的学生们一样，都属于曾经指导瑞典经济成功度过两次战争 期间的萧条时期的那群具有非凡才华的人中的一员。卡塞尔提出 了“购买力平价理论”（Purchasing Power Parity Theory），该理论 后来成了国际货币主义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这种理论宣称它证 明了这么一个道理，即：不同货币之间的汇率均衡，必须反映各 种货币在其国内的当地购买力，因而，任何企图改变对等性的做 法都将成为[268]自毁长城的事情。别的思想来自美国。威斯利·C. 米切尔（WesleyC.Mitchell，1874—1948）是一个强烈提倡把经济 学当作一种谨慎的经验性工作来做的人，他在 1913 年发表的《商 业周期论》 （Bussiness Cycles）一书中提出了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 那种理论认为，尽管各种商业周期之间确有一些共同特征，但是， 每一种商业周期实质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因而并没有什么可以对 所有商业周期都做出解释的一般性商业周期理论。”假若此论不 谬，那么，相应地也就不存在什么普遍适用的医治方案，例如可 以用来有效地医治需求不足的方案就是如此。不过，许多对货币 主义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思想还是来自两种互不相同的来源，其各 自关键代表人物都聚集在美国。其中一种来源的代表人物来自维 也纳大学，另种来源的代表人物来自芝加哥大学。 紧接着边际主义革命创始人之一卡尔·门格尔之后，奥地利 便作为一个很有影响的经济学思想发源地而树立起了它的杰出声 望。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们精致的经验主义已成过去。取而代 之的奥地利的大经济学家们主要关心的则是纯理论，更具体地说， 他们主要关心的是纯经济理论中涵盖了比较静态学、以效用为基 础的消费者行为分析和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的那一部分。受这种 分析所必然蕴涵着的对为实现完全竞争所需具备的条件的要求的 鼓励，他们在总体上对国家干预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具体来说， 他们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学派中的领头人欧根·庞巴维克 243

（Eugen Bǒhm-Bawerk，1851—1914）和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 （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 ，都有在奥地利帝国政府高 官岗位上工作过的经历，其中，冯·维塞尔做过商业部长，庞巴 维克则断[269]断续续做过三次财政部长。他们由此获得的对哈布 斯堡行政管理工作的熟悉程度，无疑也影响到了他们的见解。 庞巴维克对经济理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对资本和利息之间 的关系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利息是放贷者强加给借贷者 一方的一种不正当的索取；与这种观点相反，庞巴维克在其 1889 年出版的《资本实证论》 （The Positive Theory of Capital）一书中认 为：利息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现象。利息的形成，部分原因是出于 时间方面的优先性，部分原因是出于像不确定性这样的心理学方 面的因素，这种因素无论在按照资本主义路线运行的国家来说还 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来说都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冯·维塞尔在他也 是出版于 1889 年的《自然价值》 （Natural Value）一书中提出了一 系列有关价值问题的思想。该书一开始就指出：在任何具有合理 秩序的社会中，必须把相似的相关价值评价分派到所有物品和服 务上去，而不应当考虑这些物品或服务是由市场经济还是由国家 提供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中的主题思想——即一种非市 场经济为实现合理而（如果可能的话）最佳的产出所必须遵循的 运作方式——是在导致货币主义的那种思想流派中贯彻始终的主 题思想之一。与此有关的某些人最终投身到了把这种思想付诸实 践的活动中，其中尤其是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1904—1965）， 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从芝加哥返回当时已经建立了共产党 政府的波兰。 当哈布斯堡王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崩溃的时候，庞巴 维克和冯·维塞尔教过的许多比他们更加杰出的学生都离开了奥 [270]地利，并最终落脚到芝加哥大学。在芝加哥大学，他们看到 244

了在有关市场价值和过度国家干预的危险等问题上与他们在维也 纳的导师们所持的观点相似的观点。这方面观点的早期美国倡导 者有弗兰克·H. 奈特（Frank H Knight，1885—1962）、亨利·西 蒙斯（Henry Simons，1899—1946）、雅各布·瓦伊纳（Jacob Viner， 1892—1970）和詹姆斯·恩格尔（James Angell，1898—1986）。 奈特的兴趣主要在经济思想史和厂商理论，他在这方面的首要贡 献，在于为那些掌管企业的人们区分了可以定量的风险和无法定 量的不确定性，这一贡献发表在他 1921 年出版的《不确定性和利 润》 （Uncertainty and Profit）一书中。他是新古典价格理论的坚定 支持者，他也和奥地利人一样对经验性的调研不感兴趣，但他却 不像奥地利人那样热衷于数学公式。西蒙斯对国家干预持较开明 的见解，因为他当时正准备支持实行一种旨在确保更加平等的收 入分配状况的税收制度，甚至还准备考虑公共所有制。他在他 1934 年发表的一本很有影响的小册子中提出了这些设想，那本小册子 题为《为自由放任政策考虑的一个积极方案：对一种自由主义经 济政策的若干建议》（A Positive Program for Laissez Faire：Some Proposals for A Liberal Economic Policy） 。然而，他虽然在主张严 肃金融纪律的问题上持强硬路线，但是，他却反对对市场运行施 加任何干预。瓦伊纳和奈特一样对经济思想史感兴趣，但他的主 要原创性著作却属于研究国际贸易的著作。他为经济学词汇库增 加了“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这个用语，他和奈特共同 为局部均衡分析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发生的嬗变作出了实质性的 贡献。恩格尔研究的也是国际贸易问题，他在他 1926 年出版的《国 际价格理论》 （Theoryo of International Price）中强调说：在金本位 起作用的情况下，竞争力失衡[271]的问题只能通过改变相互竞争 的国家中的相对价格水平来加以解决。恩格尔还在其 1936 年出版 的《货币行为》 （Behavwr of Money）一书中预言了后来由米尔顿·弗 245

里德曼所做的许多工作，提倡实行同样严格的货币控制。 虽然并非所有后来被称作芝加哥学派成员的每一个名家对属 于芝加哥学派的每一种见解都持赞同态度，但是，所有芝加哥学 派成员各以不同程度对之表示赞同并为该学派所坚定主张的一个 核心观点却是的确早就出现了，当时从奥地利来到美国的那些人 发现：在美国已经有了与这个观点相似的观点。首先，他们坚定 地相信新古典价格理论在解释人们所看到的经济行为方面所具有 的力量。其次，他们相信自由市场在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方面所 具有的效力要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因而，第三，他们都倾 向于支持政府在调节经济方面应尽可能少地发挥作用。当然，这 些观点也是在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中受到普遍赞同的观点，尤其 在美国的商业阶级中更是如此。 加入芝加哥学派的最重要的四位奥地利人依次是：路德维 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0—1973）、约瑟夫·A. 熊彼特（Joseph A. Schumpeter，1883—1950）、弗里德里希·A. 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1899—-1992）和弗里茨·马 克卢普（Fritz Machlup，1902—1983） 。其中，冯·米塞斯是最质 朴的一个人。他之所以谴责社会主义，是因为他相信社会主义没 有合理的定价方法。他是一个极端的自由放任主义者。他在 1932 年出版的《论共同体》 （Die Gemeinschafi）一书中争辩说：即使（实 际上是不可能的）计划能够一下子制止奴役状态，它也既不能像 市场经济那样保证[272]资源的合理配置，也不能像市场经济那样 保证资源配置的稳定性。熊彼特的兴趣和经历则比较广泛，其经 历中包括曾经于 1919 年担任过一段为期短短几个月的奥地利财政 部长。在早年对社会主义有过一段不很认真的兴趣之后，他逐渐 转向了右倾。他的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著作，是他在到达美国之 后于 1942 年出版的题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 （Capitalism， 246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这本书体现了他的思想的最高成 果。在这本书和此前的其他著作中，他——退回到坎蒂隆和萨伊 ——强调了在很大程度上为古典经济学所忽视的一个角色即企业 家的作用，认为企业家在实现经济增长方面是最具活力的角色。 在他看来，利息是由投资者向企业家征收的一种税赋，创新 （innovation）就是以利息那“创造性的破坏之风” （gales of cremive destruction）为基础的。他担心，随着企业的公司化，企业家会变 得黯然失色，经济增长会不复存在；他宣称说： “隐形的、已丧失 功能且处于缺席状态的所有制，并不会像富有活力的财产形式那 样使人重视并催生道德上的忠诚。”与这些观点相一致，熊彼特对 资产阶级国家的好处持怀疑态度而容忍他所相信的那种属于企业 家们必然会努力创造的那种垄断状况，并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喜 欢私人性质的首倡精神而不喜欢集体性的政策。像芝加哥学派的 其他成员一样，他也对凯恩斯持非常批判的态度，指责说凯恩斯 受到了“有用性的祸害” 。 冯·哈耶克是另一个对商业周期理论和资本理论做出过重大 贡献的出色的经济学家和数学家，他提出了一个假设，认为资本 不足是导致经济由盛转衰的下降趋势的关键因素。他后期关注的 话题变得更加广泛，其中他特别关注的，是任何试图对市场自由 加以[273]干涉的企图将会在何种程度上导致专制的结果。由此有 了他在 1944 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 （Roadco Serfdom）这本悲 观消极然而却很有影响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好像是低估了一 种强有力的民主传统对于阻止一个强大的国家必然变成压迫性的 国家来说所具有的威力。哈耶克的主要担心在于国家对自由是一 种威胁，而不在于国家必然会缺乏效能。最后是弗里茨·马克卢 普。他在从事学术生涯之前，曾经在他的家族开办的合伙制纸箱 制造厂有从商的经验。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国际金融经济学和工业 247

组织问题，后一个问题特别涉及到专利问题，围绕这个问题，马 克卢普提出了一套正式的发明理论。 这就是货币主义由以发展起来的基础所在。它是从理智上来 讲很严格古板的一种环境，新古典主义体系在这种环境中仍然比 在别的地方要容易被接受得多。甚至连由张伯伦和罗宾逊在诸如 寡头卖方垄断之类的问题上所做出的一些发展，也因为被认为缺 乏精确性而遭到了奈特和比奈特更晚的包括乔治·施蒂格勒 （George Sdder，1911—1991）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在内的一 代人的拒斥，尽管像罗伊·哈罗德这样的与凯恩斯主义传统关系 更密切一些的其他人，也曾经对寡头卖方垄断理论表示过怀疑— —比哈罗德所表示的怀疑更晚近得多且更激进得多的怀疑是由史 迪夫·基恩提出的怀疑。芝加哥学派从来都不信服凯恩斯在经济 政策问题上的见解——其原由，部分是出于理智基础方面的原因， 部分原因则在于：作为保守主义者，几乎芝加哥学派的所有成员 都不仅难以接受凯恩斯这些见解中所包含的集体主义倾向，而且 对这种倾向感到不安。他们从来都不相信从长远来看对市场的干 预会[274]是有益的作法。因而，当通货膨胀在 1970 年代突然成为 一种主要威胁而凯恩斯主义者们对之缺乏救治对策的时候，对于 芝加哥学派培植了那么久的那些思想来说，再没有比这个时机更 好的大行其道的好时机了。在以新颖且富有说服力的理论方式对 这些思想加以整理和论证之后，这些思想的最高成就即如今人们 所说的货币主义，便不仅在负责调节和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国际 机构中赢得了差不多大获全胜的结果，而且在许多（但并非所有） 发达国家也赢得了这么一种结果。

米尔顿·弗里德曼 248

我们知道，诉诸硬通货，这是一种有其悠久历史的想法。那 些已然富有的人们总是赞成诉诸硬通货，以便其现有财富能够尽 可能多地得到回报。高利率和低通货膨胀率对他们来说有一种明 显的吸引力，也是几乎所有有银行背景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赞同的 一种世界观。一种精明审慎感是不利于赤字财政和宽松的货币政 策的。而且，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倾向于赞成货币主义政策 所造成的那种金融环境的，并非只是那些富有的人。许多比较穷 一些的人，尤其是那些靠固定收入生活的领养老金的人们，也赞 成高利率和由此造成的必然会使其固定收入的效能得到保障的货 币相对稀缺状况。与高利率和一种限制性的货币政策相伴随的高 汇率，其所带来的好处是：降低进口成本，并使出境旅游变得比 较便宜，从而对一种得到人们广泛接受的观点起强化作用——这 种见解就是：如果人们感觉到他们的货币是“坚挺”的，那么， 他们就应当为[275]他们的货币感到自豪而不是赞成一种虽然低但 却具有竞争力的国际价值。因而，当通货膨胀在 1970 年代猛增到 无法控制的地步的时候，希望看到货币的价值得到保护的人就不 只是商业界和持右翼观点的学术界人士了。不过，如果没有米尔 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 年出生）及其助手安娜·雅 各布森·施瓦茨（Anna Jacobson Schwartz，1915 年出生）在其 1963 年出版的《1867—1960 年美国货币史》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1867—1970）一书中提供的理论上和统计学上的支 持和论证，以其标准的形式出现的货币主义思想是不会那么广泛 地为人们所接受的。 米尔顿·弗里德曼出身低微。他的出生地是纽约，父亲是一 个有移民背景的贫寒的干货商。他 15 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但是， 靠自己的能力加刻苦勤奋，弗里德曼在 24 岁就得到了芝加哥大学 的经济学教授席位。从那以后直到 1979 年退休，中间除了因为到 249

威斯康星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做经济学访问学者以及第二次世界 大战期间到政府部门供职而短暂离开过芝加哥大学之外，他一直 都在这个岗位上任职。从 1937 年起，他开始了与国家经济研究所 之间的长时期交往，这种交往一直持续到 1981 年，从而使他不仅 对学术研究界深有了解，而且也深知政策制定部门的情况。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参与开发一种用于检测战时军工生产能力的 方法的工作的过程中，他对统计技巧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并 因而偏离了他的兴趣的主要聚焦点——他的兴趣的主要聚焦点在 于深入详细地分析收入和支出问题。而正是对收入和支出问题的 详深分析，导致他在 1957 年发表了《消费函数理论》 （A Theory of Comsumption Function）一书——在那些最学术化的经济学家们看 来，这[276]本书是弗里德曼的最佳著作。在这本书中，弗里德曼 指出：在凯恩斯对乘数的分析中，许多重要假设从统计学上来说 都是有缺陷的。为说明这个问题，弗里德曼收集并组织了大量经 验数据——这是他所擅长的一种做法。由此引起了他对“交换方 程式”的兴趣，并使他得出了比他以前在 1956 年出版的《货币数 量论》 （Studies of the Quantity of Money）中所能得到的经验数据更 全面的、与数据的业绩状况相关的经验数据。这样一来，也就为 形成他在他与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Anna Jacobson Schwartz， 1915 年出生）合作的、属于他一生中最重要、最有影响的那本书 中提出的那些思想开辟了道路。 在《1867—1960 年美国货币史》中，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提出 了对全世界经济思想具有重大影响的三个重要论断：首先，货币 流通总量和货币收入及价格变化之间有一种明显的联带关系（但 直到差不多两年后，他们才认识到货币流通总量与经济活动的变 化之间有明显联带关系） ，因而，货币供应量影响着价格水平，但 是，除了可能在某一短时期内会影响到实际经济总体的产出量之 250

外，货币供应量一般并不会影响实际经济总体的产出水平；其次， 事实证明这些关系在一个长时期中都是稳定不变的；第三，总的 来说，各种变化，尤其是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作为一些与来自 经济的种种需要不相干的事件的结果而出现的，所以它们才会加 剧通货膨胀却并不造成经济活动水平的提高。 这些观点所具有的富有吸引力的简单明了性显而易见。货币 主义论点的实质在于：对于控制价格和工资上涨来说，没有什么 更复杂的做法会比明显简单的控制货币流通量的做法更有效了。 就[277]理想状况来说，当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与经济总量的增长相 等时，会形成零通货膨胀的局面。由于无论是工资还是物价都只 有在有追加的货币为其提供财政支持的时候才会上涨，所以，除 非有更多的货币供应，否则工资和物价就都无法上涨。因此，只 要人们能够看到政府是把控制货币供应量放在优先地位的，每一 个人就都会认识到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对自己是有利的，而无论把 通货膨胀率降低到什么程度，也就都注定会得到接受。这些看起 来简单但却富有说服力的处置方案，把许多支持者都吸引到了货 币主义的旗帜之下，从而进一步强化了那种不仅为货币主义者所 持有、而且也为许多其他认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对所有经济财政 实行审慎管理的人们所持有的观点。如果通货膨胀状况失控，那 么，令人讨厌的即使是低水平的或者也许是可以忍受的通货膨胀， 对每一个人来说也都是一种威胁。过度信贷创设（excessive credit creation）正是导致物价急剧上涨的主要原因。 不过，由米尔顿和施瓦茨勾画出其轮廓的货币主义却比为人 们广泛接受的这些认识要深入得多。他们的构想要比这些认识精 确得多。至少与到他们的著作发表为止人们所普遍接受的认识相 比，他们所设想的信贷创设与通货膨胀之间的联系是一种严密得 多的联系，而吸引全世界注意力的则正是这种具有开创性的处于 251

萌芽状态的思想。然而，尽管这种思想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尽管 它具有芝加哥学派为之骄傲的理智上的严谨性，货币主义的这种 强有力的说法及其以之为基础的那种统计学分析究竟是否能够承 当得起人们赋予它的重任，却仍然是一个从未得到确证的问题。 正像相对于经济学中那么多非常重要的思想来说一样，相对于既 在[278]学术界又在政策制定部门都如此惹人注目且大获全胜、简 单但却对许多人来说都富有吸引力的重大预言来说，潜在的事实 要复杂和难办得多。 也许，从长远来看，货币流通总量和经济产出的总价值量之 间确实有一种密切的联系。然而，并不能由此便得出结论说“货 币供应决定国民生产总值的货币价值并进而决定通货膨胀率”是 一条总原则。相反，它所说明的倒很可能是这么一个道理，即： 货币流通总量是随着为各种交易活动提供充足的财政支持的需要 的变化而变化的。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在为交易活动提供的财 政支持足够充足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就很可能伴随着由 其他事件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加剧而出现。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并不 一定是导致物价上涨的原因。 虽然货币存量的大规模变化显然会影响到未来通货膨胀的发 生轨迹，但是，货币存量的微小变化究竟是不是导致价格水平波 动的唯一原因，却难说得多。同样很难看出的还有，货币主义者 们坚持认为在价格上涨率和两年前的货币供应量变化之间始终存 在着的那种紧密共生关系。货币主义者们还宣称说：通过控制货 币存量，就可以严格掌握未来通货膨胀的发生轨迹。经验证据也 表明，这种论点也远不够精确，它实质上夸大了货币主义理论在 预见性方面所具有的准确性。 要想可能正确地确定对货币存量的这种良性调整在数量上的 规定，就必须对货币给出一个清楚的界定。认识到哪种情况明显 252

属于货币发行太多——或更准确地说是属于信贷创设过多，这是 一码事。货币主义者们的下述看法没错，即：如果信贷政策太宽[279] 松、太容易获得信贷，就很容易或者引发资产膨胀，或者使整个 经济因为受（从宽松的货币条件中得到财政支持的）过度需求的 影响而出现过热现象，从而导致货币供应量过大。这是一种大体 上的定量判断。但是，说货币供应量的微小变动会毫厘不爽地造 成通货膨胀率方面的相应变化，则是另一回事了。然而，这却正 是货币主义者们提出的说法。 诸多理由令人对货币主义者们的这一说法难以置信。其中理 由之一，就在于很难精确界定什么是货币、什么不是货币。钞票 和硬币显然是“货币”，但是，这样一来，分界线究竟该定在何处？ 此外还有哪些银行工具和哪些货币市场手段应当被包含在内或应 当被排除在外呢？视把什么计算在内和把什么排除在外而定，各 国都有其互不相同的手段可用。然而，在这些手段中，却从未见 过有哪个手段与随后出现的哪个时期的通货膨胀率之间有什么明 显的密切共生关系。不同的货币供应手段往往各有其不同的作用 方向。对于被视为表述和作用都非常精确的货币主义命题来说， 这是很具有破坏力的一个证据。 对货币主义者们来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在于：无论如何确定 货币流通量，在货币流通量和交易总值之间都并不存在什么恒定 的比率，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货币的流通率可能并且确实会 发生很大变化。 “流通速率” （velocity of circulation）即国内生产总 值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比率远不是一个恒定的常数。例如，在美 国，1970 年到 1986 年间被定义为“M3”的货币供应速率下降了 17％，但是，与十年前相比，1996 年的这方面速率却提高了 22％。 在英国，这方面的波动幅度更是格外变化无常，从 1964 年到 1970 年是[280]上升了 7％，1970 年到 1974 年进一步达到上升了 28％， 253

而从 1974 年到 1979 年却下降了 26％。从那以后，又上升了 82％。 其他国家，例如荷兰和希腊，在流通速率方面的变化幅度也很大， 特别是在 1970 年代。 上述这些波动，有些起因于货币政策的变化，但大部分却起 因于其他原因，尤其是近来出现的一些波动更是如此。这些起因 于其他原因的波动，实际上是金融环境的剧烈动荡造成的结果， 而金融环境的这种剧烈动荡又起因于由撤消对信贷创设的管制所 造成的影响和诸如衍生金融工具之类的新的金融手段的增加。诸 如此类的变化，使得更加难以确定并精确地衡量货币主义政策所 要求的货币供应量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事实上，各地有关货币 供应量和通货膨胀的统计数据记录，都表明了在很少有总体性因 果关系起作用的情况下人们可能预期的是什么。除了在极端严重 的货币和信贷创设过度的情况下之外，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通货 膨胀率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总的来说比货币主义者们所预言的影 响要小得多、不确定得多。尽管有些国家的货币政策无疑确实比 别的国家的货币政策要严紧一些，但是，事实证明，从长期来看， 对于决定货币供应量来说，比之于“紧缩货币供应以控制通货膨 胀”的意图， “提供充足的货币以便为正在进行的交易活动提供必 要的财政支持”的需要是一种更加重要得多的决定性因素。简而 言之也就是说，并没有什么系统的证据可以证明货币供应量的变 化对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率有高度精确的影响关系。 因而，货币主义者以货币供应趋势为基础作出的关于未来通 货膨胀水平的预言，到头来被事实证明不仅并不比那些使用更加 [281]兼容并蓄的方法来做预测的人们作出的预言更准确，反而往

往更不准确，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货币主义者们并没有把他 们的分析和他们提出的处置方案仅仅局限在通货膨胀这个主题 上。另外还有三个领域的问题，也是货币主义者们的思想在上一 254

世纪最后二十五年中对实际政策部门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问题之 所在。这些问题就是有关失业、利率和汇率的问题。 货币主义在失业问题上的看法是：存在着一种“自然”失业 率这种失业率是不可避免的，实质上是供方的各种刚性决定的， 例如各种限制性的实践和工会所拥有的在没有相应提高生产率的 情况下保证工资增长的权力。任何企图通过通货再膨胀来恢复经 济景气程度以使失业率降低到这个水平之下的做法，都必然会使 工资率和物价水平上涨。这些做法并不会使失业者的处境比以前 更好；至于由上涨的物价吸收了的更高的需求水平，其所带来的 结果则是与原先的就业人数相同的就业人数。增加需求的结果只 不过是提高了通货膨胀率。它既不会增加产出，也不会使就业人 数增加。 有时，随着可利用的劳动力的压力加大和失业者数量的减少， 无疑会出现哄抬劳动力价格的过程，工资和薪金也无疑会有所提 高。然而，这并不等于就可以断定说像许多发达国家在 1980 年代 和 1990 年代所经历过的那种失业水平是为控制通货膨胀所必需的 失业水平。同时，说供方的刚性是对降低失业率的主要限制，也 难以令人置信。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说明这些刚性在 1980 和 1990 年代比在 1950 和 1960 年代要明显大得多，总的说来，倒是几乎 比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还要少一些。假若在这整个两个二十 年[282]中有可能把高经济增长率与低失业水平结合起来而同时又 能够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合理的稳定状态，那么，看起来就似乎 很难相信在现在就不可能使这种情形再次发生。实际上，虽然所 有发达国家近些年来都经历了持久不变的低通货膨胀率，但是， 在实行了欧元制的欧洲地区，物价上涨的速度近年来却比别的地 方要更快一些，尽管事实上这些地区的失业率仍然比其他发达国 家的失业率要高得多。货币主义所得到的不幸的胜利之一就在于： 255

它把人们调教得能够容忍种种比在没有货币主义影响的情况下在 经济上可以向往或在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失业水平更高的失业水 平。 货币主义还对利率产生了值得重视的影响。货币主义者们所 提倡的对货币供应量的严格控制，只有在利率被用来平衡相对较 低的货币供应量的时候才可能实现，而这种相对较低的货币供应 则需要以通过提高货币价格来减少对信贷创设的需求为基础。这 一要求，注定必然会对一种正实际利率起保证作用，而这种正的 实际利率则是为保证随时有足够的可借贷资金以满足借贷者的需 要所必须的。据称，任何企图通过降低利率来鼓励扩张的做法， 都会因为放贷人从市场上撤出并直到他们所希望的高于通货膨胀 率的收益水平重新出现的时候才回到市场来而失败。 然而，这又是一个并没有明显可靠的经验证据的论点，也不 是一个与金融市场的实际经验相一致的论点。”连续好多年，在许 多国家，付给存款人的实际利率都是负数，有时候甚至是在未经 扣除税款之前就是负数。诚然，放贷者从来都不认为负利率是公 道的利率，并且常常在出现负利率的时候对之予以强烈谴责。但 是，他们却很少能够改变这种现象。总的来说，他们从市场上撤 出的能[283]力是有限的。不过，高额正利率对投资来说是一种不 利因素，这却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其中部分原因（但却是更 重要的原因）直接因于它们会促使汇率上升。 这就涉及货币主义思想对实际问题的第三方面重大影响，既 对汇率政策的重大影响。货币主义认为，任何企图通过货币贬值 来增强一国经济的竞争力的政策都不会奏效，因为由贬值带来的 通货膨胀式的效果会自动按照国际标准把国内价格水平提高到应 有的水平。这样就会使采取货币贬值政策的国家的竞争力处于一 种并不比其原来的竞争力高的状况，反而会使这个国家面临一个 256

现实的、它不得不与之进行斗争的额外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种观点是一种很容易用历史经验加以检验的观点。在过去 为期不长的几十年中，曾经发生过大量属于实质性汇率变化的事 例，为人们提供了大量可用以对货币主义的这种断言所具有的可 靠性予以评估的经验数据。实际证据无可辩驳地与货币主义的这 种断言正好相反。正如我们在表 2.3 所列举的事例中看到的那样， 其中有许多事例都表明：大规模的贬值即使曾经造成过过度通货 膨胀，也并不能造成足以消除最初获得的竞争优势的过度通货膨 胀来。相反，倒是有大量证据表明：许多互不相同的经济都经历 过的，恰恰是一种正好与此相反的效果。那些实行了货币贬值政 策的经济都趋向于表现出较好的进步势头，因为它们的制造业得 到了扩张，其所生产出的可用以国际交换的商品和服务变得越来 越具有竞争力。 那些享有最初的价格优势的国家，由于拥有竞争力日益增强 的进口节余和出口部门，因而有处于领先地位的趋势。它们的经 [284]济中那些参与国际贸易的部门所具有的急剧提高的效率，为

它们在世界贸易中赢得了更高的份额，从而为它们实现进一步扩 张提供了所需的平台。高速增长的生产率造成了一些条件，使它 们有可能甚至可以体验到比它们那些比较缺乏活力的竞争对手们 更低的国内通货膨胀率。实际上，货币主义政策对受其影响深重 的那些国家的汇率所产生的影响是显著的，但它们所造成的影响 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使这些国家提高了汇率。各有关国家的经济 亦因而遭遇到了全世界最糟糕的景况，即一种由以下情况混合而 成的景况：经济增长缓慢，用以吸收工资和薪金水平上涨的产值 的增幅很低，以及有时比它们那些处于有利地位的竞争对手们还 要高的价格上涨。 因而，货币主义理论虽然以简单而直截了当的表现开始，但 257

是，一旦人们考虑到其论断所包含的复杂含义的时候，它便会以 不怎么有说服力的结果而告终。对于包含在被它断言为各种经济 事件的原因的那些事情与它宣告必然将随之而来的那些结果之间 的那些过度机制，它并没有给予明确解释。凡是能够对货币主义 理论予以经验检验的地方，它所提出的预言总的来说都未能达到 预期的精确程度，从而大大降低了这些预言的价值。 因此，货币主义观点的长处并不在于它所作出的分析或它所 提出的处置方案之中。事实证明，人们能够借以从现实货币供应 量的变化中预测未来发生通货膨胀的轨迹的那种精确性，并不像 货币主义观点的倡导者们所希望的那么高。但是，并不能由此就 说货币主义者们没有什么富有说服力但却更具普遍意义的观点。 货币主义身后真正的吸引力，在于它的那些无疑是正确的观点， [285]即：在过度信贷创设和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之间有一种密切

的相互联系；缺少金融纪律，不仅会使价格急剧上涨，而且会孽 生出浪费和无效率。而这些则将会带来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情。作 为经济方面管理失调的一种结果，现有的富人们也会在其他人所 得甚少或一无所获的同时遭到损失，而如果实行了比较紧缩的信 贷政策，则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 不过，货币主义理论还是对在世界各地为人们广泛持有的那 种赞同实行谨慎的财政保守主义的观点起了强化作用。在对 1970 年代早期的过度信贷创设和随之而来的令人厌恶的滞涨的回应 中，货币主义处于令人瞩目的地位，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决不是 一种巧合，而是由在美元贬值、开始出现汇率浮动的时候撤消布 雷顿森林体系提供的金融纪律所造成的必然结果。不过，寻求解 决在 1970 年代使全球遭殃的通货膨胀问题的需要，却使世界各地 的政策制定者们所使用的用以实现不同经济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的 那些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减少通货膨胀、进而确保不再发生呈 258

指数上升的通货膨胀，显然是一个重要目标，但却并非唯一的目 标。另外，一再降低通货膨胀水平的做法，又反过来对其他经济 目标造成了不良影响。这样说，并不是要反对金融纪律（金融纪 律正是货币主义最有吸引力的方面之所在），而只不过是要指出： 过多的金融纪律将会导致极为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对于这种后果， 那些已经很富有的人们并不会像那些并不那么富有的人们那样有 切肤之痛。[286]

货币主义的遗产 相对而言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期的许多经济理论对实际政 策制定领域的影响都不怎么显著，但是，尽管如此，无论对于凯 恩斯主义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的影响来 说，还是对于作为一种重要势力的货币主义在 1970 年代对知识界 的影响来说，却都远不能这么说。正像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 达国家——在 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期间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 度上可以归功于凯恩斯一样，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中， 货币主义思想也影响了世界经济业绩。 紧跟着 1970 年代初期的通货膨胀经历之后，货币主义的共识 取代以前与凯恩斯的名字相连的那种思想共识的速度之快，令人 注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随后的 25 年中，人们都很少关注货币 供应问题。然而，短短几个月之后，认为货币数量对经济活动和 价格水平有重大影响的观点和认为实现货币政策诸目标的最好办 法在于确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目标的观点“便成了用来判断一切问 题的法宝。到了 1976 年，英国首相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1912 年出生）就已经可以自信地向工党大会保证说再 也不可能在经济衰退中度日了。甚至比这更早一些，诸如彼得·杰 259

伊（Peter Jay，1937 年出生）和萨缪尔·布雷坦（Samuel Brittan， 1933 年出生）之类的英国评论家们很快就断言说：货币主义关于 “理性预期”的观点——即认为“所有的工资要求都将会把现有 的通货膨胀水平考虑在内”的观点和认为“增长应当高于工资要 求”的观点——必[287]然正确的观点。由此得出的推论是：除非 采取严厉的货币紧缩政策，否则，在有关未来价格上涨的问题上 就会出现一种非常令人悲观的状况。 然而，虽然关于“紧缩货币供应可以降低通货膨胀”的观点 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接受，但是，至于能够导致这种效果的那些联 系环节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环节，却并不特别清楚。许多对货币 主义路线持同情态度的很有影响的经济学家，尤其是戴维·莱德 勒（Darid Laidler，1938 年出生）和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 1923—1977 年），都对其中可能包含的转变机制进行过探讨。有关 这种转变的详细过程问题，从来都没有形成什么完全令人信服的 共识。本来人们应当可以认识到这一事实暴露出了货币主义构想 中的一个重要缺陷，但实际上许多人却并没有认识到。货币主义 所传达给人们的实质性信息依然同以前一样。只有控制货币供应 量，才会迫使通货膨胀降低并使世界各国的经济重新获得稳定性， 其中首先是价格的稳定性，但同时也包括产值增长方面的稳定性。 其结果是：在 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采取紧缩货币政策的 国家急遽增多，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随着玛格丽特·撒切尔 （Margaret Thatcher，1925 年出生）和罗纳尔多·里根（1911 年 出生）分别登上首相和总统权位，实行货币紧缩政策的做法显得 更为活跃。撒切尔和里根都对货币主义佩服得五体投地。当基本 利率在英国被抬高到 17%、在美国被抬高到 14%的时候，他们谁 都不曾退缩过。这样做的结果很快便通过产值的下降和失业率的 上升而显现了出来。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在 1980 年和 1981 年 260

都呈下降状态，而失业率则从 1979 年 1.3%上升[288]到了 1981 年 的 2.5%；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在 1980 年和 1982 年也都下降了， 而失业率则从 1980 年 7.6%上升到了 1982 年的 10.7%。尽管相对 来说这些事例都属于货币主义所带来的实际后果的极端事例，但 它们却说明了对这些政策起支持作用的那些思想与作为实行这些 思想的结果而在世界各地造成的那些实际后果之间有什么关系。 从 1950 年到 1973 年，世界经济的累积年增长率是 4.9%，人 均收入的累积年增长率是 2.9%。随后的二十年中，相应的数字分 别是 3.0%和 1.2%。就发达国家的情况来说，下滑幅度更大。在西 欧，年增长率和人均办公自动化增长率从 5.7%和 4.7%分别下降到 了 2.2%和 2.0%。美国的情况也基本相似。增长率从 3.9%下降到 了 2.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 2.4%下降到了 1.5%。在日 本，增长率从 9.2%下降到了 3.5%，生活水平提高率从 8.0%下降 到了 2.8%。在所有发达世界各国甚至比在第三世界各国还要严重，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平均下降到了只有原先一半的水平，与此同 时，作为人口增长的结果，生活水平提高率的下降幅度则更高一 些。 在增长速度减慢的同时，原先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无论 对西方国家还是对日本来说都很少成为问题的失业人口数量的增 加也变成了一个更令人忧虑的问题。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期 间，在共同构成欧洲联盟的那些国家中，平均失业率很少超过 2.0%。到了 1985 年，需要就业的人数的百分比达到了 9.9%，而 且，虽然这个数字在 1990 年曾经回落到 7.7%，但是，1994 年却 又 上 升 到 了 11.1% 的 峰 值 ， 直 到 2001 年 年 末 才 再 次 回 落 到 [289]7.7%。当时，日本的这方面数字是 5.3%，美国的这方面数字

是 5.2%。然而，这些数字本身还是以那些希望就业但却根本没有 就业机会的人为基础统计出来的，因而实际上不理大大低估了问 261

题的实际严重程度，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 的情况相比而言的时候更是如此。因为，这些数字中还没有包含 那些如果能得到合理的工资的话也会希望工作、但由于认为还可 能找到这样的工作而没有真正去找工作的人。这类人的数量相当 大，其中大致包括两类人：一类人是那些往往在不自愿的情况下 就早早退了休的人，受福利陷阱的约束，对这些人来说，工作着 还不如呆在家里划算；另一类人则属于因为对找工作完全失去了 信心而把自己彻底排除在劳动力队伍之外的人。国际劳工组织的 统计数字表明，就欧洲联盟各国的情况来说，在条件合适的情况 下就会回到劳动力队伍中来的人的数量比正式出现在失业者数字 中的人的数量还要多 50%。在美国，社会保障制度使失业的吸引 力比在欧洲要小得多，但是，即使在美国，原先被算在“希望有 一份工作”的人的范畴中的 500 万人，现在也脱离了劳动力队伍。 随着失业人数增加，加上在多数（虽然不是所有）情况下劳 动机会的质量都很差，在整个西方世界，财富和收入分配也变得 更不公平。在美国，经过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期间财富和收入 的分散程度的逐渐降低，比之于穷人得到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富 人得到的收入所占的比例大大提高。到 1998 年，百分之五最高收 入者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例达到了 20.7%，而 1970 年和 1980 年的这方面百分比则则分别是 15.6%和 14.6%。结果，这些最高收 入者们的收入实际增加了三分之二左右，而美国人收入的中位数 则根[290]本没有什么提高。在整个西欧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趋势， 其中，英国表现出的分化程度更是高于整个西欧的平均分化程度。 在英国，从 1979 年到 1994/95 年度，占人口总数 10%的最富有者 们的实际收入增长了 60%多一些，而占总人口 10%的最贫穷者们 的实际收入在不考虑住房成本的情况下也只增加了 10%，如果把 住房成本考虑进去，这些人的实际收入则是下降了 8%。在整个西 262

方世界，都可以看到比这些程度或高或低的状况。 由于发达国家中的失业问题的加剧，使得虽然这些国家在贸 易谈判中取得了包括降低制造品关税在内的许多成功之处，但是， 要想使这些富国在许多关键领域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的进口贸易 实行更进一步的开放政策，却成了一件更难的事情。尤其是对于 与本地那些棘手的选民——例如农民或主要靠那些也可以在低工 资国家以更便宜的价格制造出来的产品为生的人们——的产出形 成竞争关系的进口贸易来说，情况更是如此。在凡是明显存在着 对那些因对进口贸易实行开放政策而被取代的人们来说可供选择 的其他就业机会的地方，要改变这种困难状况就问题可操作得多 （尽管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相反，就像最近的许多贸易谈判 所表明的那样，如果在整个经济中几乎任何方面的就业机会都很 少，抵制贸易自由化的力量就注定会大一些。穷国希望能够向富 国出口的那些商品，是穷国因其便宜的劳动力而具有竞争优势且 为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技术比较简单易懂的商品。不幸的是， 这些商品恰恰正是大多数发达国家最强烈地主张维持其关税或维 持其贸易壁垒现状的商品，例如食品、鞋类和服装类的商品。其 结果是：对较穷的国家来说，要想摆脱许多穷国所认为到的自己 所处的[291]那种低速经济增长、高速人口增长的窘境，就更加困 难了。这类政策所具有的对全世界总人口的影响及随之而来的尽 早将对全世界生态造成的压力，是再明显不过了。 最后，货币主义政策在保持各国经济稳定方面所取得的业绩 也不怎么好，以至由这些政策造成的经济增长率比在不实行这些 政策的时候更低，失业率却更高，它们并没有使经济得到更加稳 步的进步，事实上，1973 年以来，发达国家各国经济所经历的起 伏，可以说比它们在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所经历的起伏更不稳 定。无疑，所有政策制定者们的目标都是要找到某种可以用来自 263

动熨平各种经济总是会遭遇到的那些波动。然而，事实证明，控 制货币供应量的做法，实际上并不比凯恩斯主义时代的财政“微 调”效果更好。 不过，如果说是货币主义思想导致了世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 及由这种下降带来的所有结果（而不是与此相反，认为是其他因 素造成了较差的经济业绩，而货币主义理智方面的感染力与这种 业绩状况并无瓜葛），那么，这种说法是否中肯呢？的确，诱发 1970 年代世界经济状况恶化的一系列事件，也就是诸如在放弃布雷顿 森林固定汇率制之后出现的金融经委破坏和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所采取的提高石油价格的行动之类的事件。但是，却很 难说是这些事件本身使得货币主义的救治对策成了解决由这些事 件所引发的通货膨胀问题的唯一出路。另外，这些证据实际上也 并没有说明那些怀着最大的热情拥抱货币主义的国家就是那些或 者以最快的速度、或者以最持久的方式使通货膨胀得到了降低的 国家。相反，事实证明的却正好是与此相反的结论。挪威（这个 国[292]家诚然是一个小国）在当时基本上是与货币主义潮流对着 干的，但却在二十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既保持了持续增长， 而且是在几乎保持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增长，其经济业 绩无疑比与它规模同样大小的其他欧洲国家要好得多。在环太平 洋地区各国，货币主义从来没有你在西方国家那样得势过，但它 们的经济业绩在 1973 年以后却并没有发生过重大滑坡。除日本之 外，亚洲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在 1973 年以后实际上是呈累进状态， 从 1950 年代到 1973 年之间的 5.2%，上升到了 1973 到 1992 年间 的 5.7%。大多数亚洲国家的经济业绩在 1990 年代都经历了 1997 年的急遽下滑，但从 1997 年以后总的来看，也都得到了迅速恢复。 有人认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是由下述事实造成的 必然结果，即：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已然较高了，比较贫穷的国 264

家因为必然具有种种明显可以用来追赶其富有的竞争对手的道 路，所以它们总是比富国拥有更好的实现快速增长的机遇。然而， 这种论点却是站不住脚的。正像最近几年美国的经验所表明的那 样，富国并不总是会比穷国增长得慢。而且，即使是在最富有的 国家，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人类的欲望已得到满足了。另外， 大多数产值的提高并不依赖于新的技术上的发展。大多数产值的 增长，都是由人们比较熟悉的那些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造成的，对 于这些商品和服务，消费者看起来总是希望多多益善。即使在根 本没有什么新技术可挖掘利用的情况下，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 通过对现有生产技术做更广泛的发扬利用，全球经济也差不多会 继续像以往那样快地实现增长。 因而，在任何重要意义上来说，导致全球经济业绩尤其是导 致[293]西方经济业绩下滑的真正原因都并不在于外部因素。事实 证明：应当对这种下滑负责的是政策的变化。所有这些问题并不 是都应归咎于货币主义的影响，但却很难说货币主义思想没有对 政策制定者们产生重大影响，没有劝说政策制定者们去追求他们 实际上所实行的那些战略——而正是这些战略，把经济目标定位 在了一种与本书所论证的属于经济目标本该定位于其中的那种秩 序大不相同的秩序中。在那些战略中处于突出地位的，就是“征 服通货膨胀”这个目标。这个目标所立足的论点是一个直截了当 地以货币主义原理为基础的论点，那就是：如果能够把物价的年 均上涨率降低到不高于 2.0％或 2.5％，那么，其他经济目标就可 以到位了。 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却并非如此。而且，在经历了 1970 年 代沉重的通货膨胀压力之后，比之于继续实行增长政策并允许通 过提高生产率来消化大部分通货膨胀压力的那些国家来说，那些 以最大的热情接受了货币主义观点的国家，甚至也并没有设法使 265

它们的通货膨胀率下降得更快或者是更持久一些。在二十世纪最 后四分之一时间中使货币主义思想在和凯恩斯主义思想的争斗中 大获全胜的真正原因，源于 1970 年代格外严峻的通货膨胀问题， 这些问题为在经济管理中实行一种谨慎的做法提供了比在此前四 分之一世纪中流行的合理性论证更有说服力的合理性证明。然而， 其结果却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保持财富比创造财富显得更重要。货 币主义（就其最好的情况来说）反映的是谨慎小心的政策，对于 这些政策的重要性，很少会有人否认；而实行这些政策的必要性， 也被那些忽视其必要性的经济的不成功性明显加以放大了。但是， 正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经验所表明的那样，由于过分地实行[294] 了这些政策，货币主义政策便呈现出了太多的与无所作为的自由 放任政策之间的相同之处，即总是以牺牲不那么富有的人的利益 为代价来为富人带来好处，从而使整个经济处在一种比其应有的 全部潜能水平低得多的水平中。

右派对经济学的贡献 在第五章结尾，我们曾论证说：左翼思想对经济学的决定性 影响及由此产生的对全球经济发展方式的决定性影响，在于经济 产出成果应当如何分配，而不在于应当如何提升经济总量。右翼 思想的影响之所在在很大程度上也同样如此。无论是左翼思想还 是右翼思想，都不曾把实现更高的经济增长率当作头等大事来看 待。的确，无论在左翼阵营中还是在右翼阵营中，都很关心更高 的产值水平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左翼思想逐渐演变成了“绿 色议程” （Green agenda） ，这个议程对整个增长过程都持一种深深 的怀疑态度，而右翼中的许多人则对作为由富裕程度的提高所必 然带来的结果的大众文化持一种矛盾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无论 266

左翼还是右翼，都倾向于表现出一种对物质第一主义态度的担心， 认为那种把精力放在提高总产值上面的做法对这种态度起了强化 作用，并且都倾向于担心更高的增长率对环境造成的直接影响。 两者都包含着一种有重大影响的传统，即对一般贸易活动尤其是 对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或者持蔑视态度，或者持不信任态度，并且 对所有现代经济都以之为基础的大批量商品和服务生产中包含的 那种有时候肮脏零乱、偶尔还充满危险的生产过程感到反感和厌 恶。[295] 因而，无论左翼思想家和作家还是右翼思想家和作家，都倾 向于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如何切分蛋糕上，而不是把注意力集 中在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一些上。由此就可以对下述问题作出进 一步解释，即：比之于提出富有成效的经济增长理论来说，为什 么会有那么多的理智努力都被放在了寻找种种办法来既对如何在 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分配经济总产值施加影响，又对如何为各项政 策提供对实现这些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来说必不可少的合理性证明 施加影响。考虑到上述这一点，以下事实就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 了，那就是：左翼思想家和作家们总是希望看到对国民收入和财 富能有更符合平等主义要求的分割，而右翼思想家和作家们则更 希望看到收入和财富的分配能够更贴切地反映不同类型的社会成 员各自的能力，以便或者可以造成新的附加值，或者使人们能够 享受到自己以往创造财富的活动所带来的成果。 以这种观点来看问题，也就不难理解这么一个问题了，即： 若干世纪以来，在由政治上处于右翼立场的那些人对经济理论的 发展所作出的贡献中，为什么会一再反复出现同一主题。早在两 个世纪以前或者比这更早一些，当大革命前的法国重农主义者们 刚发明出“自由放任”这个术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与赞同自由 放任的观点相同的预想了。那种预想对政府和政府干预经济事务 267

持不信任态度，强烈赞成把国家的作用最小化，并主张通过把国 家作用最小化，使实行低水平的赋税成为可行之事；在货币事务 中，把尽可能保持价格稳定放在高度优先的地位；对于至少是通 过实行阶段性的货币紧缩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也不怎么反感；那 些旨在通过实行带有再分配性质的税赋来帮助穷人的政策，不仅 被认为对[296]那些必须支付这种税赋的人来说不够公道，而且往 往被认为是浪费性的、徒劳无益的。其所喜好的用来控制经济的 货币政策，通常就是财政政策，尤其是当需求过度、如果不实行 这些控制性的财政政策就有可能必须增加赋税的时候，更是如此。 随着社会的成熟，随着引力中心由第一代财富创造者身上转移到 以如何保持财富而不是以如何创造新的财富源泉为主要关注点的 后来的继承者身上，权力也就从贸易和实业手中转移到了金融手 中。与直接涉及创造新财富的那些人相比，银行和银行家们变得 越来越有权势，而银行业养成的那种不愿担风险的谨慎小心的态 度则滋生出一种对经济政策各部门都采取保守态度的做法。实行 紧缩经济而不是甘冒通货膨胀的风险，成了一种公认的实践。高 价汇率在提高国内竞争力和限制工资涨幅方面所具有的优点被当 成一种有重大意义的优点，正像由高价现钞给国际投资带来的好 处被当成一种有重大意义的优点一样。在这些条件下，如果失业 率上升、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变得更不公平，那也会被当成一种不 可避免的、并非完全有害的事，只要能使那些比较有钱的人保持 甚至增进他们的好运给他们带来的成果就行。 上述这些态度得到的来自选民的赞赏和支持，比把自己当成 有钱人看的那些人所能够得到的赞赏和支持要广泛得多，其中的 原由并不难找到。从稳定性、低通货膨胀和金融纪律中受益的不 只是富人。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并非全都是纯粹的好事，低通货 膨胀率至少在短期内肯定对总人口中相对较穷的那些人——例如 268

领取养老金的人和其他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是有益的。对于 本书论证的过去二百年中在世界各地大量存在的那种次佳状态的 [297]经济业绩状况所造成的影响，人们的感受很不一致。在发达

国家，总人口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拥有稳定的就业，而且，比之 于世界其他地方大多数国家中的人来说，他们已经享受着高生活 标准，并且这种标准还在继续提高。在这些人看来，由上述次佳 状态的经济业绩状况造成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 然而，放在更广泛的格局中来看，通过货币主义得到反映和 强化的上述这些态度却与这个世界真正需要的态度相去甚远。受 到这些政策鼓励的低增长和被这些政策浪费掉了的种种机遇，其 所造成的后果很可能是一种严重后果，尤其是如果从长远的观点 来看的话，其所造成的后果就更严重。由于人口增长带来的张力 日益加强、生活机会悬殊日益扩大、全球生态压力日益严重，在 已经处于优越地位的人们中间存在的那种自满自足情绪将来也许 会酿成比他们所认识到的麻烦还要多的麻烦。统计数据清楚地表 明：在财富、收入和生活机会的合理公平分配与低犯罪率、较强 的社会凝聚力之间有着一种正相关关系。由于增长缓慢而浪费掉 的那些资源，本来是可以被用来处理一些带长期性的问题的，例 如用来处理全球变暖问题，探索更好的废物处理办法以保存水资 源供应等等。诚然，在短期内，较高的增长率有可能会加大来自 这些问题的压力；但是，所有的历史都表明：在管理良好的情况 下，如果能够把新创造的资源充分运用到处理这些问题上面，那 么，这些压力就会更快地创造出消化这些压力的办法而不是加大 这些压力。在这种背景之下，还有一个需要人类对付的最大的独 一无二的长期性问题，那就是要确保世界人口的最高峰处在一种 可控制的水平上。如我们已知的那样，就营造容许大多数处于最 [298]不利地位的国家通过贸易活动来摆脱贫困并使它们的人口在 269

收入增长的同时保持稳定的思想氛围来说，高失业率和预先决定 的增长很少有什么作为。 尽管如此，总的来看，在过去两个半世纪中的大多数时间中 占优势地位的仍然是右翼经济学思想，而且也确实需要有一种分 寸感。正像弗雷泽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报告《1975—1995 年的世界经济自由》 （Economic Freedomo of the World l975—1995） 所明确指出的那样，就经济方面取得的较重要而持久的成功来说， 作为右翼主流思想家的主要产物的经济自由主义的功劳比曾经试 用过的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形式的功劳都大。莽撞的扩张的确往往 会碰壁，因此，在使用货币政策的时候确实需要有一种合理的谨 慎措施。并不是所有公共开支都具有再分配性质，都有利于建立 一种更公正且较少张力的社会。许多公共开支最终受益的都是那 些已然富裕的人，税赋变动的结果最终则很容易导致那些其收入 水平本来就低于平均水平的人的收入进一步降低。所提供的公共 物品和公共服务，往往非常容易就被生产者们的利益侵占了，而 这些生产者又会进而利用他们的地位把不正当的成本强加到所有 其他人身上去。 但是，问题并不在于右翼所做的这些深受公认的对集体主义 的批判及其对经济政策发展所做的贡献是否正当和有价值。显然， 这些批判和贡献多半是正当的、有价值的。这里的问题是另一个 问题。在不抛弃右翼主流思想家们下了那么多力气创造出来的规 矩严明的经济关系框架的情况下，是否有可能做得更好一些—— 包括是否有可能实现更高的增长率，更低的失业率，对穷国[299] 做得更公道一些，并且为赢得一种可持续的未来环境提供更多的 机遇？本书认为是有可能得到对穷国和富国来说都属于最佳效果 的结果的。[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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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经济学与未来

只有当全人类思想方式的根本素质发生重大改变的 时候，才可能取得对全人类而言的重大改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1806—1877）

在刚刚过去的一百年中，经济学中有些惹人注目的倾向已经 显得清晰无误了。经济学家的数量无疑有了巨大增长，而且，与 十九世纪的情况相比，其中不仅有许多人来自经济学学术领域， 而且有更多的人分别来自新闻、商业、金融、政府和其他职业领 域。经济学行业使用的许多技术手段比以前都老练、精到得多， 此外还有大量更加精细的数学手段被运用到了经济学领域。统计 学的范围和覆盖面得到了巨大扩张。计算机的发展，使得对大量 数据的运算和处理变得比以前容易得多。不过，不同经济学思想 对一般政策制定方式并进而对历史画卷的展开方式所带来的影响 的不均等和不平衡性却也十分明显。 二十世纪，经济学思想经历了两次巨变，其中一次巨变是以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为领袖的巨变，另一次巨变是以米尔顿·弗 里德曼为领袖的巨变。诚然，与这两位关键人物相关联的还有其 他许多人。如果他们两人不是各有其许多坚定不移的信奉者和支 持者[301]帮助他们把他们的思想传播到全世界的话，他们各自的 思想和著作就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然而，如果没有这两位关 键人物，那么，与他们两人相联系的那些思想也是不可能产生那 么大的影响的。诚然，没有他们二人，别人很可能也会注意到他 们所注意的问题，并且也可能有许多人会得出与他们或多或少相 近似的结论来。但是，同样肯定无疑的是，也会有其他一些人， 其思想分别围绕不同观点结合起来。对于凯恩斯和弗里德曼——

同样也是对他们的主要先驱者们——来说，关键的事实并不只在 于他们各以自己强有力的理论论证为支撑提出了一整套强有力的 实践主张。他们各自的伟大成就，都注定会使他们的观点在他们 那个时代既在学术界得到普遍接受，又在更广泛的政策领域得到 普遍接受。 看法上的重大变革总是只能作为巨变的结果间歇性地出现， 而如果想使这些变革来得更多一些就要难得多了，这也许正是事 情的本性使然。无疑，至少就西方大多数国家的情况来说，在货 币主义思想把凯恩斯革命扫荡到靠边站的地位三十年以后，它们 的许多遗产也还仍然占有一席之地。的确，货币主义由之起步的 那个简明的真理——即“货币供应与随货币供应之后不久出现的 通货膨胀水平之间有一种严格的相互联系”——确实已经大打折 扣了。例如，M3——即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尺度，它在从 1970 年 代中期到 1980 年代中期这十年中成了英国据以制定其经济政策的 指导原则——已被废弃、终止并已被别的手段所取代。各地的政 治家们最终都放弃了为以往被实行得过了头的货币主义政策所要 求的那种失业水平，中止了为这种货币主义政策所要求的那种由 非常紧张的金融条件与高利率造成的经济错位状态。[302] 然而，货币主义的许多价值标准及其用来判定轻重缓急顺序 的标准却仍然牢固地保有其地位。人们广泛认为，保持低水平的 通货膨胀是其他目标由之衍生出来的首要的经济目标所在。1950 年代和 19 印年代在人们看来根本不能接受的失业水平，现在则被 人们感觉到是为实现价格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高利率和货币 紧缩状态被当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政策背景，而高利率和货币紧 缩状态的实施，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都由于将有关货币政策决策 的权力转移到了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可靠的中央银行手中而更加成 为一种必然。这些政策给现实经济尤其是给制造业带来的不良影 响，大多都或者被人们忽视了，或者被看成了为实现更重要的目 标而不可避免的一种后果。由此引起的通货紧缩状况，造成了越 来越严重的财富和收入分散，而那些最为成功的人士抱着与他们 272

十九世纪的祖先相同的宽容态度看待这种情况，他们相信：穷人 将总是与我们同在，国家在这方面很难作出什么有利于缓解穷人 状况的事情来。 本书认为这是一种目光特别短浅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做得比 这好得多。的确，如果要想避免人口和生态方面的重大危机，我 们就必须使世界的经济运行得更加富有成效，更不要说如果想要 避免在发达国家出现诸如“赡养和受赡养率呈失控状态增长”这 类问题了。然而，在非常广泛的程度上来说，最近几十年中，这 些重大话题却并不是经济学思想所探讨的问题。由于明显受局限 于货币主义遗产所设定的范围，几乎所有得到实施的新思想都以 为：在刚刚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世界上各主要国家（至少是 发达的西方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最佳状态了。公认的标准就是 大约 2.5%[303]的年增长率（通常与这一增长率相伴随的是，对劳 动力的使用效率比以前低得多，财富、收入以及生活机会方面的 差距日益加大）。几乎没有什么对现状表示强烈不满的征兆，也没 有看到什么人决心做得不只是比我们在最近所看到的情况稍好一 点而是要到达一种完全与之属于不同等级的绩效水平。然而，现 在不仅对那些最穷的国家的经济来说、而且对发达国家的经济来 说，也都同样迫切需要这样做了。事情之所以需要如此，不仅有 其自身的原因，而且还因为发达国家的财富和购买力需要为目前 处境还并不那么好的广大人类成员提供摆脱贫困的道路。 然而， “仍然有许多突出的事情要做”这一事实，却并不意味 着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都大有进展。 许多进展都停留在纸上，因而都只产生过短期影响，多数影响都 很难持久。更多的进展都发表在学术期刊上，因而都更多面向的 是经济学专业人员而不是广大公众。那些看起来似乎最有可能给 人留下最深刻、最持久的印象的论著，是那些既能够在学术领域 具有重大意义、又能够被那些对现实问题和对政策构建感兴趣的 人广泛阅读的著作。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当然是试探性地看看 ——在二十世纪最后三十年中出现的著作中有哪些是这类著作。 273

二十世纪后期的经济学家们 经济政策思路之从凯恩斯主义思路向货币主义思路的转变， 这是过去短短几十年中经济思想领域内发生的最大的事情——当 然，这并不排除同一时期经济思想领域还有大量其他的工作。这 [304]种转变，使那些实施这种转变的人的名字在漫长的经济学史

中获得了自己的地位，但是，这种转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经 得起时间的考验呢？有些人，其所作出的重要贡献足以使其在二 十世纪上半叶获得“在经济学史上拥有自己的地位”这么一种荣 誉。对于这些人的重要性，在人们中间的确广泛存在着一种共识。 但是，至于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以后的一些人，确定性就日益降 低了。在这方面，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一奖项始于 1969 年） 的那些人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重要提示（本章随后将列出诺贝 尔经济学奖的全部获奖者名单）。许多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在因 获奖而得到承认之前，都在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上付出了相 当长时期的努力。另外，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诺贝尔经济 学奖所面向的，都是那些在学术领域而不是在更加广泛的其他方 面留下自己的印记的人。结果，尽管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外，但总 的来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些主要成就，几乎都是相对来 说属于独立自足式的、复杂的学术研究领域之中的成就。因而， 这些成就总的来说都不容易被广大公众所接近，由此典型地体现 出在大学校园内被当作一种职业来做的经济学与现实世界之间存 在的鸿沟。于是就造成了这么一种局面：政治家和公务员们在为 解决实际经济问题苦苦奋斗，而其他人则对政治家和公务员们所 做的事评头品足，并且常常是仅仅以学术公式为根据来评头品足。 于是，越是时间距离较近，越难以看出究竟谁的工作更具有 长远意义。 《经济学家》杂志每隔一个时期都要对在专业经济学领 域中被承认为最重要的新人加以评估。有趣（当然也恰恰反映了 经济学的现状）的是，最近一次列出的名单（发表于 1998 年 11 274

月）上[305]的人们，大部分都是专业领域比较狭窄的人。这种做 法，在很大程度上会减少他们使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学思想的发 展目标朝不同方向发展的机会。假若能有更多的机会把目标定在 有可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的那些人身上，把处于学术主流之外的 那些人也包括到所考虑的候选人当中来，就会扩大潜在的选择范 围，但那样一来却会使选择更其困难。因而，其名字出现在本章 随后几段文字中的那些人，并不是普遍公认的结果，而更多地是 出于个人经历的结果。有一个事实必须承认，那就是：下文所做 的选择，其所偏重的是宏观经济政策，并且更多地瞩目的是以英 文进行写作的那些人。在这些限定条件之下，往下所做的是对一 些经济学作者所做的工作的评论，这些作者都是一些在最近几年 似乎有理由声称或者对新思想贡献最大、或者对阐述某种思想贡 献最大、或者是在两方面都贡献最大的人。 有些非常出色的工作（即使这些工作都必不可免地较短暂） ， 并不是由学术界而是由新闻工作者们做出的，这些人中有许多人 都把著书立说作为他们的新闻工作的补充。英国的新闻界在这方 面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它们拥有像在《卫报》工作的拉里·埃 里奥特（Larry Elliott，1955 年出生）和在《泰晤士报》工作的阿 纳托尔·卡莱斯基（Anatole Calesky，1952 年出生）那样对英国 披露经济政策的方式所做的非常及时而准确的批评。《经济学家》 杂志的作者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也与此颇多类似，尽管出于编辑 政策方面的原因，几乎所有的这方面文章都未署名作者，以致我 们在这里无法指名道姓地说出它们的作者。 萨缪尔·布里坦爵士（Sir Samuel Brittan，1933 年出生）在其 发[306]表在《金融时报》上的文章中连续不断地做过相同高质量 的述评。萨缪尔爵士是货币主义旗帜的一位早期皈依者（尽管是 一位批判的皈依者），也是一位始终坚定不移的自由资本主义捍卫 者。作为他的典型之作，在 1970 年代，当有一段时间英国在处理 面临的诸多紧迫问题上表现出很有可能会更加趋向于采用集体主 义的解决办法的时候，他发表了他的《有经济上的共识吗？》（Is 275

There an Economic Consensus？）一书。在《重申经济自由主义》 （A Restatement of Economic Liberalism）中，他又反复重申了同样 的观点，这本书在 1973 年到 1988 年之间曾经多次再版，对玛格 丽特·撒切尔政府采取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任工业协会会长的韦尔·赫顿（Will Hutton，1950 年出生）， 则以另一种风格而同样成了一名富有影响的作家。他那本曾获得 极大成功的著作《我们所在的国家》 （The State We're In），非常紧 扣当时时代的心绪（虽然其中所包含的政策建议并非明显重要和 可行到了足以使它受到那么多重视的地步），看看他的影响持续的 久远程度，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人们很难对他的诊断持不同意 见，按照他的诊断，英国对于促成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那些经 济部门并不是十分感兴趣。问题在于，在不实行比韦尔·赫顿所 提倡的经济政策变革更激进的经济政策变革的情况下，这种苦楚 是不是尚可医治的苦楚。经济史表明：种种心灵的变革，其本身 很少会成为充分条件。正像亚当·斯密曾经如此敏锐地指出的那 样，动机的变革和把私利用于公共目的，才是所需要的事情。 至于说到来自学术界的有关正在展现的经济状况的评论者， 至少按照其各自所拥有的读者的广泛程度及其各自的影响的广泛 [307]程度来说，有四个人的工作是属于出类拔萃的。这些人全是

美国人。其中最早的一位，是担任哈佛大学保罗·M.沃伯格经济 学教授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1908 年出生），他的许多著作中都贯穿着一条相似的线索。用美国的术 语来说，他是一位很开明的人，是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一贯支持者。 在人们对政府为改善局面而采取的行动不断丧失信心的那些年代 里，他还是政府主动精神的支持者。他比其他大多数作家都更加 敏锐地意识到富人有能力扭曲自己生活的时代的意识形态以使之 适合自己的目的，他发明了“陈腐的智慧”这个短语，用它来形 容这种扭曲过程。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加尔布雷思教授有一种 恢宏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确立起了一种为那些从各种经济主题 出发来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人们所很难企及的目标。 276

在这方面能够与 J. K，加尔布雷思相媲美的人为数不多，另 一位多产作家、麻省理工学院的福特国际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 格曼（Paul Krugman，1953 年出生）就是其中之一，他的许多著 作都产生了广泛影响。他也像加尔布雷思一样具有双重才能：既 能够教导读者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各种事件，也能够通过他的 观察所具有的敏锐性和透彻性以及他对这些观察所做的明晰而富 有说服力的阐述，来对种种趋势和事件加以重新解释。虽然这两 人都因其各自高质量的著作而拥有其各自应当拥有的广泛的读者 群，但是看起来令人奇怪的是，关于经济学应当走向何处以及如 何实现这种走向，他们却都没有提出一种具有总体决定意义的观 点来。同样的批评，也可以用在诸如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和管理 学教授莱斯特·瑟罗（Lester Thurow，1938 年出生）和哈佛商学 院克里斯坦森 [308] 商务管理学教授迈克尔·E.波特（Michael E. Porter）这些富于雄辩巳影响广泛的作家们身上。对于美国经济所 具有的胜任与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进行长期竞争的能力，这两人 都多年表示出特别关心。他们的著作中对许多比较细节的问题都 作出了不但非常深刻、而且明显正确的阐释；然而，同样也许会 令人奇怪的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几十年来美国在经济增 长方面所实现的相对较差的业绩，他们二人似乎都并没有致力于 找出其中的根本原因来。虽然他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了美国的许 多经济活动在与世界上其他的经济进行竞争的时候所遇到的困 难，但他们却还是倾向于把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归结为文化和组 织上的原因，而不是归结为成本基础太高的原因，本书则认为： 成本基础太高，正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结果，所有这些作家都 没有强调指出下面这个事实对美国历史来说有多么至关重要，即： 美国的许多产品，其生产成本都比世界平均成本高得多，由此导 致美国制造业的能力被掏空；而正是制造业能力的掏空，在很大 程度上造成了美国经济的失衡。 就有关经济史的论著来说，其中涉及范围最广的著作当数哈 佛大学荣誉退休教授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1924 年出生） 277

和麻省理工学院前福特国际经济学教授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 （Charles Kindelberger，1910 年出生）的著作，两人也都是美国人。 如果说，对于理解现实来说，历史知识方面的背景知识和对“从 长远观点来看各种事件是如何发展以及为什么如此发展”所做的 解释都是一些必不可少的关键因素的话，那么，戴维·兰德斯和 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各自高质量的著作《国民的财富与贫困》 （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和《1500—1990 年的世界经济大事》 [309]（WormEconomicPrimacy 1500—1990）则在这方面树立起了

一些无法超越的标准。在有关更晚近一些的国际经济史的著作中， 格罗宁根大学经济学名誉教授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 1926 年出生）的《1820 年一 1992 年世界经济检测》 （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一书，是其中最透彻且很有研究和富 有说服力的贡献之一。该书包含的统计数据范围极其广大，其中 对已经出版的许多著作都提供了支撑，并且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也 做了分析。 在国际经济学和金融发展方面，某些最有影响的工作是由加 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和政治科学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1952 年出生）做出的，关于他所做的这些工作，他 在《把资本全球化——经济货币制度史》 （Globalizing Capital 一 A History of Economic Monetary System）一书中有特别精彩的概述。 同样有说服力的著作还有日内瓦大学经济史名誉教授保罗·拜罗 克（Paul Bairoch，1930—1999）的《经济学与世界史——神话和 悖论》 （Economics and World History—Myths and Paradoxes）一书。 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经济学编辑彼得·杰伊（Peter Jay，1937 年出生）的《通向富有或人类财富之路》（Road to Riches or the Wealth of Man）是一本有趣的、值得一读的著作，尽管他那华尔 兹图案对于理解经济史的发展来说究竟是否像他所声称的那样是 一种富有启发的指南尚属可怀疑之事。无论人们对货币主义理论 工作持什么看法，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雅各布森·施瓦 茨合作的《1867—1937 年美国货币史》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278

United States，1867—1937）都是一本极为有趣和令人印象深刻的 著作。在有关过去[310]的事情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遵循的总的道路 的思想方面的背景知识，使得自由资本主义能够在其中实现最佳 运做的那种政治框架的演变成为可能，有鉴于此，从更广泛的范 围来看，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弗朗西斯·富山（Francis Fukuyama，1952 年出生）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无 疑是最近几年问世的著作中最令人瞩目、最重要的一本著作。 由对经济史的讨论转向对经济思想史的讨论，可以看到：在 能够得到的所有著作中，J. K. 加尔布雷思的《经济学史——作为 现在的过去》 （A History of Economics ——the Past as the Present） 绝对是其中最具有可读性的著作。就更深刻、更详尽的经济思想 史著作来讲，伦敦和白金汉大学荣誉退休教授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 年出生）的《经济理论回顾》（Economic Theory Retrospect）肯定会位居前列。英国前高级公务员艾里克·罗尔（Eric Roll，1907 年出生）的《经济思想史》（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一书，也属于比较深刻、比较详尽的经济思想史著作。 至于具有更多推论性内容的经济思想史著作，当是一本卷帙冗长 的著作，即由约瑟夫·A. 熊彼特撰稿、由他的夫人在他去世后编 辑成书的《经济分析史》 （A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一书。 而美国天主教大学经济学名誉退休教授亨利·威廉·施皮格尔 （Henry William Spiegel，1911—1995）的《经济思想的成长》 （The Growth of Economic Thought）”，则可能是一本既涵盖经济思想之 广大范围、又最具明晰性和综合创新意义的著作。但是，所有这 些著作却都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在“对近来的经济发 展作出具有重大意义的评估”这方面来说，所有这些著作都缺乏 自信。尽管这一状况情[311]有可原，但是，在对二十世纪后期经济 学家们的评价中，却不能不说这是这些经济学家们留下的一个有 待填补的空白。 在过去五十年中，英国在处理通货膨胀和对抗性工资谈判方 面格外低劣的业绩，导致这一时期在英国出现了一系列有关处理 279

这些问题的最好途径的出版物。其中包括伦敦经济学院经济绩效 中心主任理查德·莱亚德（Richard Layard，1934 年出生）的著作 和资本经济学有限公司（Capital Economics Ltd.）执行董事罗杰·布 特尔（Roger Bootie，1952 年出生）的著作。理查德·莱亚德的工 作有助于工资政策的制定，其代表作是《如何战胜失业》 （How to Unemployment）一书，其中就如何控制由充分就业导致的通货膨 胀压力提出了见解。他的工作非常集中地探讨了在以英国为典型 代表的各种增长缓慢的经济（slow-growing economies）中遇到的 那些问题，但却因而没有特别关注和强调另一个问题，即：在日 益加剧的全球性竞争抑制通货膨胀压力的情况下，高水平的生产 力增长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化解通货膨胀压力。因此，莱亚德的工 作便和罗杰·布特尔在其《通货膨胀的消亡》 （The Death Inflation） 一书中所强调的事情形成了相当鲜明的对照。这本书是试图就下 面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探讨的最有意义的尝试之一，这个问题就是： 1990 年代那种改观了的环境（当时已制服了物价上涨问题），究竟 意味着由（在反通货膨胀的斗争占据政策日程的主导地位的时候 进行的）1970 年代和 1980 年代的那些战斗造成的一种间歇呢？抑 或意味着从此以后通货膨胀将在低水平上稳定下来？就到目前为 止的情况来看，罗杰·布尔特所预言的事情的发展道路在很大程 度上都得到了证实，当然，在此过程中，对收入政策来说的压力 也大大减[312]轻了。 其他有重要且具原创意义的思想的作家，是另外三位英国作 家。保罗·奥默罗德（Baul Onnerod，1950 年出生）的《经济学 的消亡》（The Death of Economics）是一本受到广泛欢迎的著作， 但他更晚一些的著作《见异思迁的经济学》（Butterfly Economics） 却可以说是一本更有说服力的著作，尤其是他对预测和对以种种 规划为基础进行的微调所做的中肯的批评，更是如此——在他看 来，这些规划所内在具有的无法实现性，足以使任何像规划之类 的手段都难以持久。这种观点是特莱格夫·哈维尔莫（Trygve Haavellno）以前做过的事情的一种现代回响。它有力地强化了下 280

面这种观点，即：能够成功地掌管经济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正确 树立经济活动的基本原则，使得微调不再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政 策构成因素。现已退休并在退休后成为牛津巴里奥尔学院荣誉教 授的伦敦大学前政治经济学教授威尔弗里德·贝克尔曼（Wilfred Beckerman，1925 年出生）在其《为经济增长辩护》 （In The Defence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所做的阐述表明，他似乎是认识到下 面这个问题的少数经济学家之一，即：英国经济所具有的容许变 化的基础，不仅在货币主义政策盛行的时候十分低劣，而且从长 远来看也很低劣。尽管多数人都并不信服他所提出的“选择性经 济战略”（Alternative Economic Strategy）——这种战略涉及的是 贸易限制而不是货币贬值，但是，他至少开辟了一种至今仍急需 继续进行的讨论。他的《小即蠢：向环境保护主义者鸣笛》 （Small is Stupid：Blowing the Whistle on the Greens）一书，是有关环境政 策应当追求的方向的一本特别明晰而有说服力的著作，其中提出 的思路，在丹麦奥尔胡斯大学统计[313]学副教授比约恩·隆伯格 （Bjorn Lomborg，1965 年出生）最近出版的题为《怀疑论的环境 主义者》 （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s）的重要著作中得到了强 有力的支持。比约恩·隆伯格的这本著作对人们习以为常的许多 陈腐的环境主义观点都作了有力的抨击。最后，在政治区间的另 一 极 ， 加 的 夫 商 学 院 经 济 学 教 授 帕 特 里 克 · 明 福 特 （ Patrick Minford，1943 年出生）因其诸如《市场并非赌注》（Markets not Stakes）之类的著作，而成为令人印象深刻的作者之一。他在这些 书中极力倡导的是对市场的明智利用而不是别的什么资源配置手 段。虽然有关国家影响经济的能力和有关国家直接成功地掌管部 分经济部门的能力的那些意见也许太过于贬低了国家在这些方面 的能力，但是，提醒我们注意到对由国家提出并被事实证明并非 像其倡导者所希望的那么成功的那些创制应当有所限制，却的确 是十分必要的。经济自由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在保护个人权利和在 保护对整体利益有益的私利方面所具有的重要性，也许具有更重 大的意义。 281

有两个作者，他们既在“人们是如何认识种种经济过程并如 何对之作出反应的”这个问题的分析上产生过重大影响，也为将 来如何才能发动种种变革提供了启发。其中一位是原先就职于《经 济学家》杂志、后来又成为沃里克大学国际研究教授的弗里德·赫 什（Fred Hirsch，1931 年出生），他的《增长的社会限度》 （Social Limits to Growth）一书，首次提出了这么一种观点，即：由众多 的个人附加到他们所购买的商品上去的那种重要性，并不是根源 于这些商品所固有的价值，而是根源于它们的所有权之向他人转 移。在有可能使人们广泛接受各种平等主义政策的范围之内， “地 位性商[314]品”（positional goods）是一个有重大涵义的概念。马 里兰大学经济学教授曼库尔·奥尔森（Mancur Olson，1932—1998） 的《国家的兴衰》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Nations）在某种意义上 来说也属于这方面的著作，但是，就对“社会实际上是如何运做 的”这方面问题的解释来说，这本著作却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这 本具有原创意义的著作——紧随其后问世的是《权力与繁荣》 （Power and Prospericy）——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下列问题，即：稳 定的社会是如何建立起各种利益和认识之网的；这些利益和认识 之网又如何越来越富有成效地稳步强化着现有状况，并且在为各 种保守主义观点提供越来越有力的支持的同时不断把权力转移到 已然拥有社会地位的人们手中。这些见解对理解过去五十年中世 界经济的发展所遵循的道路提供了极大帮助，同时也阐明了导致 那些成熟且成功的国家丧失其企业家式的创业能量并最终被几十 年前只是被当作竞争对手看待的那些暴发户式的国家所取代的过 程。 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还应当提到两个新的、其影响也许还会 继 续 增 长 的 思 想 流 派 。” 其 中 的 一 个 流 派 是 货 币 国 定 派 （Chartalists） ，其核心论点在于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国家将其当作 纳税手段加以接受，便都可以当作货币使用。这一思想流派的不 同追随者，都曾经运用这种见解所提出的这种完全不同的对货币 的看法来攻击货币主义的理论推论，其中尤其是原巴尔德学院访 282

问教授、现就职于密苏里—堪萨斯城市大学的 L. 兰德尔·雷（L Randall Wray，1954 年出生）。他们认为，把低水平通货膨胀率与 充分就业相结合，其容易程度比人们常常设想的要大得多。他们 还对货币主义者关于“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做法一用就灵”的主张 持批判态度，认[315]为货币基础实际上总是由中央银行按照所需 要的数量来供给的，企图对它加以控制的做法都是徒劳的。因为， 就像现在已经被当成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做法的那种做法 所表明的那样，资本充足率已经取代了以清算银行的借贷为基础 的最低准备金，货币基础与清算银行所能借贷的总量之间的正式 联系已经被切断了。不过，有一个依然清楚的事实是：紧缩的货 币政策、高利率和高汇率，会使经济活动减速，并使任何受到这 些政策支配的国家都偏离将使这些国家很容易就实现经济增长和 生活水平提高的那些经济活动形式。 信用派经济学家们（creditary economists）的有些看法与货币 国定派的看法相同，但他们所强调的事情却与货币国定派很不相 同。他们的主要论点是：对货币供应量的研究只是现代经济所依 靠的全部信贷创设中的一小部分。实质上，只要接受方同意，任 何债务形式都能被当作货币看待。贸易信贷可能是最古老的债务 形式，而诸如汇票（在十九世纪英国，使用这种汇票的普遍程度 是使用英格兰银行期票的 15 倍）之类的工具的主要目的，在于把 一宗贸易债务转换成一个易于当做货币使用的文件。他们认为： 由于低利率会鼓励人们在使用节省劳动力的机器方面多投资，因 而往往会导致较低的物价水平；同时，在一个各种发明创造层出 不穷的年代里，通货膨胀应当因而不成其为一种严重威胁。他们 坚信，高利率会导致而不是会降低通货膨胀，之所以会如此，尤 其是因为利息费用是一种成本，与其他任何成本一样，这种成本 也需要在价格中得到反映。高利率也会鼓励来自经济活动频繁的 人们的工资诉求，这些人也是主要的借款者。[316] 最后还有一些经济学家，他们对经济学的主旨和内容也存在 着广泛的不满，对于这些人中涌现出来的一些更加激烈的有关经 283

济学的批评意见，也需要予以认真注意。受以往各种因素的影响， 有些人总以为当前在教科书和在实践中奉行的经济学差不多都或 者有其坚实的逻辑根据，或者有其充分的经验证实基础。而澳大 利亚西悉尼大学的史蒂夫·基恩（Steve Keen，1953 年出生）的《揭 穿经济学的真相》 （Debunking Economics）一书，则会让这些人读 起来感到很不舒服。基恩在该书中提出的观点，也再一次有力地 揭露了一种倾向，即：有关经济话题的许多思想，都有被偏见遮 蔽的倾向，都偏向于对有钱有势的人有利。 因此，经济学在二十世纪过去的几十年中充满了活力。其中 涵盖了许多新领域。随着环境的变化，新问题层出不穷，为寻求 解决这些新问题的办法，人们提出了大量的新思想。至于整个经 济学事业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却仍然存在许多令人不安的 疑问。有关信息比以往多得多了。统计数据更加完善。以以往从 未发表过的新的相关思想的形式出现的可供利用的工具更多了， 但却仍然缺乏一种能够把整个经济学主题向前推进的总体框架。 最近几年的经济学进步在于拾遗补缺，而不在于提出了一种有重 大意义的综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名单 年份 1969

姓名

国籍

主要成就

拉格纳·弗里希

挪威 开创计量经济学研究、计划理论

简·丁伯根

荷兰 开创计量经济学研究、商业周期理论

1970 保罗·A.萨缪尔森

美国 经济理论的数学重构

1971 西蒙·库兹涅茨

美国 收入理论、衡量增长的标准

1972

肯尼思.J.阿罗

美国 投票选举悖论、信息理论

约翰·R.希克斯

英国 现代宏观经济理论

1973 瓦西里·里昂惕夫 1974

1975

284

美国 投入—产出分析

古纳尔·米尔达尔

瑞典 “美国困境”、“亚洲戏剧”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英国 政治哲学和商业周期理论

利奥尼德·康托洛维奇 前苏联 线性规划 加凌·库普曼

美国 线性规划

1976 米尔顿·弗里德曼 1977

伯提尔·俄林

瑞典 国际贸易理论新思路

詹姆斯.E.米德

英国 国际经济政策

1978 赫伯特·A.西蒙 1979

美国 货币主义奠基人、自由主义思路

美国 组织和决策理论、理性

W.阿瑟·刘易斯

英国 发展研究

西奥多·w.舒尔茨

美国 农业经济、人力资本

1980 劳伦斯·克莱因

美国 计量经济学模型和预测

1981 詹姆斯·托宾

美国 宏观经济和组合投资理论

1982 乔治.J.施蒂格勒

美国 微观经济理论、对管制的批判

1983 杰拉德·德布鲁

法国 一般均衡理论的重构

1984 理查德·斯通

英国 国民账户体系的发展

1985 弗兰克·莫迪格利亚尼 美国 储蓄和金融市场分析 1986 詹姆斯·M.布坎南

美国 经济和政治决策理论

1987 罗伯特·w.索洛

美国 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

1988 莫里斯·阿莱斯

法国 市场和资源有效利用理论

1989 特里格夫·哈维尔莫

挪威 计量经济学基本理论检验

哈里·马科维茨 1990 默尔顿·米勒 威廉·夏普

美国 美国 美国

与米勒、夏普共同实现了管理投资组合 理论和投资金融理论创新

1991 罗纳德·科斯

美国 价值和公司社会问题研究

1992 加里·S.贝克尔

美国 把经济理论与人类行为联系起来

1993

罗伯特·福格尔

美国 与道格拉斯·诺斯共同创造了一种研究

道格拉斯·诺斯

美国 经济史的新方法——计量历史学

约翰.P.纳什

美国 与海萨尼、泽尔腾一起在“博弈论”方

1994 约翰·C.海萨尼 莱因哈德·泽尔腾 1995 小罗伯特·E.卢卡斯

1996

1997

美国 面所做的工作，探究了竞争环境中的决 美国 策问题 美国 理性预期、政府政策 与威廉·维克瑞一起对有关信息不对称

詹姆斯·A.莫里斯

英国

威廉·维克瑞

美国

罗伯特·默顿

美国 与梅隆·斯科尔斯一起确定了一种评价

梅隆·斯科尔斯

美国 衍生金融产品的新方法

情况下的激励经济理论作出了根本性贡 献

285

1998 阿玛蒂亚·森 1999 罗伯特·A.芒德尔 詹姆斯.J.赫克曼

2000

丹尼尔·L.麦克法登

印度和 美国

对福利经济学的贡献

美国 最佳货币流通区域 美国

与麦克法登一起对选择性样本和非关联 性选择的分析

乔治·A.阿克洛夫

美国 （与 A.迈克尔·斯彭斯、约瑟夫·E.斯

2001 A.迈克尔·斯彭斯

美国 蒂格利茨一起）对市场和非对称信息的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美国 分析 [317-319]

结论 本书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现在需要在经济学结构和教育方式 [319]方面来一次可与斯密、凯恩斯和弗里德曼所实现的巨变相媲

美的巨变。所有与经济思想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有关的理论，都需 要致力于发现能够推动这种巨变的力量，致力于为政策制定者们 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用来应对在二十一世纪所可能遇到的问题的知 识背景。必须面对的挑战归结为两方面挑战。其一是要重新界定 经济学应当提出来加以实现的目标，其二是要阐明如何才能以能 够为政策制定者们所接受的实践性的、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这 些目标。 说到经济学应当提出来加以实现的目标，本书开头时提出的 那些目标值得重申一下。我们需要一种明晰的、一以贯之的理论， 来说明如何使全世界都能够实现并保持 3%到 4%左右的人均产值 年增长率——对那些最贫穷且其人口数量仍然快速增长的国家来 说，这个增长率可能是一种相当高的增长率。这方面的业绩，应 当是在接近充分就业的状态下、亦即是在有工作愿望但却没有工 作岗位的人所占比例不超过 2%到 3%的情况下实现的。与实现以 上状况相伴随的，应当是通货膨胀率被控制和稳定在足以保证不 出现混乱状态的水平。从历史经验来看，通货膨胀率也许不会低 286

到 2%到 2.5%，但总体来说不应当高于 4%到 5%。除了这些目标 之外，还应当有另外两个目标。其一是要使各国国内及国际之间 的极端贫困现象得到减轻，其二是要确保世界经济有一个可持续 发展的前景。把最后这两个目标联系在一起的联系环节在于：使 人口增长保持在可控制的幅度之内的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要使这 个星球上最贫穷的那些人尽快富裕一些，因为这是降低出生率的 最保险之策。与此同时，能够用来对付日益增多的环境问题[320] 的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要趁全世界人口数量还没有多到把做这些 事情的一切机会都湮灭的时候，尽快生产出足够多的财富，以便 能拿出足够的财富来处理这些问题。 为了实现人均 3%到 4%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应当如何 对世界经济加以组织呢？需要掌握的关键概念是：在任何经济中， 实现较高的增长率的唯一途径在于提高人均产值或平均生产率， 而且，在有些部门做到这一点比在其他部门会更容易一些。第 16 页的（这里的页码是英文原版页码，即本中文版的边码。——译 注[34-35]） “表 2.广就显示了一种在全世界都屡试不爽的模式。制 造业及附属于制造业的各种形式的活动，为提高生产率提供了最 好的机会，因此，如果目标在于使全球经济更快地实现增长并以 一种更加平衡的方式实现这种增长的话，那么，就需要使制造业 方面的机会分布适当。而只有使成本基础在厂房、机器和劳动力 技能方面的投资无论达到什么水平的情况下都能够在全世界得到 公平合理的安排，才有可能实现制造业机会的适当分布。尤其是， 如果要允许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比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一些的话， 在制造业机会的分布上就需要对它们有所倾斜。如果做不到这一 点——事实上现在的情况远不是已做到了这一点，那就会使制造 业集中在拥有最低成本基础的那些地方，从而很可能使全球各种 经济的相对绩效变得更不均等。 大多数环太平洋国家人均收入的增长速度之所以比西方大多 数国家快那么多，其中原由主要是一个成本基础问题。在世界的 其他地方——例如在非洲的许多地方，则是诸如战争、低效而腐 287

败的政府、低劣的教育发展状况和悲惨的健康状况等等其他因素 使[321]问题复杂化了。不过，假若要想使这些不幸的国家繁荣昌 盛，并使其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归根结底还要靠工业化和相关的 生产力的提高。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办法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而为 使实现这一目标成为可能所必需的那些改革之所以至关重要，原 因就在于此。 贸易平衡问题对处于最弱势地位的经济的发展来说正在起一 种拖后腿的作用，要避免这个问题，就必须确保世界各国经济都 能够得到足够快速的扩展。实现全世界制造业明显公平且大体均 等的分布，这在确保世界各国经济都能够得到足够快速的扩展的 过程中还具有另一种关键作用。在全部国际贸易中，大约 65%的 贸易量在于制造品的贸易；任何多样化程度良好的经济，都需要 确保自己拥有富于竞争力且蒸蒸日上的制造业出口部门，以便确 保自己不会受国际收支平衡问题的拖累。少数国家有足够的原材 料来填补国际收支逆差，而在几乎所有各国的经济中，对于补偿 制造品贸易方面的巨大贸易逆差来说，大约占全部国际贸易总额 20%左右的全球范围的服务贸易总量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尽管有些 国家（例如英国）拥有巨额投资收入来填补如果没有这些收入的 时候所可能出现的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缺口的很大部分。那么，怎 样才能使工业化以优化人类前景的方式在全世界得到普及呢？如 第二章所指出的那样，关键在于使用国际性的宏观经济协调政策， 来创造出既为使全球经济以比最近三十年的增长速度更快的速度 扩张所需要的总需求，又创造为实现这种快速扩张所需要的汇率 模式。 正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况、西欧在 1950 年代到 [322]1960 年代的情况以及我们现在在许多环太平洋国家所看到的

情况那样，一旦形成了稳定持续的经济高速增长状态，失业便很 快就不再成其为一个问题了。几乎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有了可以就 业的机会。另外，在所有快速增长的经济中，在劳动力中间也会 相应地出现一种提高教育和培训标准的趋势——之所以会如此， 288

部分原因在于国家的倡导作用，尤其是国家通过教育制度形成的 倡导作用，部分原因在于劳动力本身的自我努力，部分原因在于 在职培训的作用。同时，受全部潜在劳动力和已经实际参加工作 了的劳动力之间的比率的影响，还会有一种强大的、要求提高参 与率的压力。由于在册失业率的下降，在失业率没有下降的情况 下本来将会退出劳动力队伍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地重新被吸引到 劳动力队伍中来。在那些人口老化的国家，以及在那些如果不是 这样的话有工作的人的数量就很可能因为受需要他们照顾的没有 工作的人的数量的影响而显著下降的国家，这种现象是应当受到 鼓励的。在人们寿命延长但却仍然保持健康状态的情况下，给人 们提供继续工作的机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参与率能够被提高 的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克服税收和公共支出制度之间的紧张状况， 否则，这两方面之间的紧张状况在本世纪不远的将来就会陷入严 重的困境之中，特别是在人口出生率远低于人口下降率的许多发 达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如果重新实现了充分就业，通货膨胀会不会有以 1970 年代那 样严重的程度死灰复燃的危险呢？假若具有在任何环境中都必不 可少的足够胜任的经济管理能力，就没有理由相信会有这种危险。 导致 1970 年代的经历的原因，在于过度的信贷创设和随之而来的 [323]难以持续的繁荣。没有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必然会重犯这种

错误。比之于 1970 年代的情况来说，更有典型意义的倒是从 1950 年代到 1970 年代为时二十年的那个时期的情况，在这二十年中，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物价上涨幅度在 4%左右，而同时期的经济 增长率的百分比即使不比这个百分比更高，至少也有这个百分比 一样高。当然，在这二十年中也存在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其中有 些通货膨胀压力与有一段时间中的国内工资要价状况有关，当时 国际价格竞争状况比现在要缓和得多。不过，物价水平的上涨并 没有达到失控的程度。而物价上涨之所以没有失控，关键原因在 于生产率的高幅增长起到了吸收来自物价上涨的压力的海绵作 用。 289

另一种很不相同的对通货膨胀的担心，与汇率变革有关。这 种变革，是为使世界各地工业活动的分布更加均衡并力争在经过 一个时期之后使各国之间的生活水平趋于平等所需要作出的一种 变革。我们已经知道，只有当把经济活动的比例都放在制造业上 面的那些国家的成本基础与当前正在实行集中化政策的那些国家 相比有所下降的时候，才能实现这一目标。与其本身作为一个整 体的总产值相比，制造业部门所占比重较底且这方面比重常常处 于下降状态的那些经济，大都是发达的西方国家经济。不过，这 类经济也有可能包括世界上最穷的那些国家的经济在内，在那些 国家，由于人口出生率超过国民收入增长率，低增长率状态便进 一步恶化。如果要使这两类国家的经济绩效都得到改善，就必须 通过增加它们各自的货币供应量并降低利率，来改变它们各自的 货币政策，以便降低其各自的汇率。发达国家在与第三世界国家 进行[324]贸易方面存在着贸易壁垒，要想使克服在减少贸易壁垒 方面存在的政治困难成为可能，使发达国家有更好的经济增长绩 效，与使第三世界国家（仅仅为了缓解贫困和赤贫问题，这些国 家也应当成为减少贸易壁垒后的主要受益者）有更好的经济增长 绩效同样重要。 通常的看法认为，比较宽松的货币环境与货币贬值相结合， 必定会加剧通货膨胀，并将促成某种程度的价格上涨。然而，第 28 页（指中译本的边码——[54-55]）的“表 2.3”却提供了有力的 证据，说明具有通货膨胀性质的并不是货币贬值本身。虽然较高 的进口价格也许会将物价抬高，但是，较低的利率、较长久的生 产时间和对本地供应源的鞭策刺激，则会抵消这些价格的影响。 在较低的成本基础将增长率提高了的同时，如果通货膨胀率比增 长率高出一到两个百分点的话，那么，造成这两者之间的差别的 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在于主导性行业的通货膨胀。这种情况 （后面将会再提到这种情况），正是在制造业行业（在这个行业中， 快速增长几乎从来都不会造成物价上涨）和服务行业（在这个行 业，很难实现可与制造业相匹敌的生产增长率）之间发生的一种 290

起平均作用的过程。作为这种过程的结果，来自较低的汇率的对 出口竞争力和增长率的影响，往往是完全积极的影响。国民收入 的增长与出口价格的低幅增长是携手并行的。 贫困的减轻包含两个维度，其一是每个贫困国家国内贫困的 减轻，其二是各贫困国家之间国际贫困的减轻。究竟应当在何种 程度上减少不平等，这总是一个有争议的政治话题，但是，几乎 所有的人都会同意的是：超出某种限度的日益增长的极端贫困完 全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在任何经济内部来说，减少不平等的最好 办[325]法，就是回到尽可能接近于充分就业的那种状态去。这种 办法既能够直接改善处于最不利地位的那些人们的生活机会，也 能够提高税收和救济制度的功能（在发达国家尤其如此），使之能 够以所有人都可以承受的成本来为那些境遇最差的人们提供帮 助。更加难办的是缓解世界上最贫困的那些国家的状况，把它们 的人口从总是稳定在很低的收入和支出水平上（因为与国民收入 的增长相伴随的总是有越来越多的嘴要吃饭）的那种贫困中解救 出来。援助会起一些作用，但是，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唯一 实际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则在于贸易，在于形成各种提高生产力的 机会，尤其是通过制造业和农业来形成这种机会，以便既为其国 内市场，也为其出口能力的发展提供机会。发达国家所能作出的 最好的贡献，就是把自己的市场向第三世界的生产开放。发达国 家的经济状况越强劲，这一点就应当越容易做到。 至于可持续性，世界已经处在和时间赛跑的境地了。目前全 世界的人口是 60 亿左右，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很可能会达到 100 亿， 而且届时也许还会达到 130 亿。眼下这 60 亿人口中的大多数人， 其生活水平都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即使是 100 亿人口 （更不要说 130 亿人口了） ，要使这 100 亿人的生活水平都达到发 达国家的人目前拥有的平均生活水平，对世界的生态的压力也会 有巨大增加。经验表明，原材料供应源的枯竭问题可能并不是一 个无法克服的困难，而且也应当可以生产出足够的食品。但是， 在为如此大量增长的人口提供充足的新鲜用水方面，在污水和垃 291

圾处理方面，在保证充足的动力供应方面以及在避免全球气候变 暖失控等方面，却无疑会有一些巨大的问题需要克服。就像本[326] 书中的许多地方都已经强调指出的那样，至关重要的变量，将是 上升到稳定水平或高峰时期时的全球人口的总量。关键问题在于 要足够快速地使那些最贫穷的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到足以降低人 口出生率的水平，以便使最终的人口总量处在可控范围之内。而 眼下为此做过的事却实在太少了。单就非洲来说，尽管有爱滋病 流行，但其人口数量按 2000 年的估计已经有 8.32 亿，而且最近几 年还在以 3%的年增长率增长。世界上最富的地方和最穷的地方之 间的差距远不是在缩小，而是大大地扩大了。到 1995 年，占全球 人口总量 20%的世界上最富的人的生活水平，比占全球人口总量 20%的世界上最穷的人的生活水平高 80 倍，而 1960 年的这方面比 例是 30 比 1。人们相信，在 1990 年代期间，有占人类总数近四分 之一的人——即大约 13 亿人——的人均日生活水平低于 1 美元。 因此，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就是：要说服舆论和负责政策实施 工作的人们相信，存在着实现由上述全部可能性所指出的各方面 目标的道路。这是一项令人胆怯的任务。这项任务之所以令人胆 怯，不仅因为要说服人们接受新思想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而且因为：要在那些满足于现状的人们中间完成这一任务，势必 涉及一些重大的利益问题。而这种现状，又反过来反映出在有关 自从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以来经济本来能够怎样发展和本来 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上的认识的发展状况。 问题在于：需要实现的那些变革，并不是一些很容易就显示 出其对从当前现状中受益最多的人们的最佳利益有好处的变革。 发达的西方国家所拥有的富裕性和稳定性，已经在“什么样的经 济政[327]策是大多数人所能够理智地表示赞同的经济政策”这个 问题上造成了一种强烈的共识，即使这些得到人们赞同的经济政 策的总体效果明显低于本来应该可以达到的效果。问题在于这类 经济政策太偏向于对拥有财富的人而不是对创造财富的人有利。 它们有利于老钱而不是有利于新钱；有利于金融而不是有利于实 292

业；有利于服务业而不是有利于与服务业相对的制造业；有利于 专业人员而不是有利于企业家；有利于富人而不是有利于穷人。 为使全世界的人口能够释放出摆在其面前的真正的潜能，就需要 使全球经济绩效提高到比现在高得多的新水平。而相对从紧的货 币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高利率和高汇率，其所造成的条件，却主 要是一些恰恰与为满足上述需要所需具备的条件相反的条件。就 像过去的情况总是表明的那样，将会扭转舆论的那些思想总是那 些令人信服的简单明了的思想。这里需要探讨的话题是：在越来 越多的全球居民的有生之年中，由无法控制的对地球资源的种种 要求所展现出来的前景，是否将会提供一种足够强有力的推动作 用，以便使为在足够的时间内实现所需要实现的那些政策变革成 为可能。 由于对全球生态的压力变得越来越严重的那个时刻越来越 近，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的整体利益也变得 越来越重要，即使这些办法要涉及到一些牺牲，并且涉及要对他 人作出更多的、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难让人接受的让步。经济思 想史是这样一个历史：它已经显示出了一种引人注目的趋势，那 就是要退回到与在古典经济学家、新古典经济学家和货币主义者 们的看法背后起支撑作用的那些观念相同的观念去，这种趋势， 只有在凯恩斯主义政策盛行的那四分之一世纪左右的时间中才被 打断了。[328]凯恩斯在“使经济政策从其所栖息于其中的那种自 然状态中脱离出来——至少是在一定时间中脱离出来”方面所取 得的成功，来源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发生的大萧条和他在倡导变 革的时候所使用的那些获得了巨大成功的技巧，但这些技巧只有 在存在着有可能使这些技巧得到连续实行的那些条件的情况下才 会成功。我们现在需要认识到：当前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所采取的 办法（尤其是它们用以处理经济事务的办法）中反映出来的那种 经济政策思路，完全不适应二十一世纪将向我们提出的那些挑战。 那么，是不是会有可能形成一种能够在足够的时间内实现所必须 实现的变革的新共识呢？只有靠时间来告诉我们。但是，根据各 293

种说法来看，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329][end]

294